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
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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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距今已一千多年的时间，我们跨越一千多年的时光，依然能够感受到文中欧阳修细腻的文风。这首《醉翁亭记》作于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是年，范仲淹变法失败，欧阳修上书分辨，被贬谪为滁州太守。按照我们正常的预想，作为一个能力出众的青年官员，在自己并无过错的情况下惨遭贬谪，必然会在文中多少流露出抱怨与无奈，而欧阳修的《醉翁亭记》通篇都在描述“以民乐为己乐”丝毫没有幽怨之情。那么惨遭贬谪的欧阳修就不曾有一丝心忧吗？
欧阳老师气场逼人
欧阳修画像
滁州醉翁亭
醉翁亭记
北雁来时岁欲昏，私书归梦杳难分
井桐叶落池荷尽，一夜西窗雨不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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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景德四年（1007），欧阳修出生于绵州一个普通的官员家庭，幼年丧父自幼被母亲郑氏一人抚养成人，郑氏夫人出身名门知书达理，自幼便以“画荻教子”教育欧阳修。即使在家境没落之际，也未曾让欧阳修放弃学业。
天圣元年、四年（1023年、1026年），欧阳修两次参加科考均未录取，直到二十二岁，由其后来的恩师胥偃举荐，得以参加了国子监的解试，在国子学的广文馆试、国学解试中均获第一名，成为监元和解元，又在第二年的礼部省试中再获第一，成为省元（学习底子还是不错的）。
天圣八年（1030年），欧阳修参与由仁宗主持的殿试在崇政殿举行，应十四名，位列二甲进士及第。被授任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充任西京（洛阳）留守推官。并且还把他恩师胥偃的女儿娶了，成了胥老师的乘龙快婿。
宋仁宗这一辈子，真是踏踏实实的
天圣九年（1031年），得时任西京留守钱惟演的支持，以效法先秦两汉的古人为手段，力图打破当时陈腐的文风，推行“古文运动”。景祐三年（1036年）受范仲淹改革失败影响，欧阳修被贬谪为夷陵县令，康定元年（1040年），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庆历五年（1043年）“庆历新政”改革再次失败，范仲淹、韩琦、富弼相继被贬，欧阳修上书分辩，因被贬知滁州太守，正是在滁州任职期间，完成了流芳千古的《醉翁亭记》、《丰乐亭记》。
醉翁亭记
至和元年，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后自修《五代史记》。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担任礼部贡举的主考官，相继录取苏轼、苏辙、曾巩等人，自此以欧阳修为核心的北宋“古文运动”逐步开始，并对有宋一代的文风产生很大影响。晚年累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熙宁五年（1072年），欧阳修在家中逝世，享年六十六岁。获赠太子太师。 熙宁七年（1074年，获赐谥号“文忠”。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
范仲淹的小伙伴“富弼”
范仲淹的小伙伴“韩琦”
参军春思乱如云，白发题诗愁送春
遥知湖上一樽酒，能忆天涯万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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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的整个仕途生涯实在算不上平稳，总是充满了起起伏伏，两度被贬谪，皆因参与新政改革。但是欧阳修始终没有因此而后悔，也不曾因贬谪而懊恼，在《与尹师鲁第一书》中曾这样写道：
即使被贬谪，欧阳修并不希望自己和朋友整日只会抱怨，借酒消愁，即使作文章也不能充满幽怨之意。随遇而安始终是欧阳修面对狂风暴雨的态度，保持一颗平常心来对待世间的不平事。这也是欧阳修一直提倡的“三不朽”中的修身之法，功名利禄，起起伏伏不过是过眼云烟，唯有守身持正，以己修心，才是正道。
那么在欧阳修《醉翁亭记》中之所以看不到幽怨之意，除了其自身修心以外，和当时的社会也有很大关系。
琅琊山上的琅琊阁
醉翁亭“姊妹亭”丰乐亭
欧阳修滁州所建丰乐亭
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
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奈客思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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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果把唐代文人和宋人放在一起对比会发现，唐代的文人一旦遭遇贬谪，经常会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表露出自己的不满与幽怨。相较宋代文人，宋朝作为结束五代乱世的“大一统王朝”（这个大一统有待商议，姑且认之），在文人眼中也是继汉、唐以后，能够施展平生所学，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大舞台。且宋朝君主推崇儒家学说，与文人不谋而合。而宋朝内部高度繁荣和稳定的社会生态环境，也促使了有宋一代文人参政议政的积极性。
清明上河图，汴梁城是真热闹
清明上河图
但作为大一统王朝，宋朝有别于汉代、唐代，自创立伊始便伴随着危机感，强大的游牧民族始终对中原王朝虎视眈眈，极端的地缘政治环境让宋王朝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内部文化的繁荣并没有给这个国家带来更为长远的稳定，而宋朝的文人也长期处于一种缺乏“安全感”的环境内。
北宋这个地缘环境是真差
从整个宋朝的发展脉络来看，宋朝的文人虽然一直活跃在政治舞台，但是其发挥的作用却不大，仅有的范仲淹、王安石等人也只是草草收场，在这种环境下，宋朝的文人集团也就丧失了其天然的优越性，加之宋代的文人多出身寒门，不似唐代那般都是门阀子弟，世家大族，因此在仕途之上，个人身份的转换也就显得那么的容易接受。
欧阳修所作《投时相书》曾言：某不佞,疲软不能强筋骨,与工人田夫坐市区、服畎亩,为力役之劳,……用功益精,力益不足,其劳反甚于市区畎亩,而其所得,较之诚有不及焉……欧阳修将自己与劳力的工人做比较，认为自己连做工的力气都没有，自己的所做所得也许还不如工人。
无论这篇文章究竟是在何种情况下写的，但此时的读书人，已经不把自己放在很尊崇的位置，而是可以心平气和的把自己和劳力者进行对比，也侧面说明了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宋代文人，已经没有前程文人那般的傲气与高贵，唐宋交际和五代时期，已经打破原有世家大族、门阀子弟把持文坛的原有格局，取而代之的是宋代起身于“江湖草莽”之间的读书人，大家都是田间地头走到大城市的，也就没有了所谓的文人贵气。文人也就能够平常心的看待自己仕途的多舛。
唐代氏族文人的代表—李翱
唐代氏族文人代表—韩愈
卧闻岳阳城里钟，系舟岳阳城下树
正见空江明月来，云水苍茫失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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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作为北宋最为突出的士大夫代表，其在所写《送徐无党南归序》中提到其所以为圣贤者，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
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即所谓“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唯有以此为标准，方可流芳于千古。其中“立言”与“立功”既文章之事和仕途之事，始终是欧阳修最为看重的，并且随着年龄和阅历的不断增长，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变化。
其青年时期所作《答吴充秀才书》中曾这样提到文章之事：夫学者未始不为道，而至者鲜焉;非道之于人远也，学者有所溺焉尔。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曰:"吾学足矣"。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立功。"此其所以至之鲜也。
青年时期的欧阳修对于写文章更多的是针砭时事，而不是为了写文章而写，关注的是国家的事情，希望通过自己的变革来改变积弊日久的国家，文章只是自己的表达方式而已。
在其所作《荐布衣苏洵状》中曾这样评价苏洵的文章：其论议精于物理而善识变权，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其所撰《权书》、《衡论》、《机策》二十篇，辞辩闳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作为国家主管科举的官员，欧阳修始终认为，文章要有实用，决不可为空言，要对当下之事有自己的见解和方法。而不可只做能文之士，要注重文章与现实意义的结合。
苏洵
当欧阳修经历宦海沉浮，年过花甲后身居高位，则自觉自己身体难以为继，身居高位而心亦不能静。其作《观鱼轩》曾言：
在此期间，曾多次针对文章之事表述自己的观点，所作《苏氏文集序》中曾道：“斯文，金玉也。弃掷埋没粪土，不能销蚀。其见遗于一日产，必有收而宝之于后世者。虽其埋没而未出，其精气光怪已能常自发见，而物亦不能掩也。
《内制集序》“因览遗稿，见其所载职官名氏，以较其人盛衰先后，孰在孰亡，足以知荣宠为虚名，而资笑谈之一噱也。”
年过花甲的欧阳修认为此时的文章，已经不是不得意时排解的工具，而是立言于世不可得的工具，即使你曾经功名傍身，而此刻唯有文章可穿越千古，为后世所铭记，但这并不代表文章可以堆砌辞藻，提倡文章的实用性和表现性。
其庆历年间所作的《朋党论》，针对保守势力诬蔑范仲淹等人结为朋党的言论，旗帜鲜明地提出“小人无朋，唯君子则有之”的论点，有力地驳斥了政敌的谬论，这一类文章具有积极的实质性内容，是古文的实际功用和艺术价值有机结合的典范。
夜深江月弄清辉，水上人歌月下归
一阕声长听不尽，轻舟短楫去如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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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针对写文章这件事来看，欧阳修前后的观点还是有很大变化的，也许随着环境的变化和阅历的丰富，促使欧阳修做出这些变化，但是这些变化的背后也是欧阳修处世哲学的表现，从来不给自己下一个具有确定性的标准，只是随着环境的变化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不要试图把自己永远定在一个房间里，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房间你是否能够一直待下去。随着你的身体不断的长大，你的思想和行为也在发生变化。因环境变化而变化，始终是我们应该为之改变的。
欧阳修作为宋代“古文运动”领导者，一代文坛宗师，承接唐代韩愈的思想，在韩愈的思想体系以外，注入更多的实用元素，将个人意志与社会使命高度融合，是宋代文人集团的典型缩影。时隔一千多年，我们无法与古人促膝长谈，只能通过他的一篇篇诗文来了解他的人生与价值。欧阳修作为一个时代士大夫的代表，他的身上有着太多我们应该去了解的智慧，无论是朝堂之上力挺范仲淹的仗义执言，还是滁州城外醉翁亭上的饮少辄醉，在现实和理想之间，总有他无惧、无畏的声音，这声音指引着后来人，走向正道与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