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袁伟民走马上任中国女排主教练。这位出身于苏州菜农家庭的前中国男排队长，决心为中国女排冲击世界顶峰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开拓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道路。
世界杯失利让袁伟民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点
20世纪70年代，排球规则有了重大修改，拦网队员可以将手伸过球网阻拦，拦网队员在拦网触球后，还可以连续做第二次击球，不影响三次过网。规则的改变，使得排球比赛的网上争夺加剧，拦网成为左右胜负的重要一环，促使排球运动员逐渐向高大化方向发展。敏锐的袁伟民迅速意识到，现代排球运动的发展趋势将是高度、力量、技巧和速度的完美结合，“小、快、灵”的亚洲打法和“高、慢、笨”的欧洲打法都已经无法占据国际排坛的制高点，“高大、灵活、全面、快速”成为了袁伟民打造新的中国女排的思路。
1976年，袁伟民从漳州集训的队伍中挑选出12名精兵强将。这批队员身材高，有7个人的身高都在1.78米以上，主二传孙晋芳也达到了1.75米；她们普遍身体素质好，技术全面，其中就有后来夺取世界冠军的张蓉芳、曹慧英、杨希等人。
经过一年多的训练，中国女排的技术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已经具备了世界一流强队的实力。但是在1977年11月举行的第二届女排世界杯上，中国队虽然先后战胜了古巴和日本女排，被媒体称赞“进步惊人”，但是在第二阶段的四强争夺战中，先后惜败于日本和南朝鲜，与古巴、南朝鲜同为一胜二负，比胜负局最终名列第四，遗憾地未能登上领奖台。
世界杯结束后，日本媒体以“中国队距离世界水平还差半步”来形容中国女排的表现，这让袁伟民陷入了深思。当时的中国女排12名队员的技术都非常全面，连二传孙晋芳、陈招娣（当时中国女排为四二配）都具备不错的进攻实力，队内还拥有世界最佳副攻曹慧英。但是，中国队缺少像日本的白井贵子和古巴的佩雷斯那样的“重炮手”。比赛胶着的状态下，在多次获得防反机会时，由于缺少一名可以在关键时刻一锤定音的进攻核心，屡屡造成场上的被动。袁伟民认为，要想与人高马大的欧美强队抗衡，只有曹慧英这样的“机关枪”是不行的，必须要有能够摧城拔寨的“大炮”，而且还要有两三名世界一流队员才行，这将是中国女排最终实现突破的关键点。
苦寻大炮，郎平横空出世
1977年的全国女排锦标赛在南京举行，袁伟民到赛区观赛。不看则已，一看真是大喜过望。
若干年以后，郎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袁指导第一次见到我，又瘦又高，特别能跳，协调性还非常好，一下子就看上了”。当时的郎平刚满17周岁，还是一个非常稚嫩的孩子。她从13岁开始练田径，主项是跳高，后来跟着酷爱体育的爸爸去看了一场国际排球比赛，就迷上了排球。在她非常想打排球的时候，北京市第二业余体校的张媛庆教练偶然间发现了她，把她带上了专业排球的道路。一个艰苦的冬训之后，郎平的身高从1米79窜到了1米83，弹跳也猛增了12公分。随着她的水平不断提高，扣球力量越来越大，郎平逐渐成为北京排球圈的名人，被冠以“朝阳大炮”的绰号。
袁伟民决定将刚进北京队不到一年的郎平选进中国女排其实并不稀奇，毕竟郎平的条件在那摆着呢，可是袁伟民将郎平直接推上主力的位置，就不得不佩服他的魄力了。因为当时的杨希正值运动生涯的高峰期，郎平的能力还达不到杨希的程度。即便如此，
精雕细琢，袁伟民终于打造出世界级主攻手
毕竟是十几岁的孩子，郎平在刚进国家队的时候，发挥时好时坏，技术并不稳定。打好了，势如破竹；打不好，失误频频。由于进攻效果不如杨希，当时有一些专业人士对袁伟民的用人提出了质疑。这个时候，袁伟民真正做到了“用人不疑”，给予郎平充分的信任，经常鼓励她总结经验，恶补薄弱环节，在各类比赛中坚持使用郎平。
袁伟民对于郎平的培养，可谓煞费苦心，投入了大量精力。首先在进攻上，袁伟民要求郎平练好四号位的强攻外，对于二号位和三号位的进攻训练同样不能放松；在练好前排进攻的同时，后排的立体进攻也成为日常训练的重要一项。这在当年后排进攻还很少在比赛中运用的情况下，袁伟民无疑是具有先进理念的教练员。
在袁伟民的精雕细琢下，郎平逐渐成长为攻击力强大、地面技术过硬、各项技术运用娴熟、综合能力十分优秀的世界级主攻手。她能够在场上的任何位置发动进攻，不论是二四号位高球还是三号位短平快球和近体快球以及后排进攻都打的非常熟练，线路分化合理，轻重搭配，打吊结合；她的一传稳定，地面防守能力突出，是一名没有任何技术漏洞的全能型主攻手。她的横空出世让中国女排彻底解决了强攻不强的顽疾，为中国女排冲击世界冠军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袁伟民在郎平的成长道路上付出了巨大心血，成为郎平生命中名副其实的“贵人”，因此，郎平对袁伟民有着极为特殊的感情。时隔多年之后，郎平在评价自己的恩师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