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將軍潘鳳
滿清皇室是中國歷史上唯一得到善終的皇室，沒有之一。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主要有以下原因：
1、革命黨實力不足。
武昌起義爆發後，吹響了推翻清朝統治的號角，被視為辛亥革命的開端。
但革命黨當時實力嚴重不足，領導人孫文身處國外，當時身處武昌的革命黨因為孫武等人在漢口俄租界配製炸彈時不慎引起爆炸，導致被俄租界巡捕搜去革命黨人名冊、起義文告、旗幟等，秘密洩露。並拘捕劉同等6人，隨即引渡湖北當局。
湖北當局當即展開圍捕，導致革命黨人彼此失去了聯絡，最後為了防止革命毀於一旦，決定自行組織起義，希望以此來引導其他革命黨人發動起義。
但革命黨沒有形成統一的整體，大家大多各自為政，雖然得到諸多省份的響應，但終究還是沒辦法統領全國。而且革命黨到底還是倉促起義，實力太弱，尤其是沒有高級軍官，像黎元洪等人最後都被推上了指揮崗位。
由此可見，當時的革命黨的實力並不足以推翻滿清皇室。
2、其他督撫的影響。
雖說武昌起義得到了全國的廣泛響應，但很多地方的革命黨勢力終究太弱，佔據主導地位的還是當時滿清的地方大員，他們往往就是剪根辮子換面旗幟就算做是革命，甚至是捅落了屋簷上的幾塊瓦片，便自封革命黨XX都督，然後邀請幾個革命黨去擔任個官職，便完成了革命事業。
這些人大多執掌一方軍政大權，早就想獨立出來自己單幹，如今機會千載難逢，他們自然不甘落於人後，由此導致滿清皇室失去了大部分省份的控制權，實力越來越弱，最終無法與時代潮流相抗衡，不得不宣佈退位，作為交換，滿清皇室得以保全。
3、考慮國際影響
列強在中國各自擁有面積不等的勢力範圍，儘管他們沒有直接出兵干涉辛亥革命，保護滿清皇室政權不被推翻，但一直在積極關注當時革命的發展。
其實滿清皇室是否被推翻對他們來說無所謂，只要新成立的政府能夠保證他們的利益，他們很願意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對革命黨來說，儘管他們十分希望將滿清皇室趕盡殺絕，但畢竟還是要考慮國際影響，畢竟在當時的社會來說，發動政變並不是什麼難以理解的事情，但對屠殺、清洗等行為十分敏感，如果對滿清皇族採取暴烈清洗等手段，勢必造成十分惡劣的國際影響，這一點顯然都是要極力避免的。
4、直接原因，袁世凱
袁世凱編練的北洋新軍是當時滿清皇室唯一能夠依仗的戰力，同時也能接受革命黨的新思想，但袁世凱並非老老實實忠於朝廷，而是很有自己的野心。
最終通過各種手段，袁世凱對滿清皇室和革命黨進行了政治訛詐，迫使滿清皇室、孫文妥協，竊取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
而且袁世凱本人作為清朝臣子，本就從中獲取了極大的利益，對清朝皇室，沒有切骨的仇恨，從主觀而言，當然也不會願意對滿清皇室趕盡殺絕，畢竟那樣容易招來列強不滿，所以在南北談判之初，一方面極力為皇室爭取優待條件，一方面極力以優待條件，說服皇室放棄權力。
所以，最終滿清皇室還是得到了保全，沒有如前朝一樣徹底淹沒在歷史長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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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滿清皇室得以保全，就連末代皇帝溥儀最後都生活的非常滋潤，這一切都源於一位王爺。這位王爺就是載灃，他是光緒的弟弟，也是末代皇帝溥儀的生父，當年溥儀登基的時候只有三歲，載灃就名正言順地當上了攝政王，只不過是出生的時代不好，他也沒能夠發揮出來自己的才幹，挽救不了風雨飄搖的清朝，因此載灃的名聲不是很好，很多人都覺得是因為他的不作為才導致清朝落魄的，這位王爺總是被人罵作是窩囊廢。
清朝到了末期，載灃眼見著清朝的氣數已盡，就告訴皇族的成員們清朝現在的情勢已經不行了，解散了內閣，從此之後自己隱居，很少出來參加活動，也很少參與這些人的事情，很多人都請求載灃出面復辟都被載灃拒絕了。
其實他在朝廷中的地位還是很高的，很多人都非常尊敬他，也願意聽他的話，他在當攝政王期間更是以寬容和仁慈來示下的，所以清朝滅亡之後，皇族也沒有被趕盡殺絕。
後來日本人建立了偽滿州國，溥儀作為偽滿州國的傀儡一同到了東北，很多的滿清遺少也都跟著溥儀到了東北，想著能跟在後面享福。
不過此時的載灃心懷民族大義，拒絕了溥儀和日本人，依然過著隱居的生活。歷史證明，載灃的眼光確實是超前的，後來新中國成立之後，載灃還主動出售自己的居住地用來作為辦公場所。
身處清朝滅亡，國家動擋的時候，載灃用自己的所作所為保全了皇家的性命，清朝在滅亡之後皇族沒有遭到迫害，在歷史上都是不多見的，想想如果當年載灃動搖了，參與了復辟或者答應了日本，那結局可能就不是這麼簡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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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爆發之後，滿清王朝徹底走向了終點，然而當溥儀退位、滿清滅亡之後，不僅滿清皇室得到保全，就連溥儀退位之後也被允許繼續居住在紫禁城中，並由革命政府撥款供養，這又是為什麼呢？事實上，這還要從辛亥革命後，革命政府、袁世凱和滿清宗室三方的博弈說起。
革命政府：臨時政府並非鐵板一塊，立憲派最終取得上風
辛亥革命爆發之後，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於1911年12月成立，孫文當選臨時總統。然而，此時的南京臨時政府，內部其實是派系林立，形勢極為複雜，其中革命黨固然不在少數，但權力最大的，實際上是各省的立憲派。
所謂“立憲派”，其實就是清末隨著“維新變法”和“預備立憲”而崛起的一批政治人物，例如康有為、梁啟超、張謇、湯壽潛、蒲殿俊、譚延闓等，這些人部分活躍於朝廷的資政院，大多數則活動於各省的諮議局。
事實上，辛亥革命爆發之時，其中便活躍著立憲派人士的身影，例如“四川保路同志會”的正副會長蒲殿俊、羅綸便是立憲派人士。而在武昌起義後，同樣是立憲派積極策動南方各省獨立，使得清廷的統治開始全面土崩瓦解。
因此，辛亥革命之後，以各省諮議局為核心的立憲派，實際上掌握了多數省的政權，他們促使湖北軍政府參加南北和談，推進了國內的統一。“立憲派”的政治主張，顯然不是全面推行徹底的變革，而是在現有政治制度上推行“君主立憲制”，召開議會，建立責任內閣，以便上層民族資產階級參政。
而袁世凱最初也是隸屬於立憲派，因此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後，立憲派便又迫使革命黨人接受南北和談調解，推選袁世凱建立北京政府，使全國實現統一和穩定。例如1911年12月2日的“漢口會議”便確定“虛臨時總統之席以待袁君反正來歸”。而革命黨雖然對此不滿，但由於自身實力有限，且內部分歧同樣嚴重，最終只能選擇妥協。
同時，也是在這一時期，立憲派內部開始分裂，一部分主張持續的革命，徹底改變中國落後的面貌，例如譚延闓；而另一部分則繼續主張實行君主立憲制，而以康有為為首的保皇派甚至利用地方軍政府公然實行復闢，袁世凱和張勳的兩次復辟，其中便不乏立憲派的身影。
袁世凱：手握重兵實力不可小覷，態度先後發生重大改變
雖然武昌起義時，袁世凱仍然處於被罷免的狀態，但由於陸軍大臣蔭昌實在不爭氣，袁世凱很快便因局勢的惡化而重新被起用，不僅成為了清廷的內閣總理大臣、湖廣總督，而且北洋新軍幾乎就等同於他的私人軍隊。
袁世凱上臺之後，便向清廷奏請停戰，同時寫信給黎元洪議和，這自然引起了臨時政府中立憲派的重視，當南京臨時政府進行內部妥協，以大元帥暫行大總統職權，並選舉黃興為大元帥時，立即遭到了黎元洪等人的反對，最終還是選舉黎元洪為大元帥。
12月18日，袁世凱和黎元洪派代表在上海就政體、清皇室善後、大總統的確立等問題展開討論，南北達成共識，根據當時的形勢，袁世凱無疑將當選民國首任總統。但這樣的結果是同盟會無法接受的，於是在同月29日，同盟會連夜赴南京召集代表開會，提出成立政府，並選舉孫中山為第一任臨時大總統。事後，孫中山致電袁世凱，解釋原因稱東南各省久缺統一機關，行動困難，總統之職只是暫時擔任。
於是，袁世凱開始調集軍隊對南方施壓，革命黨迅速敗退，武漢三鎮被攻陷兩鎮，而袁世凱此舉同樣遭到了同盟會的報復，1月16日袁世凱在回家途中遭遇炸彈暗殺。18日，南北雙方再次展開會談，然而雙方在政體上始終難以達成一致。
此後，由於孫文向日本籌款備戰失敗，面對戰場上的壓力，在袁世凱同意同盟會多人進入總長之列後，孫文答應只要袁世凱能夠迫使清帝退位，那麼自己可以讓位於袁世凱。直到此時，袁世凱的立場才開始徹底改變，不再追求君主立憲制，加入到了迫使清帝退位的行列之中，畢竟大權在握的總統，是要比內閣總理大臣“值錢”的。
相較於水火不容的清政府和革命黨，袁世凱此時更像是個調解員，再加上這個調解員本身就具有相當大的能量，自然就使得他在調解中，可以攫取更大的利益，而為了自身的利益，袁世凱的態度實際上也經歷了多次改變。
滿清朝廷：仍然具有拼死一搏之力，內部同樣分為兩派
在辛亥革命之前，各國爆發的革命當中，其國家君主無非“被殺、流亡、君主立憲”三種結局，前兩種顯然是清朝皇室無法接受的，而第三種又是革命黨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如此一來，清廷與革命黨之間的矛盾自然極為尖銳。
而隨著形勢的變化，清廷內部同樣爭論激烈，主要分為主戰和主和兩派，其中慶親王奕劻、溥倫等人主和，正是他們積極促請袁世凱與南方交涉，儘快達成南北和解，希望盡力保住滿清皇室的統治。
而恭親王溥偉、肅親王善耆、鎮國公載澤等人則主戰，他們認為還沒有到兵臨城下的那一刻，更何況朝廷尚握有部分兵力，未必便沒有一戰之力。即使形勢不利，也可退往東北，然後再利用外國勢力，同樣可捲土重來，且已經派出肅親王善耆秘密前往東北活動。
1912年1月12日，主戰派的恭親王溥偉、肅親王善耆、鎮國公載澤、良弼、毓朗、載濤、鐵良等人秘密集會、成立宗社黨，強烈要求隆裕太后堅持君主政權，反對共和。宗社黨堅持認為應該罷免主張議和的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以毓朗、載澤出面組閣，鐵良出任清軍總司令，然後與南方革命軍決一死戰，直到宗社黨骨幹良弼被同盟會殺手彭家珍於1月26日炸死，主戰派這才有所收斂。
可以說，此時的形勢不僅極為複雜，而且極為微妙。清廷和南京方面可謂完全對立，而清廷要打沒把握，南京想打但沒錢，再加上雙方的武力也完全不是袁世凱的對手，於是雙方不得不以袁世凱為橋樑，極有默契的展開和談。然而，袁世凱實力雖然強，但他也不敢將雙方任何一方逼迫過甚。
在袁世凱倒向清帝退位行列之後，皇帝退位便已經成了定局，剩下的關鍵問題便在於如何安置退位之後的皇室。在其他國家的革命當中，國家君主的結局無非“被殺、流亡和君主立憲”三種，被殺和流亡清廷顯然不可能接受，而君主立憲此時又顯然不可能。於是，一個極富創造性的解決方案便新鮮出爐了，那便是後來的《優待條例》。
《優待條例》的新鮮出爐，其實是三方互相妥協的結果
1912年1月20日，和談當中的南京臨時政府向袁世凱正式提出了清帝退位優待條件，而這個條件的核心就是：皇帝尊號不變，民國政府待之以外國君主之禮，皇帝溥儀仍然居住在紫禁城，日後移居頤和園，並且每年由政府撥款四百萬兩供皇室開銷。
這裡有個很有意思的細節，溥儀分明是中國的皇帝，而且也沒有流亡國外，為何要以外國的君主禮儀去優待呢？問題就在於，如果以中國的君主禮儀待之，那豈不就是君主立憲？這顯然有悖於民主共和的思想。於是，南京臨時政府才決定將其視為在中國流亡的外國君主，這樣一來便避免了很多尷尬的問題。
自宣統三年（1911年）清政府廢除軍機處後，便開始推行責任內閣制，並任命內閣總理大臣和諸位官員，由於內閣成員中皇族過多，又被稱為“皇族內閣”。皇族內閣中的這些人滿清宗室，實際上才是決定國家走向的重要人物，袁世凱深知其中利害，因而其主要遊說的對象，便是皇族內閣成員。
帶著這個創造性的條件，袁世凱加緊了逼宮的步伐，他一方面以利害遊說和買通慶親王奕劻和那桐，獲取在皇室內閣中的話語權；另一方面則重金賄賂隆裕太后身邊的太監張蘭德，使其威嚇隆裕太后，言之若革命軍殺至北京，則皇室性命難保，若同意退位，則可有優待條件。
於是乎，在皇室內閣會議大部分皇室成員同意接受《優待條例》後，宣統皇帝溥儀的母后隆裕太后也只能點頭。於是，民國元年（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以太后名義發佈《遜位詔書》，宣佈清宣統皇帝退位，並授權袁世凱組織臨時共和政府。
而正是由於《優待條例》的出現，使得滿清皇室在清朝被推翻後，不僅能夠得到保全，而且還享受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優待。直到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並授意攝政內閣通過了《修正清室優待條件》，這才正式廢除帝號，並將清皇室遷出紫禁城，溥儀自然也被驅逐出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