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子"成为清华考题?"中国语文特性"之觉醒与展开

在三十年代初叶,当时学界出现了让人眼前为之一亮的"1932年小潮流",具体说就是"中国语文特性"之觉醒与展开。1932年9月5日,陈寅恪在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明确提出"中国语文特性"概念,从而成为"1932年小潮流"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与朱光潜的《诗论》,均成为"1932年小潮流"的重要著作。这是当时学界的一个不小的事件,但至今没有得到研究者应有的关注。


"中国语文特性"之说出自陈寅恪。三十年代初,"对子"竟出现在清华大学的招考新生的国文试题,这让不少人为之舌挢错愕。

陈寅恪为什么要为清华大学出"对子"试题?因为"对子"是非常具有"中国语文特性"之事物。在陈寅恪看来,考"对子",能够考察出学生的四种能力:

其一,"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知分别虚实字及其应用";

其二,"对于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分别平仄声";

其三,"对于可以测验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

其四,"对子可以测验思想条理"。

对于陈寅恪来说,与其考那些为时尚所重的格义附会型题目,倒远远不如考"对子"来的实实在在。

与此同时,陈寅恪还把批判的目光对准《马氏文通》。这是因为《马氏文通》所研究的中国语法理论,不是从"中国语文特性"本身出发,而是以欧式语法为准则来衡量中国文法或语法,这让陈寅恪大为不满。"其他属於某种语言之特性者,若亦同视为天经地义,金科玉律,按条逐句,一一施诸不同系之汉文,有不合者,卽指为不通。呜呼!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这一责问,意味着"中国语文特性"立场不容有任何游移与动摇。

那些典型的具有"中国语文特性"的事物还包括骈文、律诗等,陈寅恪都是备加珍视。

早在20年代初,周作人就已经趋向汉语言本体论。他在《国粹与欧化》中说,"我的主张则就单音的汉字的本性上尽最大可能的限度,容纳'欧化',增加它表现的力量,却也不强它所不能做到的事情"。


周作人在《国语改造的意见》一文中,明确反对他的朋友钱玄同以世界语取代汉语说,"但是到了近年再经思考,终于得到结论,觉得改变言语毕竟是不可能的事,国民要充分的表现自己的感情思想终以自己的国语为最适宜的工具。……我现在仍然只能用那运命指定的或好或歹的祖遗的言语;我们对于它可以在可能的范围内加以修改或扩充,但根本上不能有所更张"。

如果说周作人汉语言本体论体现了对于"中国语文特性"守护性质的话,那么其在1932年所写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则体现了对于"中国语文特性"申张特点,以"古河"为喻,让现代散文小品"生长"在明末小品文身上,这事在三十年代也只能发生在周作人身上,这也表明了周作人对"中国语文特性"的特别尊重与强调。

不仅如此,周作人在此书中还要求要在北大开八股文的必修课,这在当时人士听来就像是个笑话,但说明的是周作人对于"中国语文特性"的坚持与申张。

《采访周作人》是井上红梅1934年9月采访周作人的文章。周作人在该文中说,"社会改革家们如果把过去的、传统的东西彻底破坏,'中国'这种特色也就消失了"。不难看出,周作人内心对带有"'中国'这种特色"的看重。


朱光潜在1932年写成著作《诗论》,以表达对"中国语文特性"的维护与敬意,亦是要特别提及的。《诗论》又名《为诗的音律辩护》,朱光潜为什么要写此书呢?在三十年代,古典状态极浓的律诗,差不多就是一个荒谬的存在。

胡适在《白话文学史》认为"律诗是条死路";《再论信心与反省》把"律诗"与"八股"甚至是与"小脚"、"太监"、"姨太太"相提并论,律诗基本上是被全盘否定的。这恐怕就是朱光潜写作《诗论》的背景。

在对律诗的由来、形成、演化进行深入考察的基础上,朱光潜主要从三个方面为律诗辩护:其一,律诗的存在有其当然的历史合理性。律诗的兴起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由'自然艺术'转变为'人为艺术';由不假雕琢到有意刻划"。其二,律诗所取得的历史成就不容抹杀。律诗在大诗人手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这是一个历史事实。第三,主张要从客观角度研究律诗,而不要像"老吏断狱"式的主观臆测它、轻率褒贬它。朱光潜写道:"声律这样大的运动必定有一个进化的自然轨迹做基础,决不能象妇人缠小脚,是由少数人的幻想和癖嗜所推广成的风气……科学的第一要务在接收事实,其次在说明因果,演绎原理。"

不仅如此,朱光潜还主动出击,对于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存在的"六大问题",发出了"三大惊讶"。这些方面都表现了朱光潜对"中国语文特性"的珍视与敬意。

陈寅恪所提出的"中国语文特性",影响所及有两大收获。


一个是浦江清所持的文言为中国文学的正统说。据1932 年l0月3日《朱自清日记》载,任教于清华中文系的浦江清来访,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中国语言文字之特点,中国语乃孤立语,与暹罗、西藏同系,异于印欧之屈折语及日本、土耳其之粘着语,以位置定效用。又为分析的,非综合的,乃语言之最进化者。"并认为"故中国文开始即与语离。中国文学当以文言为正宗"。

当时胡适所表达的观点是"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白话乃是创造中国文学的唯一工具"(《文学革命运动》)。胡适的此一观点,代表的是那个时代的主流观点。能够"逆流"而上,浦江清能够发出自己的独特声音,还是相当难能可贵的,朱自清在日记中亦是赞赏不已。

浦江清不赞成当时废"文言习作"之说。

"假如一定要废文言习作,我赞成先废英文作文,因为多数人读外国文不过是以能看书为目的,而本国文中间的文言一体是在政法界、新闻界、商界以及不论那一个机关的办公室里,都要应用的"。

在浦江清看来,古白话文的好处就在于是原生态、无"污染","古白话文的好处是干脆爽利,因为没有参杂欧化句调,这种文章可以读来作写现代白话文的'底子'"。从这些方面都可以看到浦江清对"中国语文特性"的守护。

再一个就是朱自清提出的"中国间架"说。有一段时间,在学术上朱自清是密切追踪陈寅恪,只要其发表的文章,都要找来认真阅读。


朱自清还时常与陈寅恪的助手浦江清对一些学术问题进行深入交谈,浦江清若表达出精彩观点,朱自清便会倾心赞叹,这些在朱自清日记中都有记载。

什么是"中国间架"呢?在朱自清看来,分析中国事物,一定要着眼于中国立场,不能使用"外国模型"与"西方间架","不然则古人苦心俱抹杀矣","中国间架"从认识姿态上即是"同情的理解"也。

朱自清在日记中写道,"惟如讲中国文学史,必须用中国间架,不然则古人苦心俱抹杀矣。即如比兴一端,无论合乎真实与否,其影响被实大,许多诗人之作,皆着眼政治,此以西方间架论之,即当抹杀矣"。

朱自清还立足于"中国间架"说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辩护。1934年11月20日《朱自清日记》载清江清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认为其"低估了我们的哲学"。大约在一年后的《朱自清日记》这样说,"读完冯芝生的《中国哲学史》,是本好书。作者运用现代释义法,但在思想表达上并无外国之模式"。

"中国间架"说曾在一段时间温暖着朱自清的心灵,成为一段时期其评价学术事物的独特视角,亦表达了其对中国文化历史的温情与敬意。遗憾的是,朱自清的"中国间架"说等学术见解,没有在其学术研究领域进一步发扬光大,并且也没有进一步影响到朱自清的散文创作。

浦江清曾有一"慷慨激烈"的动作,就是想办《逆流》杂志。"时东三省已沦亡",华北又岌岌可危,浦江清在《清华园日记》中写道:"我提议办一杂志,以打倒高等华人,建设民族文化为目的,名曰《逆流》,逆流者,逆欧化之潮流也。觉民、以中、宾四皆赞同,不知何日能发动耳。我近日对于摩登主义恶感日深"。所谓"逆流",是"逆欧化之潮流",建设与弘扬民族文化之意也。这应该也是"中国语文特性"发生影响之一端也。


到了八十年代,已处于晚年状态的徐梵澄与郭绍虞,都有对于"中国语文特性"方面的反思与反省。"古文盛极,转而骈文渐兴;骈文盛兴数百年而散文复起","骈文一绝大的胜处在能以拟喻而表出难于直指之情,处处投出使人联想的故实,即所谓'用典',其词藻之工丽与声调之和谐,易于讽诵,便于记忆,犹其余事。其弱点在于倘用典过僻则难懂,使事不切则难工,而宇宙间没有两个恰合相同的事实。以言散文之所能,骈文无不能之"。徐梵澄把骈文放在与散文同等的地位上,考察其优长与不足。

郭绍虞的《再论文言白话问题》一文发表在《复旦学报》1982年第四期。郭绍虞更进一步,不仅阐发了汉语的简易性,还从语法之外文法的角度,论证了"骈文"出现与存在的合理性。"汉语本身有简易的一面, 所以古人并不必急于在这方面建立什么文法学或语法学, 所以同一论点, 今人看作是文法或语法上的字词之分, 而古人说的却是逻辑哲学及政治哲学上的问题","说明了汉语这一种特征, 那就自然会明白骈文自有它的文法"。

不仅如此,郭绍虞还接着陈寅恪的问题进一步往下讲,他在"对子"的基础上,阐述了汉语由三音节词所形成的独特的"鼎足对",并且认为"《马氏文通》摒弃骈文不讲是不对的"。


陈寅恪在二十年代中后期追悼与怀念王国维的一组诗文中,曾出现一组最为核心的词,为"神州"(《〈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赤县神州"(《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文化神州"(《王国维先生挽诗》)。在此基础上,因有"中国语文特性"这一概念。

"中国语文特性"和20世纪饱受劫难的"神州"命运是相依存、共死生的。王闿运《圆明园词》有"谁信神话尚有神"诗句,是为悲愤语;陈寅恪后亦有"谁问神州尚有神"之诗句,可说是沉痛语。陈寅恪在五十年代初写有论文《论韩愈》,其中出现了一个关键词为"华夏之特性",此与"中国语文特性"说为同一思想路线。

"中国语文特性"说是对20世纪现代性进程中的一次重要提醒。现代性价值观念的倡导没有问题,但若把现代性完全等同于西化与欧化,那就很有问题了。对于那些无视或蔑视"中国语文特性"者,陈寅恪痛贬其为"认贼作父"的"殖民地心态"。


参考文献: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周作人

《诗律》朱光潜

《朱自清日记》

《浦江清文史杂文集》

《徐梵澄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