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为国之本，当前中国正处于史无前例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快速发展和农民大量进城，那么农村呢？如何振兴乡村？乡村致力现代化怎样实现？村社集体存在哪些问题？养老互助如何开展？谁来担任村干部？
4月23日，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大国之基——中国乡村振兴诸问题》入选中国图书评论学会推出的2019年度“中国好书”榜单。该书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所著，贺雪峰学术研究上主张“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他坚持实地调研数十年，收集了大量案例与一手资料，探索数千个村庄背后存在的问题，在城乡治理、农业政策、农村经济、土地制度、社会政策、乡村文化、等研究领域发表了大量著述，是“华中乡土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澎湃新闻记者就此书与乡村治理等问题专访了贺雪峰。
贺雪峰
澎湃新闻：农村的人、财、物流入城市，使得农村空心化成为当下最为普遍的现象。对于你提到的四种乡村建设（一、农民在农村生产生活保底的乡村建设；二、地方政府打造的新农村建设示范点；三、满足城市中产阶级乡愁的乡村建设；四、借城市中产阶级乡愁来赚钱的乡村建设），你更倾向于保底的乡村建设，为什么？
主要经济活动发生在城市，经济机会也就主要在城市。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以获取二三产业的就业收入。在绝大多数农村，青壮年进城，中老年人留守村庄。留守群体是最为广大的农民，乡村建设必须照顾这个最大多数，其目的是维持他们的基本生产生活秩序。这样的乡村建设是保底的，也是最基础的，最重要的。
澎湃新闻：你提到的乡村建设的四种类型，在实际的乡建实践中，哪一种类型最常见？你所强调的保底的乡村建设，在实践中遇到哪些困难？是否有这方面做得很优秀的实例？
国家资源是公共资源，应该“补不足”而非“补有余”。在乡村建设上，就是应当用于为缺少机会的广大农民提供基本生产生活条件，维护农村基本秩序。现阶段的乡村建设，是要为广大农民的生产生活提供保底。发财致富靠市场，基本保障靠国家。基本保障是不应该也不能够市场化的。
澎湃新闻：一般人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经济发展上来了，才有能力去搞文化建设。为什么你认为乡村建设的重点是文化建设？
贺雪峰：有必要再次强调，乡村建设应当以保底即保持农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为重点，国家资源下乡的主要目的，是提供城乡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
在基本公共服务问题解决之后，乡村建设还可以着力于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二是文化建设。经济发展主要是发展农村产业，让农民致富。不过，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主要经济机会在城市。仍然留在农村的2亿多农户，仅靠农村产业是不可能致富的。所以，农户家庭中的青壮年劳动力都进城去了，甚至农民全家都搬到城市去了。中国农村太大，人口太多，即使中国完成城市化，城市化率达到70%，仍然会有四、五亿人生活在农村，并且往往是缺少进城机会的那些农民。这些农民靠农村产业发财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他们完全可以通过提高闲暇生活质量来获得福利改善，过一种“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这未尝不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美好生活。文化建设可以增加社会资本，增强村庄信任。良好的人际关系、丰富的文化活动并不需要有高收入作为支撑。农村老年人有大量闲暇时间，老年人协会组织老年人自编自演、自娱自乐，就可以减少寂寞无聊，提高生活品质。文化建设投入少，效果好，在当前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条件具备，农民有大量闲暇时间的背景下，通过文化建设提高农民生活品质最容易见到成效。
澎湃新闻：中国现在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农村的老龄化问题也不容忽视。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应对农村老龄化？你在书中提出了农村老人互助养老的构想。请问现实中，是否已经有这样的互助养老的实例？这种模式是否应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铺开？
贺雪峰：当前，中国农村普遍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农户家庭中，年轻子女进城务工，年老父母留村务农，农民家庭发生了城乡分离，农村老年人普遍不愿意进城与子女一起生活，之前主要依靠家庭养老的农村养老面临挑战。
老年人之所以不愿进城与子女生活，一个原因是，觉得与子女在城市生活，成了子女的拖累，不自由，没意思；另一个原因则是，留在农村，与土地结合起来，可以生产劳动，可以证明自己仍然有用，不是只能吃闲饭。农村生活成本低，村庄熟人社会非亲即邻，有无话不谈的老伙伴。村庄生活，与大自然亲近。既是祖祖辈辈生活过的地方，又是最好的归宿。因此，失去城市就业机会的农村老年人一般都愿意回村养老。只要身体健康，回村养老的日子都是好日子。
关键问题是，失去生活自理能力之后，不愿进城的老年人如何养老。国家鼓励发展机构养老，机构养老除收费超出一般农户家庭承担能力外，最大难题是切断了老年人与村庄的社会联系，养老变成等死。只要有生活自理能力，即使是农村孤寡老人，一般也不愿到乡镇敬老院养老。
互助养老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2003年开始，我在湖北洪湖、荆门四个村发起组织了四个老年人协会，帮他们建了老年人活动中心。十几年来的经验证明，老年人协会不仅丰富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而且形成了老年人的互助和照顾。2008年，河北肥乡县推广村庄互助幸福院，鼓励村庄低龄老年人照顾高龄老年人，身体好的老年人照顾身体弱的老年人，效果也很好。互助养老主要有三项技术：志愿服务、低偿服务和时间银行，三项技术需要有村庄内部的认同、信任，需要有村庄社会资本的滋润。
互助养老不是对家庭养老的替代而是补充。如果村庄互助养老能发展起来，就可以提供一个低成本高品质的应对老龄化的中国方案。
澎湃新闻：国家要求消除贫困的最后期限是2020年，如何看待我国的扶贫以及精准扶贫工作？
贺雪峰：精准扶贫极大地缓解了中国农村的贫困，成绩伟大，功德无量。同时，精准扶贫也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主要是形式主义一直比较严重，大量资源投入没有产生预期效果。2020年消除贫困之后，基层治理应当着力总结精准扶贫的经验和教训，建设更加美好的农村。
澎湃新闻：你认为村级治理制度应该如何在权力制衡与效率之间达到平衡？
贺雪峰：中国地域广大，不同地区情况千差万别，基层治理要面对实际问题，就必须因地制宜，形成解决问题的个性方案。基层治理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是必然的，自上而下的严格要求却往往是标准化的，标准化的上级要求与多样化的基层治理之间存在冲突。
基层工作要做好，离不开基层干部的责任心和主动性。基层干部的责任心与主动性往往不是仅仅追责可以激发出来的。只强调追责，基层治理中就必然出现应付追责的形式主义，而不可能产生因地制宜进行治理的主动性。相信基层干部，给他们治理空间，比一味追责更能激发基层干部积极性，提高基层治理效率。
澎湃新闻：在你实地调研的过程中，“中坚农民”在各地区农村是否普遍存在？他们是如何在农村生产生活秩序维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
贺雪峰：“中坚农民”是当前中国农村十分重要的群体。分田到户后，所有农户家庭都以户为单位按人均分了土地。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越来越多农户举家进城务工经商，他们进城后不再种地。一部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因为种种原因不愿或无法进城，他们将进城农户的土地流转过来扩大经营规模，形成适度规模经营。这些形成了适度规模经营的农户，依靠农业就可以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的收入水平，因此成为农村的“中农”。正是大量进城农民让渡出在农村的获利机会，才孕育出了一个新兴的农村“中农”群体。
中农群体因为可以通过适度规模经营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的农业收入，又有完整的家庭生活，又是农村留下来不多的青壮年劳动力，因此成为农村社会的中坚力量，也就是“中坚农民”。中坚农民，是农村基层治理的骨干力量，是村庄干部的天然人选。村干部中农化，或中坚农民担任村干部，是一个逻辑的两个方面。
农村在人、财、物流出的情况下仍然保持基本秩序，有内外两个原因：外因是国家大量资源投入，内因则是农村“中坚农民+老人农业”的稳定结构，这一结构使得中国农村具有强大的内生秩序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