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亲民严吏政策

元朝政权在进占中原时,把蒙古一些落后的东西带到了政治和经济政策中去,他们大肆掠夺农民的土地当牧场。他们还学汉人地主向农民征收地租,掠夺土地达到十分贪婪的地步。元朝掠夺土地有三种方式:其一是皇帝“赐田"。“赐田"对象为蒙古贵族、色目人和汉族官僚地主。一次“赐田"上千顷,甚至上万顷。其二是元朝政府拨给地方官员“职田”。三品官职田的佃户为5OO~700户,九品官也有佃户30~50户。佃户每亩要交米3石。其三是元朝政府将大量的土地划拨给寺庙。元代全国寺观林立,僧道人数极多。所谓僧道其实就是官僚地主的佃户,在元朝政府和官僚地主的压榨下,百姓已经没有了活路,起义造反是唯一选择。

朱元璋从小就是在这种环境中生活的,17岁时父母在灾荒饥饿中死去,他被迫到皇觉寺当和尚,寺庙也揭不开锅,就外出乞讨流浪了3年。使他对社会现实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同时也开阔了眼界,他毅然投身于起义的洪流中去。从他独立率领起义军开始就十重视义軍的组织纪律。1355年起义军攻破和阳城,他召集诸将说:“诸将自滁来,多虏人妻女,使民夫妇离散,军无纪律,何以安众。凡军中所得夫妇,当悉还之。"

明朝是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的,百姓安居乐业是政权稳固的基础。贫苦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决定废除元朝的役民政策,实行轻傜薄赋的政策,在全国大兴水利;号召百姓和军队开垦荒地,新开荒地免税3年;广种棉、桑、枣、麻。在他的强力政策干预下,全国掀起了一场纺织革命,百姓的穿衣御寒问题较块得到了解决。凡遇洪涝、旱灾、蝗灾和其他天气灾害,一律减免赋税。遇到大灾,朱元璋要求官员第一时间向他报告,那怕半夜接到灾报他都立即处理,诏命减免税赋,还从全国各地送米布赈济灾区。1370年久旱无雨,朱元璋身穿素服草鞋,登上山川坛乞求上天降雨,晚上衣不解带睡在山川坛上三天三夜。

由于朱元璋勤政爱民,提倡节俭,重视农桑,轻徭薄赋,在各种政策的激励下,战后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洪武十三年(1380),全国兴修水利,共“开塘堰40987处,疏通河流4162处,修建陂渠堤岸5000多处。全国开垦荒地一亿八千多亩,加上军屯和商田,全国耕地增加了一倍多。大明王朝出现了文治昌盛,民生发展的繁荣景象。

朱元璋在恢复社会经济的同时絲毫也没有放松对官僚集团的整治。大明王朝建立后,又经过十多年的战争,才消除了元朝残余势力的威胁,平定了南方的割据势力,巩固了王朝的统治。朱元璋依靠一批文臣武将夺得天下,这批人逐渐在政治、軍事和经济上形成了相当的大势力。他们中有的贪污受贿,有的心怀不轨。为了政权的稳固,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颁发了申诫公候的《铁榜文》。洪武八年又编了《资世通训》,苦口婆心劝臣僚对他效忠,“勿欺勿蔽"。洪武十三年又编了《臣戒录》。洪武十九年又颁发了《至戒录》。尽管如此,仍有一些开国功臣骄纵违法,甚至心怀不轨,严重威胁到朱明王朝的稳固。这时朱元璋不得不向往日共甘共苦的患难兄弟举起了杀头的刀。严厉惩治有谋反苗头和贪污腐败的官史。

洪武十二年(1379)占城国进贡,丞相胡惟庸竞不向朱元璋上报,后又有御史告胡惟庸打算联合日本、蒙古推翻明王朝。此案历时十多年,被杀丞相2人,侯21人,共计3万多人。蓝玉是朱元璋儿女亲家,指挥大軍屡立大功。后来逐渐骄纵起来,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告蓝玉谋反,牵连到吏部尚书、户部侍郎等文武大臣,共诛杀一万五千余人。

朱元璋对贪腐官员处罚尤其严苛。对贪腐官吏通常法外施刑。手段有挑筋、剁手指、断手、断脚、剜膝、刷洗、抽肠、凌迟等。尽管如此严刑峻法,仍有官员顶风作案,朱元璋决定加大处罚力度,规定受贿四十贯判流放,受贿一百贯判绞刑,受贿六十两斩首示众并剥皮实草。当时各府州县和卫所衙门左边都有土地庙,或称“皮场庙”。贪官们被押到这里,先剥皮再割下人头挂在长杆上,剥下的皮塞满稻草摆在衙门大堂公座旁边,用来震摄下任官员。朱元璋治贪手段可谓空前,但仍有官员犯案,于是朱元璋下令,今后凡是贪腐的,不管多少都杀无赦。空印案和郭桓案都是惩治贪腐,胡惟庸案被杀官员也多涉贪腐。光这三案被杀的官员和家属就有七八万之多。朱元璋反腐不只针对功臣和官吏,对皇亲国戚也毫不留情。朱元璋的女婿欧阳伦因私贩茶叶被治罪,女儿脆在朱元璋面前求情,他仍下诏让欧阳伦自杀。

这场反腐斗争前后历经二十多年,被杀官员无数。经过这场反腐斗争,明朝官场吏治清明。清朝编修的《明史》称,经朱元璋治理,百姓安居乐业,吏治澄清长达百余年。海瑞对朱元璋治贪感慨说:“太祖爱民如子,如果敢于絲毫侵犯百姓利益的官吏,都要加以酷刑,数十年间百姓安居乐业,千古以来的盛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