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某明的恶行引起网络大众的声讨，义愤填胸的要定鲍某明的强奸罪。可是在法律层面上讨论，又好像证据不足。
是网络讨论也走向一个误区，重点关注是否自愿的问题。
不需要考虑是否双方自愿，都足以定鲍某明的强奸罪。
2013年10月25日颁发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第21条规定：“对已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女性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利用其优势地位或者被害人孤立无援的境地，迫使未成年被害人就范，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以强奸罪定罪处罚。”
但是这条法律本意是加强对满14周岁的未成人保护的，但是实际上运用很少。一是条件定量难，定量的范围可大可小。
这条法律本意是扩大对满14周岁未成年人的保护，我们应该追寻立法的真正意图，而不是教条去理解。
我们要理解这条法律的本意是保护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其实上面:施害人是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利用其优势地位或者被害人孤立无援的境地的情况。已经是形成了对被害人的迫使，应无需再证明。
在已经确定施害人与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时，只要符合两个条件:一是施害人是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二是利用其优势地位或者被害人孤立无援的境地的情况。就可以定强奸罪，不考虑双方是否自愿。
回到鲍某明案。这个案件一直纠结是否自愿的问题。但是这个不是重点。根据上面的法律，无论是否双方自愿与强迫，只要鲍某明符合上面两个条件，就被定为强奸罪。
首先我们已经确定鲍某明与被害人发生了性关系时，被害人是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
其次鲍某明是否同时符合这两个条件:一是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二是利用其优势地位或者被害人孤立无援的境地的情况（符合一项就可以了）。
很明显鲍某明符合这两个条件，应该被定强奸罪，而且还长期实施犯罪，理应从重判刑！
分析如下:
一是鲍某明符合第一个条件:是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现在充分证据证明鲍某明有收养被害人的意图，虽然由于不符收养条件没有办理收养手续，但是被害人这四年来断续跟着鲍某明生活，还叫他爸爸，已经形成事实收养关系。被害人的监护权事实已经从她母亲转移到鲍某明上了，形成了是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
二是鲍某明43岁，身高190厘米，200斤。高学历，留学，懂法律，公司高管，有钱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和能力的精英人物。相对于被害人，14周岁，单身家庭，从小被父母抛弃，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他们过世后，被母亲送给鲍某明收养（被害人母亲遗弃女儿，可能涉及犯罪）。
这表明鲍某明对被害人形成绝对优势地位，已符合第二条件。而且被害人还处孤立无援的境地，她除了依靠鲍某明，没有其他人依靠，连她亲生母亲都将她送人了，你说她还不孤立无援吗？
完美符合这两个条件。
纵观鲍某明案，已经是一个标准的强奸犯罪，强奸罪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鲍某明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他以为熟知法律。在被害人年满14周岁后发生性关系如果自愿的话，不算是强奸。
他做了两手准备:一是等到2015年12月31号凌晨一过才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这样无论什么情况，2001年出生的被害人都已经绝对满14周岁。
二是:预先收集与被害人相处时亲密无间的证据。来防止以后出现被害人告他的时候，用来证明自己的无罪。高识懂法律的人犯罪是很可怕的。
而被害人在这四年的折磨当中已经出现严重的精神问题，自杀几回，这是忧郁症和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也就是人质情结。受害者长期被施暴者控制，会产生一种爱恨交加的念头，或者想反向控制施暴者不离开自己的意图。对施暴者情感反复无常，可能连被害者都不清楚对施暴者是恨还是爱多一点。
被害者明显表现出对鲍某明的爱恨交替反复的情况，这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表现会迷惑普通人，以为被害人和施害人是恋爱关系，再加上鲍某明的文字录音证据更让有些人认为他们是恋爱关系。但是这恰恰相反，这是鲍某明对被害人长期性暴力和精神控制所产生的精神病态现象。
这种无形的对未成人实施隐形控制，实行长期性暴力的行为，比将未成年人控制在密封空间，进行长期性暴力更难定罪。虽然犯罪的本质是一样。却更可恶，更难定罪而使被害人受到二次精神伤害。
4月1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官方微博称：针对鲍某某涉嫌性侵一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已派出联合督导组赴山东，对该案办理工作进行督导。
这是这个案件的转折点。相信会得到一个公正的审判。
期望这个案件成为一个保护满14周岁未成人性侵案的样板。犹如龙哥反杀案，普及了正当防卫权。
对熟人（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与满14周岁的未成年发生性关系时，不止考虑自愿问题。还要考虑是否利用优势地位或者被害人孤立无援的境地的情况。如果有，只要有发生性关系就是强奸。
这样有优势地位的成年人与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时，很大概率被判为强奸罪。从而惊醒这些有意图的成年人，不敢实施犯罪，而不是自愿就没事。这样有效的保护了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的合法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