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故乡万家山及左右的村里谁不知道三堂。你看，那是万家山的三堂。最可恶的有些女人骂男人说:"你还不如万家山的三堂。"
三堂，是万家山大房人，祖先在硬山住，以后搬到下山，几易其扯，最终在邹家能能安了家，扎了根。佃农出身，他的父亲年轻时给高里院我大爷，即大名鼎鼎的万主任当马夫。
三堂弟兄三人，他是老三，母亲在生下他半岁左右病死了。后来，老大，老二均成家，他和父亲过着。由于缺少人的指教，在农业社只是放羊。早上起来在一个布一袋里装一片先麦面田馍，提一条鞭子，给老五父当帮手。把羊赶到红崖沟里，中午在沟里爬下喝一气凉水，再吃点干馍。到下午日落西山时，和老五父把羊赶回来圈在窑下的"牛羊上山"的羊圈里，门一拴，一天完事了。至于羊多一只少一只，羊肥瘦如何，母羊啥时下羔，诸如此类问题与他无关。老五父曾叫他学写"一，二，三，四……"这些数字，教了几年也学不会，再后来也就再没兴趣和口舌教他了。就这样，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到到中国的八十年代初期。生产队解散了，分产到户，羊没了，自然三堂的放羊生涯也就终止了。
他属龙的，一九五二年生的。那时，也三十岁了，比他麻利的还打光棍呢，给他那里还有女人。你只要能吃饱就不错，女人婚姻的事你也就别想了吧。那时我们学生娃下午放学都要去割草，我们常常见他背着背篼。头抬得挺高，两只眼晴半眯着，胡子一年四季晓不得刮。他哥实在看不过着，连头发，胡子一齐刮得光光的。戴得不知道谁送的那顶蓝帽子油腻都渗出来。也不知道洗。把手不管春夏秋冬都统进袖子里，两个脚很大，穿一双破布鞋，两个脚张开，不紧不慢地走在十字路。我们小孩子故意把他的草偷几把，放在自已的背篓里，他也不知道，继续张哈哈地笑。
最便我不能忘却的是他说的一句话，"谁能把我引上走回城，要一些衣服。"当他说这话时，我们小孩子只是笑一笑，知道是不可能的。也许是时势造英雄吧，三堂在农业社只会放羊其他都不会干的人，以后也陆续学会了干其他一些简单的农活。种地时，他就打胡曲。收麦时，也能慢慢地学着割一些，尽管很慢，割一把丢半把的。也学会了挑水，填炕，给牲口铲圈，做饭时也偶尔帮孙女小华烧火。
后来，我不上学了，到城市里打工，偶尔回家，看见他蹴在崖边上，端着大洋碗在喝汤。"大明，回来了，你把我引上走一回城，要一些衣裳，我没一件新衣服。"我只是笑一笑哄他"能行"。
有时，我闲了到上面去玩，见他在外面住着一间草房，旁边是牲口圈，养着一匹红马，在粪场里晒了一堆一堆的馬粪，他跪在炕眼门在填炕，炕上的草席也烂了，只是一床破棉，心里很是不安的。同样是人，他咱就这么可怜，小时失去母爱，以后，父亲忙着生计，缺少教养，到后来，更谈不上爱情，婚姻，家庭。其他他不笨，只是缺少其他人所具备的家庭条件。父亲也常常把自己，包括我穿的一些旧衣服，鞋子给他穿，扔了怪可惜的。
每当我回想时，他见到我时，也常常是那句话，"谁能把他引上走一回城，要些衣服穿。"这句话说了不知多少遍，不知多少年，逢人就说。谁能做到呢。没有人做到。这也许是他的梦想吧。
九九年秋天，我在市上打工，有一个张家寨的亲戚来找我有点事。闲聊中说，万家山的三堂死了。把我惊的站起来，忙问其因。种麦时，那一天下起大雨，人都往回赶。他到家时院里子积满了水，一根电线断了，落在院子里，他不知道用手去捞，被电击倒在水里，雨停了，他也走了……
我透过模糊的泪水，仿佛看见他仍站在崖边上，端着碗在喝汤。仿佛还在说那句说了一輩子的话，,"谁能把我引上走一回城，要些衣服。"这也许是他一辈子唯一的愿望。但这个愿望始终没有实现。
论辈份，我还要叫他哥呢，在活着的时候，只是叫他三堂，尽管父母多次批评我，三堂，不能叫名，应叫哥。但我从没叫他一声哥。
安息吧，三堂，安息吧，我的邻居三堂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