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开宗明义：在综合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发现了一个“悖论”。
即，“大革命的目的是要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封建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专制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
因此，托克维尔嘲笑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人，“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仇恨主子”，也正是因为仇恨大于自由，法国大革命最终血流成河，拿破仑当上了皇帝。
反抗与仇恨都不等于自由，自由是一种普遍权利，真正的革命不是为了奴役别人，更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建立起一种持久的自由秩序，以便让所有人能够在这种秩序中平等的生活。
从政治上说，它关系到对强权的约束。一个人被另一个人奴役，不是因为这个人强而另一个人弱，而是因为奉行强力逻辑，弱者不得不屈从于强者。
同理，只要这种强力逻辑不被打破，当有朝一日强者转弱，弱者转强，恃强凌弱的悲剧仍会再次上演。暴力的方向发生了转变，但是暴力的结构并没有改变。
反观中国历史，我们也经历了太多“以反抗始，以悲剧终”的所谓革命。
如果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自由，而只是为了反抗本身，就意味着革命不但没有建立起新的秩序，也没有建立起新的价值。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哭”。
02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狄更斯关于大革命时期法国的评价似乎同样适于今天的中国。
一位法国学者亦评价说：今天的中国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东欧，也像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1870—1940）。
熊培云说：中国是“二十世纪流血，二十一世纪流汗”，想必以流汗之世纪代替流血之世纪，也是今日绝大多数中国人之所想。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里分析说：“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封建制度在盛期并不比行将灭亡时更激起法国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
所以，路易十六的不幸就在于，虽然他当年已经着手改革，但他改革的决心与未来的格局却没有跟上巴黎那些脚戴镣铐的“半自由人”冲向巴士底狱的速度。
法国大革命推翻了旧制度，自然被视为历史的进步。然而“革命的马车”最终失控，冲进了人群。理性的冒险变成了现实的灾难。此后若干年里，法国更是在专制与共和之间摇摆不定。
据说，有许多外国人现在也迷上了中国的麻将。原因也是可以推倒重来。
法国大革命发生以后，远在英国的思想家爱德蒙·柏克曾警告海峡对岸暴躁的法国人，正在让法国变成“文明的废墟”。
值得庆幸的是，法国没有走上“不断革命”的不归路。十九世纪，在思想文化领域，从托克维尔到孔德，从雨果到左拉，法国的思想家、文学家、社会学家为法国社会理性和心灵的重建源源不断地输送养料，使“自由、平等、博爱”的核心价值观以及人道主义、法的精神等在血腥的革命之后得以接续。
正是国家与社会的多线并进，使在革命浪潮里风雨飘摇的法国绝处逢生，“大革命驶入了港湾”。
显然，雨果并不反对革命，也不反对共和国的建立，他反对的是你死我活背后的“换汤不换药。”
他在《九三年》里写道：一个险些杀了戈万的保皇派在被捕后求死，而戈万的态度却是，“你要活着。你想以国王的名义杀死我，我以共和国的名义宽恕你”。
革命是为了“告别革命”。让一切回到人的命运本身，这才是雨果理想中的法国大革命。为自由而战，而不是为革命而战，“在绝对的革命之上，还有绝对的人道主义”。
03
回顾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的改朝换代，或曰“运动”，或曰“起义”，或曰“暴动”，为什么无一堪称革命？就因为这些暴力群体推崇的都是你死我活的强权哲学，爱的都是水浒式的反抗而非雨果式的自由。
法国大革命之后一百年，远在东方的清帝也退位了。或可算是一次“光荣革命”，只是随后的历史又完全朝着另外一个方向猛烈开进。
如鲁迅诗云：“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直至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是，也正如熊培云所说，我们进入到了一个“流汗的世纪”。……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里，托克维尔继续他的“悖论说”：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数十年那样发展迅速。”
路易十六在位时是旧制度最繁荣的时代，何以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尤其是当托克维尔观察到：革命前夕的法国政府虽然依旧足够强大，却不再单纯地实行专制，而是在“到处维持秩序”；法国人民则“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在这样的情势下，为什么还会爆发摧毁一切的大革命？
托克维尔的判断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王法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流弊被消除，使得人们更容易觉察尚存的其它流弊；痛苦确已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此前人们对未来无所期望，现在人们对未来无所畏惧，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
必须承认，就我们这个国家而言，在经过了漫长的、流血的、革命的近百年之后，中国“告别革命”的任务实际上并没有完成，这是这代人，或下一代人最需要面对的现实。
法国最终告别革命，就经历了漫长的一个多世纪，是一个多线并行的进程。今天的中国，若要真正告别革命，亦需要在政治、经济与社会等各方面进行长远的、彻底的革新与发展。
尤其是文化和教育。这个责任亦在当代，或下一代知识分子的肩上。索尔仁尼琴说：“对一个国家来说，拥有一个讲真话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
因为看到“多数人暴政”的危害，穆勒也坚定地认为，全世界让一个人沉默并不比一个人让全世界沉默更具有正当性。
04
从一个独立作家的角度来说，自由的思想（言论）无论是对于国家还是社会，我认为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时至今日，在一个既没有真正完成又没有真正告别革命，一个强权还在指挥头脑的时代下，好在，笔者至少还能够坚持不违心的做一些事情。
然而，这必然是一个势利的时代，没有理想，也没有了信仰，从国家到社会，“强力思维”无处不在。比如，“认真你就输了！”这简直是犬儒世界的墓志铭，而我偏偏是个认真的人。
亦如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最后总结的那样：“......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的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催促自己的毁灭。”
尤其是在移动互联网“键盘侠”横行的当代中国，顺我者友，逆我者敌；顺我者“爱国”，逆我者“汉奸”。在经过上世纪漫长的“革命训练”之后，我们连平等对话都还没有学会。
固然，每个人道德观未必相同，但总该有共通之处，然而，在许多公共讨论中，道德也被污名化。
坚守底线的人被嘲笑，劣币驱逐良币，理性克制被反认为是“抢占道德高地”。事实上，这个年代最流行的不是抢占道德高地，而是抢占道德“洼地”，然后一起“审判崇高”。
不过，即使是身处地狱般的逆境之中，人还有最后一种自由，即选择自己态度的自由。仍如雨果所言：人的两只耳朵，一只听到上帝的声音，一只听到魔鬼的声音。天使也不能拯救魔鬼。
05
《新京报》当年有一句广告词：责任感不仅能使我们出类拔萃，责任感同样会给我们自由。所谓美好社会的终极密码，无外乎人人皆能为自由担起责任。
假如没有这样的争取自由的责任感，诸如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也就无从谈起了。因为，当权者不负责任，权力就会导致腐败；民众不负责任，社会就会走向冷漠。没有了责任，也就没有了权利。
荷马说：“当一个人成为奴隶时，他的美德就失去了一半。”对此，阿诺德补充说：“当他想摆脱这种奴隶状态时，他又失去了另一半。”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个人在被压迫时卑躬屈膝，丧失人格，而一旦有力量解放自己时，又变得飞扬跋扈，伤及同类？
今天中国的许多问题就在于“假自由泛滥、真责任缺失”（熊培云语）。在政府方面，表现为权力大而责任小，很多方面自我授权，为所欲为；在社会方面，则表现为各种道德与底线的丧失。
故历代仁志之士，举社会变革首当改造自身。从改造自身开始以促社会进步者，乃真精英。若只见鞭挞社会而不见自身行动者，则为一愤青耳。今日之社会危机所在，非唯制度，在精英阶层之缺失也。
身处大转型时期，对独立与自由的渴求，对公平与正义的争取，不可一蹴而就。所以，更需要每一个人主动的、日常的、持久的参与社会变革。
06
“自修自持莫道此间非彼岸，即心即佛须知东土是西天”。
对于此联，熊培云先生的翻译是：我将用心于此生此地，这是我的人生，我必让它圆满；这是我的土地，我必让它自由。
我深表赞同。我也一直提倡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治学与人生态度。同时，我也“闲看庭前花开花落”。
今日之中国，（网络）暴力与狭隘的泛民族主义观念仍然盛行。这里不仅缺少底线派，也缺少茨威格所说的“思想上的英雄主义”；这里不仅缺少中产阶级，也缺少中间意见阶层。
所以，我越来越少回复评论。还请诸位读者见谅。这可能也是作为一个独立思想者的痛苦所在，也是价值所在吧？！
我只希望自己的目光始终明亮，笔头依然不钝，为这个转型中的国家与社会播撒下一些自由和理想的种子。虽然人微言轻，但一颗赤诚之心，从未改变。
张锋编撰 庚子春写于望城翠彧轩
注：本文部分内容取材于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相关章节与熊培云《我想和这个世界平起平坐》一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