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发布通告：
境外入厦人员一律隔离14天
今天（3月18日）起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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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境外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进一步加强境外入厦人员健康管理，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自2020年3月18日零时起，对所有14天内有境外（含台港澳）旅居史的入厦人员一律实行14天集中医学观察。
二、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未成年人、孕产妇、患有基础性疾病等原因不适宜集中医学观察的人员，经提前申请并获得批准，入境后可实行14天居家医学观察。
三、集中医学观察期间产生的食宿费用由观察对象自行承担。
厦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工作指挥部办公室
2020年3月17日
有关单位咨询热线
厦门市外办：
英语：0592-2856083
日语：0592-2856053
韩语：0592-2856076
法语：0592-2856075
俄语：0592-2856037
德语：0592-2856081
西班牙语：0592-2856073
厦门市侨办：0592—2856033
厦门市侨联：0592—2856551
厦门市台办：968820
从波士顿起飞，转了3次机
今天上午九点多
留学生李小博顺利抵达厦门
刚一落地
他便看到厦门对输入人群发布的最新公告
14天集中医学观察是必须
这一点，李小博深知
因为要对家人负责、对全厦门人负责
朋友圈里，公告刷屏
同学群里，也议论纷纷
随着境外疫情爆发，李小博和同学们陆续返乡
美国机场办理的托运的人几乎满员
登机手续需要40分钟-1个小时
飞机上
口罩的使用率已经非常高
有一部分人甚至戴上了手套
随着近期国际疫情形势日益严峻
外防输入已成为各航司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
以厦航为例
在境外各始发站的值机柜台、登机口、舱门口
设置了三重复核的体温检测关口
对体温超标的旅客，坚决予以劝退
在飞行中对旅客再体温检测
对体温异常旅客做好机上隔离与处置
一路上
李小博少进食、少喝水，以减少洗手间使用
历经40小时，李小博终于顺利回厦
登记、甄别、核酸检测、取行李
从专用通道走出
一辆大巴前来，李小博被送到定点酒店
厦门市、非厦门市、外籍
三个引导处，如实汇报，对号入座
截止昨天晚上
空港佰翔花园酒店
已接收1351名留观的入境旅客
李小博是思明辖区居民
被思明区“认领”
近期，境外入厦人员大增
思明交通防控组一趟趟输运，忙得不可开交
因同行的人超过3人
李小博坐上了思明区派来的专用公交
司机全副武装，乘客间保持距离
截至今天上午10时
思明交通防控组共转运1295名境外入厦人员
大约20分钟，到达定点隔离酒店
在这里，连人带行李，再次测温消毒
酒店专班人员随即对接服务
检测、填表、入住
严格、紧张的一路，总算顺利完成
▲检测、填表、入住
刚刚入住一会儿
酒店两次给李小博电话登记信息
酒店及自家所处的居委会
也分别致电确认信息
李小博说
14天很快就会过去，回家之路虽然艰辛，但落地那刻，听到家乡话，特别亲切。回家真好！祖国真好！
而李小博，只是众多境外入厦人员中的一员。在他们身后，是一群人奔赴一线的守护，更是一个国家在保驾护航。
1
如何分流？
除留观者外，其他由各区接走
第一次分流从机场开始，二次分流在离机场不远的厦门空港佰翔花园酒店进行。
酒店一层，设有独立大厅，划分厦门旅客、非厦门旅客、外籍旅客三个区域。消毒、测温、填表登记、甄别个人信息，所有进入酒店的人员都要走一遍这样的流程。
若有发热症状的旅客，要留观，航班座位前三排与后三排乘客也要一并在酒店留观。体温正常者，则由厦门各区派专车接走。
截至3月14日，空港佰翔花园酒店已接收841名留观的入境旅客。从2月26日起，酒店餐饮、客房、前厅、行政人员取消休假，投入防疫保障一线。留观旅客解除隔离退房后，酒店对房间进行彻底消毒、通风。
2
如何转运？
专人专车接送，一趟一消杀
对入境旅客体温正常者，所属思明区的居民如何接走？
思明区相关负责人介绍，由思明交通防控组负责输运，专人专车接送。转运1-2人时坐商务包车，3人及3人以上坐公交包车，每辆包车一趟一消杀，乘客上车前也必须再次消毒。上周日（3月15日），思明交通防控组接到通知，当日共有8个航班、480名入境旅客，其中分流给思明区的有90人。
航班抵达厦门，思明交通防控组工作人员提前到酒店待命，等待旅客做检查。一系列流程检查完，一个航班需要1.5小时，最多时要4小时。
由于要转运的旅客较多，思明交通防控组当天调来公交车输运。搬行李、上车，间隔相坐，从空港佰翔花园酒店到定点隔离酒店，20多分钟车程，全程开窗通风。“把他们平安送到定点酒店，就是我每天最重要的任务。”开了15年公交的公交司机金意平，深知肩上的责任。
据悉，从2月2日起，思明交通防控组投入工作，截至3月14日，共从机场、火车站、汽车站转运1037名境外入厦人员，且暂无任何疑似病例。
3
定点隔离：
根据有关规定，凡来厦探亲、学习、旅游及私人事务人员，在完成核酸测试后，都要在思明区定点酒店进行14天隔离医学观察。
为做好酒店隔离服务工作，思明区组织抽调多个部门，组成酒店专班人员，划分甄别组、政策宣传组、卫健保障组、安保组及生活后勤组，为入住人员提供服务。
入境人员抵达酒店后，进门前要测温、消毒，行李也要消毒才能进入。一日三餐可在酒店订，也可自行叫外卖。外卖员送到酒店门口，保安送到大堂，再由工作人员送到电梯口，住户自行取走，全程无接触配送。
年前到美国谈生意的郭先生，因为疫情提前回国。从温哥华直飞厦门，他体会到了检测的层层收紧，一路上，数不清自己测过几次体温、核实过几遍身份，心却更踏实，“比起在国外，我感受到了重视和保护，我们是幸运的”。
新闻多看点
专家披露：100多年来厦门历经四次疫情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由于人传人，扰乱了人们的生活秩序。
翻看历史，如此大型传染疾病在中国并不少见，人类与瘟疫的斗争，厦门也多次参与其中。人们积累丰富的防疫经验，提出许多切实可行的防疫措施，即使已过千百年岁月，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辉，为今人抗击疫情提供宝贵的经验借鉴。
近日，厦门民俗专家郭坤聪梳理史料向导报记者披露，厦门历史上曾发生过四次瘟疫。但从古至今，中国人都积极应对疫情、战胜疫情，“我们从未放弃与病毒作斗争，这一次也将赢得胜利”。
1.百多年来，曾发生过四次“瘟疫”
地处中国大陆边陲沿海，厦门对“瘟疫”并不陌生。“细数历史上的瘟疫，厦门地区共发生4次。”郭坤聪说。
古时，天花、疟疾的流行猖獗。19世纪70年代，英国热带病学者在厦门开展居民死因调查证实，厦门每年因疾病而死者最多的是天花，其次为疟疾。
1894年鼠疫暴发，这是全球范围内的第三次鼠疫大流行。疫情传入香港，又经航海交通传入厦门，直接导致的死亡人口为总人口的2%，成为厦门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瘟疫。
1932年，全国霍乱大流行。据当时粗略统计，共有23个省市、306个城市出现疫情，死亡人数多达3万余人。其中，厦门市死亡人数达到595人。
2003年，SARS病毒掀起全球性传染病疫潮，全球因其死亡的人数有919人，病死率近11％。厦门虽不严重，但也有人感染，也深受其害。
2020年新冠肺炎病毒肆虐，厦门累计确诊35例。“厦门曾多次遭受瘟疫的侵袭，主要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郭坤聪分析，“厦门开放为通商口岸起，由此进出国境的人数日益增多，每次世界级的瘟疫流动，都会对厦门造成影响，甚至产生大流动，给厦门人的生命带来巨大的威胁和灾难。”
2.霍乱流行，厦门率先建立检疫制度
1873年开始，东南亚地区霍乱流行，上海与厦门两港相继建立检疫制度，遏制疫情传入。
根据1894年的报道，香港鼠疫暴发时，福建漳州、泉州一带商人在香港贸易者甚多。疫情严重，人皆畏惧，商人们“大半携眷属由香港回厦门”。于是，驻厦门各国领事馆便查取小吕宋(今菲律宾地)避疫章程，照会各政府衙门，“一体照章办理”。
“厦门率先成为有检疫制度的港口，还重新订立防疫章程。”郭坤聪说，从那以后，宁波、澳门等地也开始建立检疫制度。
时间回到17年前的春天，SARS病毒自广东肇始，一路北上，在北京集中暴发。全国上下启动应急预案，各地资源展开调配，电视、报纸上，新闻动态不断更新。而千里之外的厦门，恐慌在人群中蔓延，货架上的板蓝根、食醋、口罩抢购一空，人们躲在家中，出行、交际大大减少。
不同于以往的各自为战，2020年湖北疫情防控，在全国范围内升级成了多方联动的主动应对。由管理、资源、行动三个维度构建起的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发挥作用，早预防、早处置，及时控制了疫情；应急部门从单一走向协同，公安、交通、海关、工商等，联防联控成了常态；居家隔离的倡导下，全国人民积极配合，待在家中“为祖国做贡献”，减少了人流聚集。“疫”路走来，中国总结出应对疫情时的方案与经验。勤洗手、戴口罩等生活习惯的逐渐养成，也彰显了人们在疫情中的成长。
3、隔离场所 早在先秦时就出现了
郭老介绍，中国历史上最早有记载的瘟疫，发生在周代。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夏，齐大灾。大灾者何？大痔也。大痔者何？痢也。”
“大灾即大疫，全国流行的传染病，这场传染病波及鲁国。”郭老说。
此后，关于疾疫的记载不断增多，“防疫”开始进入中国人的认知。“根据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周代1次，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郭坤聪说，程度最严重的一次是金朝开兴元年（1232年），九十余万人死亡，疫情对人类社会的破坏力可见一斑。
为了延续生命，人们展开与自然的斗争，不断探索对瘟疫的认识和防治，最先显出成效的，便是“隔离法”。“早在先秦时就对感染病人采取隔离的措施，那时就有专门的隔离场所。”郭坤聪说，中国古代称麻风病为“疠”“疠疡”或“大风”，“疠迁所”便是专门收容麻风病患者的隔离病院，《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有证可考，“那是世界上最早的麻风病隔离医院，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
而到南北朝时期，隔离之法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还曾设立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病之人。
面对瘟疫，除了隔离传染源，药物治疗最为普遍。
郭坤聪查阅史料发现，关于古代治疗瘟疫的药物，除了专业医书记载之外，散见于各类文集笔记之中。“元人笔记《辍耕录》中就有记载，元朝初年时，元军发生疾疫，以大黄疗治，所活近万人，效果亦极显著。”他说，由于中医的防治，古代许多疫情的蔓延得到控制。
开展防控的同时，朝廷还进行多种赈济。嘉靖年间，京城暴发“疾疬”，世宗亲自撰写方书，制成《济疫小饮子方》，令礼部向民间散发药方；清康熙十八年，北京瘟疫，康熙皇帝命官员到疫区发放银两，以便安葬逝者，避免腐尸传播疾病，还令大兴、宛平二县设置粥厂，救济疫民……
历史上京城街巷中多水井，为防止瘟疫对水源的污染，一旦出现疫情，特别是鼠疫，五城兵马司便对水井加置封盖，防止老鼠及“病瘤”掉入，污染水源，同时疏浚沟渠，及时排泄城中污水。
乾隆年间，还曾有瘟疫的预防知识和简单的药方刻录在石板上，放置于京城的胡同口处，以示民众。
海峡导报记者 曾宇姗 崔晓旭 常海军
来源：海峡导报 思明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