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陽嶺”，是公社領導臨時起的名字。這裡有一座大嶺，本來叫“王家嶺”，宋家溝、大結莊、小結莊、圈子村、沈保、相溝等七、八個村都有地在那裡。我們剛去時，許多早秋種下的地瓜還沒收穫，嶺上嶺下一片青綠。然而，按照“冬整會戰”的慣例，戰場要早早開闢，聲勢要提前製造，不然就在全縣處於落後行列。於是，領導規劃出一條條道路，路邊線用石灰水澆出來，組織人先把要修路的地方清理乾淨。來修路的幹部社員躊躇不前，覺得莊稼早早收了可惜，不忍下手，公社領導聲色俱厲，督促他們動手，並身先士卒做出示範。於是，郁郁青青的莊稼地，很快被一條條褐色的泥土路分割成方塊兒。
道路修好，把各大隊的任務分配完畢，公社要召開誓師大會，讓我和小鄭佈置會場。我們將四根木棒高高樹立，當作門框，上面橫上兩根，當作門楣。再去相溝讓綜合廠女工做了三條紅布條幅，一橫兩豎掛在上面。我裁出一些四開紅紙，用黃色水彩顏料在每張紙上寫一個大字，寫了會標“相溝公社向陽嶺農田水利會戰誓師大會”，還寫了對聯“為有犧牲多壯志 敢教日月換新天”，用的都是宋體。我的字其實很差，但我不知天高地厚，斗膽揮筆。開會的當天早上，我們踩著梯子，把會標和對聯貼了上去。
誓師大會聲勢浩大。幾千名青壯勞力從幾十個村來到此處，黑壓壓坐在剛收完莊稼的暄地裡。無數紅旗迎風招展，在人群上方嘩嘩作響。公社書記講話，村幹部講話，社員代表講話，都是鏗鏘有力，表示要堅決搞好“向陽嶺會戰”，為普及大寨縣做出積極貢獻。架在高竿之上的兩個大喇叭，將他們的聲音送得很遠很遠。
會後，各村幹部帶領社員分赴“分戰場”，掄钁揮鍁，推車抬筐，深翻土地，削高填窪。每個“分戰場”都建起一個蓆棚，作為各大隊幹部的辦公地點。到了中午，大家吃下自帶的煎餅，喝點開水，歇息一會兒再幹。下午收工，路近的回家，路遠的便住到附近村裡。那年秋冬，宋家溝、小結莊、沈保等幾個村裡，許多人家都騰出房屋供外村人睡覺。每個生產隊建一夥房，供應開水和大鍋菜。一到開飯時間，熱氣騰騰，人聲嘈雜，真像戰爭時代駐紮軍隊一樣。
自從會戰開始，我和小鄭就成為“戰地記者”，在工地上到處採訪。有的村整地進度快，質量好，我們就總結他們的“作戰經驗”。有的村組織了“青年突擊隊”或“鐵姑娘班”，我們就記錄他們的“戰鬥姿態”。有人有了病，受了傷，還是堅持出工，我們就報道他們“帶病上陣”、“輕傷不下火線”。我倆輪流值班，誰編出一期稿子，誰就坐在廣播機前面念，通過大喇叭播送。當然，我們的節目內容不只是表揚稿，還要讀報刊上的社論、文章，還要播放音樂。播音要用普通話，我說得不如小鄭標準，但還是扭動著舌頭頑強上陣。
有一天我又下去採訪，一個村幹部說：小趙，你跟小鄭多吃點飯，甭念著念著就沒勁了。我尋思，我每頓飯都吃兩個煎餅，勁頭不小呀，怎麼會念著念著就沒勁了呢？等到小鄭播音，我到外面去聽，大喇叭裡的聲音果然漸漸減弱。回去和小鄭說了這個情況，他向蓄電池狠踢一腳：怪這傢伙不爭氣！
因為工地上沒有電，我們用了兩個蓄電池，哪個沒電了，就拉回相溝去充。那時全公社都沒通電，但公社廣播站有一臺發電機，蓄電池用它充電。那傢伙一個幾十斤重，黑乎乎嚇人，實際上容不了多少電，電量一旦減少，就帶不動大喇叭。這件事，讓我倆十分苦惱，但也沒有解決的辦法。
原在古城聯中當民辦教師的王永秀，1976年秋後被公社調去當了農民通訊員，此時經常到“向陽嶺戰場”採訪。他除了找有關領導瞭解情況，還讓我們提供採訪線索。我們就將用過的稿子給他看，還帶他找人詳談。這樣，“向陽嶺會戰”的“戰況”就在他手下成了新聞稿，被縣廣播站屢屢採用。
縣裡下發通知，要組織冬整會戰大檢查，公社領導讓我和小鄭趕緊準備。我們在檢查團必經的道路上建起一道高高的過街彩門，從嶺上砍來一些松樹枝子綁上，插上幾面紅旗，美化一番，並貼上表示“熱烈歡迎”的標語。還在路邊用木棒、蘆蓆搭起專欄，抄了些詩文，畫了些圖畫。另外，讓木工做了許多標語牌，一個牌子上寫一個大字，組成一句句口號，插在一道道地堰上。
（趙德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