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奶奶去世的日子，是九年前的腊月二十八，很冷的一天。她摔跤后卧床一个多月，并发肺炎，两个叔叔把她从医院接回家，放在床上，放了几个日夜，她就走了。那天早上，我接到电话，五叔说：你奶奶咽气了。他不难过，甚至有些轻快，像走过了长路，终于卸下包袱。
她最后一次清醒着跟我说话，是那年的十一，我休假回来看她，她已经行走困难，对我说：「我怕过不了年了。」过了一会儿，又说，「我觉得，我是没用了。」这话的真实意思是，家里人对她不好，不好好照顾她。我只恨自己在千里之外。
急景凋年，对病人，或者别的什么失意人来说，年是一道关。过了，喘口气迎接春天，过不了，四个人，一口薄棺抬出去，悄没声息地化灰入土，赶在年关前大办丧事似乎不妥，他们也怕邻居街坊追根究底，知道儿女没有尽心，指戳他们的脊梁骨。二十八，把面发，奶奶身体好的时候，这一天她要蒸馒头，蒸肉，蒸豆包，炸带鱼，老式的冰箱里放不下了，堆到院子里的两口旧缸里，堆满了，除夕就到了。
房子早扫过了，玻璃也赶着我跟弟弟去擦，冷的天，冷的水和布，一边擦一边往手上、玻璃窗上不停地呵气，要抹到两面透亮，左右看不到一丝痕迹才行，我和弟弟互相检查对方负责的区域，齐心挑别人的毛病。我们还要负责给新买的春联抹上浆糊，白色的热腾腾的面糊，从铁勺里一点点刮出来，用刷子抹在红纸条的背后，稠厚得不容易涂匀，粘在砖墙上异常牢固，到次年的除夕，得用炒菜的铁铲才能蹭掉。奶奶说买的胶水没这个好用。像她这样从农业社会成长起来的人，对商人总有戒心，人家要赚钱，必定是要偷工减料，只要是买来的东西，无论什么，都不如自己做的又好又实惠。
奶奶最得意的是她蒸的大白馒头，每一个背上都要点上胭脂色的一点红，叫「红灯儿」，只有过年的馒头才有此殊荣，颜色用酱豆腐的汁调出来。弟弟淘气，伸一只手指去碗里蘸着颜料尝尝，苦起脸来，「不好吃。」 奶奶给他一个热馒头去啃，问好不好吃，他满嘴塞着，说好吃，奶奶说：「这比买的强多了吧。你姥姥会不会蒸？」
弟弟是三叔的孩子，我和他都是奶奶带大的，跟姥姥不亲密。所以，她每次问类似的问题，我和弟弟都笑一笑跑开。当时不觉得，现在想来，似乎带着一种老太太之间争锋的醋意，孩子同谁亲，谁就胜利。
这种意思，甚至也带到孩子的妈妈身上。她有时候干着活，絮叨起来，说你妈不会干这个，他的妈又不会干那个，说儿媳妇的坏话，每回听见这些话，我和弟弟都有些不知所措，好像被批评的是自己，没办法辩，只好等她说完了，我们俩对视一眼，双双跑出去，跑进北方乡下的干冷空气里，跑到大院的门口。
我奶奶家在一处工厂的家属院里，十几排平房，一圈围墙，一家卖零食烟酒的小店，店主是相熟的邻居。我和弟弟把手插在外衣口袋里，小跑着去买泡泡糖，一块钱四块，大红色的外包装纸，扯碎了，就像鞭炮的外衣，也带着年的味道。小卖部的房子是私自加盖的，没有通暖气，加上不断有人进出，屋里屋外是一样地冷，各样东西摆在玻璃柜台里，店主背后的货架上，烟酒稀稀落落地摆着。
我们管店主叫「姑姑」，她笼着手，问「你奶奶做什么好吃的？」，我们不愿跟她多话，就含糊着说：馒头，肉！就跑出去了。
不知是谁多事，在过去放露天电影用的两层小楼的门前，也贴了一副对联，上面写着「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去年贴的，今年多事的人又不管了，两条红纸暗淡破损，扑拉拉地挂着风，透出萧索的味道。露天电影早不放了，小阁楼闲置了快十年。印象中最后一次在大院门口中看电影，弟弟刚刚会走，放的是《葫芦兄弟》。弟弟被吓得哇哇大哭，七八岁的我，不得不半拖半抱地带他回家。
年关临近，到处都有种匆匆的感觉。那些年，工厂还在运转，日夜三班倒，上下班的人骑着自行车穿梭往来，一直工作到除夕，似乎连骑车人的速度也比平常快些，时间像滑梯上的小孩子，滋溜着向下，越来越快，像被什么东西推动着，席卷着，裹挟着，年张开大嘴，扑面而来。
我和弟弟百无聊赖地嚼着泡泡糖，比谁吹得泡泡大这种幼稚游戏，我们早不玩了，但是还没有大到可以抗拒糖果魔力的年纪，嘴里嚼点东西，就有了事做，等着工业调制的粗糙甜味淡去，将它一口吐到大院外的田地里。周围是山地和农田，这里是附近唯一的工厂区，住着拿工资的工人，这是奶奶们的荣耀之处——虽然她自己也是出身农村，依然住在农村的包围里，她还是认为，领国家退休金的老人，和农村那些靠着子女赡养的老人，始终有些不同。
除夕了，她预备好一大桌子菜的半成品，洗好，切好，凉菜装盘，肉丝，肉片，各种蔬菜切好了备用，干了一辈子活，怎么又快又好，不耽误吃饭，奶奶心里有数。她统共生过六个孩子，困难年头，有一个两岁多就夭折了，其余五个，没人接厂里的班，都住在外头。只有除夕，人才能回来聚齐。
我和弟弟在大院里各处晃悠着。每年，擦玻璃，贴春联是我们的活，干完了，就可以去玩。下午，院里的人渐渐多起来，那几年私家车还是少数，大部分人都是先到镇上，再坐私人运营的中巴车，让车主在「陶瓷厂家属院门口」给停一下，大包小包，拖家带口地下车来，走过一段长长的下坡，看见小孩子们在门口玩着，问「某某，你爸你妈回来了吗？」，都是院里长大的发小，大伙儿要约起串门，拜年，打牌。
我们家人多，自家人就够两桌，晚饭过后，乱嚷嚷地就要支起桌子。我妈不喜欢奶奶家打麻将守夜的风俗，她要睡觉，任何时候要求她熬夜都是不行的，什么风俗也管不了她。我奶奶背地里说她懒。婆婆背着说儿媳的坏话，不知为什么，做媳妇的总能知道，大概人与人之间的风闻耳语，总是无孔不入。奶奶的一张快嘴是出了名的，言多语失，虽不是有意挑拨，终究是埋下了祸根。儿媳们总嫌着她，她年老体衰之后，又没有贵重的财产可以分配，大家的脸色就渐渐难看起来。
春节的固定节目，是赌博。为着赌钱，至亲也容易翻脸，况且谁都不富裕。从我爸爸算起，这些人挣得都不很多，玩起牌来的输赢却很大，年夜饭喝过了酒，输赢算账，红着脸，扯着嗓门，动不动就盖过了电视里春节晚会的声音。我们小孩拿到了红包，跑出去看人放炮。五叔也爱放炮，每年他都带大挂的鞭炮回来，我们管放焰火叫放「花」，乡下没人管，大家都要放，空气里都是温暖的硫横味道，走出去，像走在翻滚的火山口的边沿。
家里人脾气暴烈，个个都像一座火山，一点芝麻大的小事都能闹腾起来，越是亲人，越要豪横，越不能放过。有一年，大年初一，我爸和二叔为了一点小事的口角动了刀，叫着砍死你我来偿命，我拼命拦在中间，奶奶在沙发上坐着，气得浑身发抖，动弹不了，她一向最爱面子，这种事传出去，不叫人笑掉大牙？
第二年，依然聚在一起过年。几十年的母子兄弟，大小事情积累下来的不屑，不忿与不满都埋在心里，化在酒里，随着鞭炮一道炸开，消散在初一早上的寒冷空空气里。一年年过去，奶奶脸上的皱纹在加深，动作开始变得迟缓，她拎着装满花生瓜子的口袋，走一段就要歇歇脚，歇上好几回才能到家。渐渐地，她老了，生活不能自理了。
奇怪的是，奶奶身体好时，弟兄们吵吵嚷嚷，虽然不和，倒也热闹。奶奶身体不好时，大家却安静下来，你不看我，我也不看你，一同噤声，儿媳们整年见不到人，只在除夕那天出现，帮忙做个饭，一年的情分就算尽了。我妈呢，终于离了婚，解脱了，再也不用支着精神在大年夜陪打麻将，过春节，我再也见不着她。
这一头是无动于衷，另一头却是每况愈下。先是一根拐杖，然后两根，最后是助行器和轮椅，轮椅是我从镇上的药店给她买了来，统共没坐过几次。 五叔不肯推她出门，嫌着自己在家没工作，出去丢人现眼，他的工作丢了，又没有家室，就在奶奶家住着，吃奶奶的退休工资。有一次，奶奶在电话里跟我说，她想要一个电动轮椅，就不用求人家推了，我看看门前的四五层台阶，怕不安全，没给她买，手动尚且没人推，电动的需要搬上搬下台阶，谁又来管？眼见着又用不了，平白惹多了闲气，何必。
那年春节，她为了要给孙子孙女包红包，同五叔大吵一架，因为五叔拿着她的退休金存折，钱都在他手里，五叔捏着钱不给奶奶，理由是我们都大了，挣钱了，不用给压岁钱。奶奶气急了，大骂他，闹了几次，总算拿到自己的钱。三十晚上，她像往年一样递红包给我、给弟弟，让我们买炮去。我推着笑说，奶奶，我大了，我不爱放炮了。
「爱吃什么买什么去。」她说，话尾带了哭音。人老了，爱哭，这不是吉兆，我接过红包，迅速地走出门，到院子外头，看得见别人家放的高高的彩色焰火，升起，散开，星星点点地没进黑暗里，心里一时聚着很多话，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像饺子在锅里沸腾着打滚。年是猛兽，也是一道险关，这震天席地的炮火，哪儿是为了驱赶它，分明就是它的吼声。
又过一年，第二年的腊月二十八，奶奶死了。她主张的大过年，那些囤积了满两缸的蒸肉、年糕、馒头、炸好的带鱼和虾，再也没人提起，她在，她只管去折腾着过年，她走了，似乎也没人怀念。他们只要喝酒，打牌，混混沌沌，糊里糊涂，至死方休。不如意的中年人都是这个样，奶奶养大了五个子女，四个离婚，两个失业，一个提前退休，只拿微薄的退休金，有兄弟间借钱不还的，也有离婚时落井下石的，彼此间全是厌恨，唯一的一致，是他们都厌弃了老母，人穷，不光是志短，心也跟着变狠。腊月二十八，几个人将奶奶抬出去，不肯守夜，更没有通知街坊乡亲，理由是年根底下，不要给人家添堵。奶奶就这么悄没声息地走了。
三天圆坟，是除夕，头七烧纸，是初五，都赶在年节里，一家人多少年没有聚过这么齐整，连离了婚的我妈和三婶都出现了，给磕了头，算是尽过情礼。下葬后，在坟前，四姑问五叔，妈的金戒指，金耳环上哪儿去了，给小京吧，让她留个念想。五叔说不记得了。回家去，让他找，找来找去也没有，他在那边找，我在这边对姑姑说，算了，我不要那些金的。别的遗物给我两样。
最后，我拿了一块旧手表，表针还在滴答走着，两三件衣服，一个塑料丝编的钱包，这是奶奶生前常用的东西，见到这些，就如同见到她。人就此散了，五叔出去找工作，奶奶的两间屋挂上了锁。在老屋里过年的情景，再也没有了。
到了今年，初五那天，我和弟弟在一家商场里的快餐厅约见。他也长大了，懂事之后，人就多了怨愤。我问他，有没有去看你爸？他爸爸离婚后，跟一个女人同居。
「没去。」弟弟说，「我不见他。」周围人声喧嚷，因为开业的餐厅少，这一家就显得格外热闹。他啃着汉堡，头发剃得很短，小时候在奶奶家，奶奶就爱给他剃成个光小子。如今人站起来，比我高一个头。
「腊月二十八，我上坟去了。」他突兀地说，「清明节我就不去了。」我知道他的意思，不想见家里的人，尤其是他爸爸。这些人，老人在的时候，装聋作哑，躲闪不及，等人走了，为了自己的迷信风水，上坟烧纸的事倒都忘不了。我和弟弟是奶奶一手带大的，因为奶奶临终前的种种不甘与委屈，他恨他们。
「好。」我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可乐里的冰化掉了，一股寡淡的甜，像如今的流年况味，也像兑了水的血脉人情。我怀念着小时候在奶奶家过年的种种，然而记忆也越发昏远，一时想起，一时又迫切地想忘记。我问弟弟，你梦见过奶奶没有。他说有，她穿一身红，坐在板凳上，在咱家的那棵槐树下，一直在笑。我放心了，释然了，原来记挂她的人不止我一个，我和弟弟分享着同一个姓氏，同一段回忆，甚至同一个梦境。刹那间，奶奶讲过的，所有那些因循报应的故事，我都相信了。
奶奶对我说，我过不了年了。她没走过的这些年，我平顺地度过，开始有了白发，眼角生出皱纹。若真黄泉有灵，不知几十年后，奶奶还能认出我的脸吗？我想起她走时的面容，安宁平静，似乎只是休息，在做完两大锅点着红灯的馒头和豆包之后，照常去午睡。而我和弟弟一人拿起一个热乎乎的甜豆沙包，推开屋门，闯进腊月午后的淡薄阳光里，小孩子们没心没肺地疯跑起来。
本文选自 豆瓣阅读「过年」短篇写作活动参赛作品《年关》，作者：辽京。
所谓的年味变淡，不过是人情在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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