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模式的变化，与被物化的性对象
去年的两个新闻事件折射出这个趋向的冰山一角。10月初美国大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由《华盛顿邮报》披露了一段唐纳德·特朗普的陈年录音：录音中，他亲吻并试图与已婚妇女发生性关系，且以自己能随意对女性“动手动脚”为傲。
无独有偶，半个月后的10月下旬，中国微博上也出现了一个类似的公知复刻版—来自于一位小有名气的微博大Ｖ五岳散人—原文如下。
“作为一个有点儿阅历、有点儿经济基础的老男人，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除非是不想，否则真心没啥泡不上的普通漂亮妞儿，或者说睡上也行。您真别不信，这是真心话。所有的套路早已写好，早就娴熟到本能反应的程度。
“但作为一个女人您要知道，我们这种人会喜欢您，不是因为您蠢到只能撒娇，在我们心里一个女人的特质按照这个顺序排列：聪明、不zuo、独立、身材、漂亮。只有后两个的话，您就是一个昂贵的装饰品，我们会为此埋单，但不会让这事儿有结果。”
我不想妄自猜测说这番话是不是受了特朗普同学的启发（虽然美国总统候选人几乎算得上是一个男人在社会地位上的最高成功标准了，在大洋彼岸有个把追随者不算什么奇闻异事）；亦无意就此事谈论性别权力问题。上述言论发出来没多久，大V的微博就被铺天盖地的中国女性怒火淹没了，接下来两周，女权主义者、女学者们纷纷撰文批驳，群情汹涌。
身为女性，自然能够理解来自女性的熊熊怒火：所谓“迷之自信”和“钟情妄想”，只是槽点而已，毕竟，认为全世界美女都想跪舔自己，是人家自己的事；真正令女性感到尊严受损，集体自恋暴怒的，其实是文中通篇充斥着的浓浓男性视角下的，对女性的“非人化”。
但其实，这种“冷漠”和“非人化”并不是大Ｖ的发明，它早就潜伏在整个社会的情感思维方式变化之中—大到令人眼花缭乱的两性关系模式，小到一系列和“性”有关的用词变化。
从语言谱系学来看，“发生关系”、“睡”、“做”等词，已经基本取代了中国过去旖旎婉约的“云雨”、“缱绻”，以及现代舶来的“make love”等，用以形容两性间最亲密的行为。
不难发现这个变化的最大趋向，就是“爱人”（如果还称得上的话）之间情感的日渐疏离。
在这些冷漠或粗鄙的词当中，“爱”、“亲密”、“浪漫”等含义已经被完全消解。以小见大，当“性”与“爱”之间的关系被取消，成为单纯感官享乐的生物性行为，性对象被“非人化”乃至物化，简直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1969年，被称为“美国存在心理学之父”的罗洛·梅在他的经典著作《爱与意志》中指出，欧美社会正在进入一个唯性至上，普遍失去爱与激情的能力的时代。
这与当下的中国何其相似：离婚率不断上升，明星名人纷纷出轨，吃瓜群众不再相信爱情。
试想一下，如果大Ｖ那条微博，显现的真是一种与社会主流背道而驰的奇葩价值观，还会遭到如许情绪激烈的海量围攻吗？我想不会。辩护者们说得对，“这其实就是社会上很多人的普遍想法”—唯其如此，当它被冒天下之大不韪地摆上台面时，才会撕裂这许多暗地流血的伤口。
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爱情审美渐渐离我们远去，又是什么让我们的情感模式发生了这样的异变？
“压抑”与“解放”的迷思
首先我认为，这种异变与性别权力没有直接关系。
并不是说性别权力没有影响，它的影响是另一个层面的—父权社会里，男性本来就在绝大多数性别“游戏”当中占有更多优势，女人则多处于被动，感受更糟糕。
但即便在女人缠小足、男人一妻多妾的儒家社会，中国男人还是爱女人的。否则不会有《洛神赋》、《长恨歌》之绝唱；更不会有对红拂女、蔡文姬、吕四娘、虞姬等奇女子的千古传颂，毕竟那个时代掌握着社会文化话语权的都是男人。
可能会很令人惊讶的是，罗洛·梅认为，引致欧美社会情感关系模式突变的重要因素，是20世纪初欧美的性解放革命。无独有偶，中国20世纪末21世纪初亦正刚刚历经着从欧美席卷而来的这一波浪潮。
需要先澄清：罗洛·梅并不反对性解放，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更多的角度对其进行反思。
众所周知，性解放革命发生的前置条件，是长期的社会性和文化性的“性压抑”，其压抑的时间越长、程度越深，为革命爆发积攒的势能就越大。
对人类社会而言，“性”可真是一个纠结的东西。
引用一段早期希腊神话：“伊洛斯，这爱神的出现创造了世界，在此之前，大地一片沉寂、荒芜、静止。现在一切都充满了生机、欢乐和动感”—这里的伊洛斯，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小爱神丘比特，维纳斯的儿子。
正如神话的隐喻一样，性是每个人生物学存在的开始，是生命力的源泉，唯有这种驱力能使整个人类生生不息。
然而，尽管性在人类社会的存续当中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我们却会发现，随着社会化和文明的发展，几乎每个社会，每个种族对性都有不同程度的压抑。
远的不说，就说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那时偷看女厕所是会被判刑的，跳交际舞相当于耍流氓，非婚性行为更是大禁忌；最高可判死刑的“流氓罪”，直到1997年方才废止。
在欧美，典型的则是维多利亚时期，人们崇尚道德修养和禁欲主义到了极致，对性、身体的感受、对非婚异性的情感等三缄其口，以致男女交往时，对性总是敬而远之。
人们可能会困惑，性是生命力的源泉，为什么要压抑它呢？
然而如果你曾经真正地堕入过爱河，想想那段经历，再来看看这些著名的历史故事：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特洛伊战争，温莎公爵不爱江山爱美人……可能就不会觉得太奇怪了。
欲望与激情，能让人领略最巅峰的情感体验：思念，渴望，痛苦，彷徨，狂喜，嫉妒……
而真正地投入一段亲密关系，则意味着与所爱之人开放与融合，既开放自我的积极面，也开放消极、脆弱的阴影面。
而这个过程中，我们完全无法预测对方会作何回应，这是一个完全不可知、不确定、不可控的过程，结果可能是令人幸福、欣喜的，也可能令人痛苦、绝望。
那些传颂千古的故事告诉我们，几乎没有人能在真正的爱情来临之际保持绝对的理性。它就是这么一个狂野的坏蛋，在充满创造的同时破坏人的理智与行为规律，让人的言行变得不可控制、不可预测。无论你拥有多大的权力和多少的财富都不例外。
可以这么说，完全投入爱就伴随着一切都有可能湮灭的危险。
而这些风险，显然是与文明发展的需求相背离的。
正如最早的原始人不得不穿上树叶和兽皮做的裙子遮挡私处，以防同伴因为突如其来的性冲动而破坏集体的狩猎行动一样，随着文明进程的提高，社会对人的理性、自控与秩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权力斗争要求胜出者冷酷而理性，阶级统治要求被统治者忠诚而可控；现代技术和流水线则要求严格的规律性、可预测性的体系。
于是，当文明与人性、情欲发生严重冲突之际，文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对情欲进行压抑，以让步于其进一步发展。
我们正在努力为“性”正名，然而当尽情释放它的势能之后，等待我们的并不是浪漫的邂逅，而是冷漠的性对象及伟哥的热销。
性与爱的悖论
只是，正如我们所见，当生命的源流长期受到堵塞，问题必然会出现。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要么就是因压抑过度而渐渐失去生命力，要么变得歇斯底里以图宣泄。
于是，在歇斯底里症盛行的维多利亚时代，弗洛伊德出现了，向欧洲丢了一个原子弹，断言“所有精神/心理障碍都源自于对性（力比多）的压抑”，并凭此开创了精神分析学派。
其后的20世纪20年代，欧美一夜之间发生巨变，自由主义者们致力于冲破禁欲主义的藩篱，坚信性解放—即性教育，自由地议论、感受与表达性—可以带来健康与自由。
而中国，就如同对欧美工业化的追随一样，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也赶上了这场潮流。
这场性革命的每个亲历者，应该都能深切体会到这短短20多年间翻天覆地的变化。记得1990年代，女孩去看妇科是很尴尬的，动辄被医生盘问性生活史，怯怯地说“没有”，那质疑的眼光也能审视你很久。
现在呢，少女的苦恼完全相反。一个实习生MM（研究生，25岁）曾自卑地告诉我，和同学一起体检，因为不能做某个妇科检查而被发现还是处女，一整天抬不起头来。
转眼间，对于性，我们的态度已从以前的“假装不存在”，迅速转变为“生怕别人知道我没有”。
性革命带来的结果是：人们渐渐不再为“性本能的行为是罪恶”的错误观念困扰，将性当作快乐的源泉，大大增加了个体的心理自由度；伴随着避孕药的发明，性别权力越来越趋向平等，更多女人相信自己和男人一样，都可以为自己的身体做主。
如果一切仅限于此，似乎我们可以和性革命先驱及女权主义者们一起，期待一个两性关系高度和谐的时代到来了：男女双方是否从此可以无拘无束，平等自由，相互满足并使其充满意义？
然而事实却是，纵情的欢娱并没有带来更高质量的关系和爱情，相反，新的问题不容忽视地浮出水面。
当性交易、一夜情、婚外情等可以供给性的渠道越来越多，且轻而易举并不需负任何责任之后，以往它对人那种激动人心的吸引力反而大大降低了。
也就是说，人们从性里面得到的真正的欢愉和满足却在减少。
据美国的心理学家观察，性革命后，弗洛伊德时代常见的歇斯底里症几乎消失了，但另一种“强迫性神经症”却不断增加—患者多是有教养的知识分子，说起道理来滔滔不绝，却体验不到真正的情感。
照这种状况发展下去，等待他们的，可能就是性冷淡。
这就很尴尬了，我们在努力为“性”正名，然而当尽情释放它的势能之后，等待我们的并不是浪漫的邂逅，而是冷漠的性对象及伟哥的热销。
说好的自由而激荡的爱情呢？
对此，罗洛·梅认为，性解放这个事儿上，我们可能搞错了一个重要的前提。
在弗洛伊德视角里，人类最独特的原始生命力就是性，长期压抑的对象也是性，一切围绕性展开，只要把被压抑的性释放出来，问题就都解决了。
但事实可能更复杂一些。人们所孜孜追求的，以及因恐惧而试图压抑的，不仅是单纯的“性”本身—还有“爱”与激情，以及由其带来的亲密与融合。
“爱”，顾名思义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它最重要的倾向是推动人与所爱的人或物相联系，结为一体。在这种结合中，人敞开自己，展现真正的面貌，同时能深刻地感受到自己的存在。
西方社会认为，人类有四种类型的爱：性爱，纯生理性的爱；爱欲，即与对象相结合的心理的爱；兄弟般的爱或友情之爱；博爱。显然，前两种（性爱＋爱欲）的结合，即是我们常说的爱情与激情。
表面上，社会要求人们压抑的是“性”，其实是为了削减激情对人们的影响—将激情当中“性”与“爱”这拆分开来，减少张力，使其变得可控。
虽说“发乎情，止乎礼”。但礼教对权力阶层与普通民众使用的手段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普通老百姓，用道德，用耻感/罪感进行压抑；对权贵呢，可以给他们更多，让他们麻木，把性与性对象变成一般等价物，让其失去自身的独特性，以抑制不可取代的激情的发生。
皇帝好色是不怕的，因为不缺性资源，只怕他们动真感情。一动真情，行为就不可控，不顾全大局。顺治非要董鄂妃，温莎公爵非要沃丽斯，那才是会为皇权惹麻烦的事。
而在这个层面上，个体不仅是性压抑文化的受害者，也可能是共谋者。皆因爱情带来的喜悦与焦虑总是共存的，我们亦既渴望它，又害怕它。
不搞清楚这些，性革命难免会误入歧途。
要知道，只要人们自身仍然存在对亲密的恐惧，单纯的生理“性欲”的解放，并不能真正释放人们内心的激情。
相反，他们会无意识地调整自己的防御策略—好的，你解放了“性”，那么我就只享受性，不投入情感吧。
性革命，唾手可得的性资源，使人不必非要固守在稳定的两性关系里，承受那么多的恐惧、痛苦和彷徨。只上床，不恋爱，一开始，这样的关系是会显得很轻松的啊。
然而在这样的动力下，“性”渐渐就沦为了证明力量与身份的工具，与爱情无关了。
至少如今看来，在通过炫耀自己上过多少女人来证明自己的地位和性能力这个癖好上，美国政客和中国公知没什么本质区别。
人们通过放纵情色来掩盖自己对情感的感觉，这样就可以既享受到身体的愉悦，又回避了亲密带来的恐惧。
但结果呢？不比性压抑时代好到哪里去。
失去了“爱”的“性”，只会像是失去了生命力的机械运动，变得枯燥而空虚。
说真的，没有什么比赤身裸体、一丝不挂更不性感的了。
如今，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性革命的初衷是释放和保护性欲，结果不仅严重地损害了它，还损害了爱，甚至是人与人的深层关系。
如果连正在亲密的两个人，都不把对方当人，世界会变成怎么样？
尤奈斯库的代表作《秃头歌女》中有一场戏：一个男人遇到一个女人，两人礼貌地交谈，发现那天早上两个人都是从纽黑文乘10点钟的火车去纽约，住址都是第五大街的同一座楼。更巧的是，他们竟然还住同一套公寓，并且都有一个七岁的女儿。最后，他们震惊地发现，他们原来是夫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