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選自|林毅夫《繁榮的求索：發展中經濟如何崛起》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曾經開玩笑說，“理論就是你什麼都知道但不好用，實踐就是什麼都正常但誰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們把理論和實踐結合起來：什麼都不好用……並且誰也不知道為什麼！”
從此次全球金融危機來看，發展中國家要實現持續性增長的戰略還需要重新思考，其關鍵是理解經濟增長的本質，在我看來經濟發展是一個連續性的結構變化過程，它不僅包括產業和技術升級以及經濟的多元化，還包括就業結構變遷（勞動力進入高生產率的部門），以及“硬件”（有形）和“軟件”（無形）基礎設施的改善。目前的經濟學文獻更多關注技術創新，但對同等重要的結構變遷問題卻關注不夠。
本書認真對待愛因斯坦的玩笑，重點關注政策制定者面臨的長期發展挑戰，並試圖為政策制定者提供一個向繁榮之路進行求索的路線圖。首先，論述二戰結束以來發展理論的演變以及主要理論範式的興衰。然後從經濟發展史、經濟分析與實踐的角度深入思考經驗教訓，解釋為什麼一些國家成功地實現了增長和繁榮，而另一些國家卻失敗了。最後，提出一個使發展中國家獲得持續性增長、消除貧困並縮小與發達國家收入差距的理論分析框架。
本書的結論是樂觀的：儘管各國的特定情況與歷史往往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中國、韓國、新加坡和其他國家比如毛里求斯的經濟表現並沒有什麼真正神秘之處。我相信所有的發展中國家，包括那些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國家，在一個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可以實現連續幾十年8%或以上的增長，顯著減少貧困，並在一兩代人的時間裡發展成為中等收入甚至高收入國家。但要實現以上持續增長，它們的政府必須遵循由要素稟賦決定的比較優勢，在市場經濟中使用正確的政策框架推動私人部門的發展，深入發掘其在全球經濟中的後發優勢。
本書在總結歷史與經濟實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新的框架——新結構經濟學（New Structural Economics）。它強調在經濟發展分析和政策制定中必須考慮不同發展水平的結構性特徵，並且認為國家作為一個因勢利導者可以幫助發展中國家將其落後的經濟結構轉變成開放市場經濟的現代經濟結構。
作者林毅夫
新的思路依然考慮國家間不同發展水平的結構差異，並試圖解釋它們。這種結構差異並不是源於全球力量在國家間的分佈，也不是早期發展理論所認為的是外生決定和一成不變的。在很大程度上，它們內生於國家稟賦結構（定義為諸如自然資源、勞動、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等生產要素的相對豐裕程度），並由市場勢力所決定。新結構經濟學反對“舊結構主義”外生決定的經濟哲學，舊結構主義認為貧窮國家必然是一個不平等的世界秩序的受害者，並建議通過政府幹預來構建內向型經濟。新結構經濟學還反對盲目信仰神奇的美德以及完美的自由市場經濟，主張在真實世界中發展商業需要克服外部性併發揮企業和行業之間的協同作用。
本書所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主要圍繞三個要點來組織：第一，一個經濟體的要素稟賦結構（一個國家擁有的土地、勞動力、資本的數量）——在每一個特定時期是給定的，且隨著時間推移是可變的——決定了它的總預算、相對要素價格和比較優勢，而且隨著發展水平的不同而演變。因此，一個經濟體的產業結構在不同發展階段也有所不同。每一個特定的產業結構都要求與之相適應的基礎設施（包括“硬件”或“有形的”和“軟件”或“無形的”）來促進其運行和交易。
第二，經濟發展的每一個水平都是一條從低收入農業經濟一直到高收入工業經濟的連續譜上的一點。因此，傳統的兩個經濟發展階段（“貧窮”或“富裕”、“發展中”或“工業化”）的兩分法並不適用。發展中國家產業升級和基礎設施改善目標的實現，並不必然遵循高收入國家的發展路徑。
第三，在每一個給定的發展水平，市場是有效配置資源的基本機制。但是，經濟發展是一個動態過程，要求在每一個新的發展水平上都有產業升級和多樣化以及“硬件”和“軟件”基礎設施的相應改善。這些升級必然產生公司的交易成本和資本投資回報引起的外部性。因此，除了有效的市場機制外，政府還必須進行協調或提供基礎設置改善，並對外部性做出補償，以促進產業多樣化和升級。
這些觀點應該不會有太大的爭議，因為來自歷史和當代的證據表明，在所有經濟成功的國家中，政府都對產業升級和多樣化進行了推動。但對於政府是否應該積極參與設計並執行產業政策以促進經濟發展的建議則一直處於爭議之中。
許多經濟學家認同在結構變遷中政府幹預是必不可少的這一觀點，但仍然反對使用積極的公共政策推動產業升級和多樣化。反對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一個一般的框架來指導政策制定。因此，借鑑比較優勢理論、潛在後發優勢理論以及產業政策的成敗經驗，總結出一套政府幹預的通用原則是十分有意義的。除了對發展理論的討論之外，本書還提出了一個易於操作的增長甄別與因勢利導框架，以幫助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實現人類對繁榮與和平的共同追求。
隨著世界從大蕭條中走出來，我們需要提醒自己：國家之間的相互依存是多極增長世界的本質特徵。展望未來，國際化議程的關鍵挑戰將是如何使用恰當的宏觀經濟政策加速經濟復甦，以提升發展中國家未來的生產率，並加強金融部門的監管，以防止新的危機，避免資產的泡沫化。
富國和窮國之間合作的經濟激勵和“回報”是巨大且日益增長的。可持續的全球經濟增長和更穩定的世界需要有一個共贏的解決方案。世界必須避免零和博弈，如匯率戰爭、貿易戰爭或代價高昂且突然的再平衡政策，這些舉措看上去有吸引力但實際上弊大於利。有效應對新的多極世界秩序需要新的國際金融安排以及高收入和發展中國家共同參與的結構性改革。
在困難時期，偉大的領導人已經表達了希望。1940年二戰之初，溫斯頓·丘吉爾在當選英國首相時向議會發表演講，坦率地對他的同胞說：“我所能奉獻的唯有熱血、辛勞、眼淚與汗水。……但當我擔負起我的任務時，是樂觀而滿懷希望的。”他後來還寫道：“悲觀主義者在機會中總是看到困難，樂觀主義者在困難中總是看到機會。”前捷克總統和廣受讚譽的作家瓦茨拉夫·哈維爾認為：樂觀與希望的區別在於，樂觀主義過於幼稚或機會主義，而希望則是做道德上正確的事情：“希望與樂觀是截然不同的。它不是堅信某事會有圓滿結果，而是確定某事有意義，不管結果如何。”
今天的全球經濟挑戰既需要樂觀也需要希望。幸運的是，我們已經從歷史、經濟分析與政策中吸取了許多教訓去應對這些挑戰。我的期望是，這本書將有助於尋找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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