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三落三起的磨砺，锻造了他作为一代伟人的性格和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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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这是西汉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报任少卿书》的一段话。其意是说，凡成就大事业者，无不经过千难万险，历尽人间磨难。困境、厄运、苦难，是伟人成长的磨励石。没有磨难，就不会凭空早就伟人，更不可能成就伟大的事业。
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面对党的七千多名干部，颇有感慨地引用了司马迁的这段话。他以自己的切身体会，谈到了个人的命运沉浮。他告诫大家，一个人应该禁得起上升和下降的考验，在受到错误打击或不公正待遇时，要坚持真理，不要灰心，不要消沉。这种错误和不公正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好事，对自己的意志是个锻炼。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邓小平的伟大，不仅在于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领导人民探索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还在于他遇挫折而不馁，临大难而不苟的意志和对革命事业必定成功的坚定信念。在“三落三起”中，他忍辱负重，委曲求全，而意志始终不消沉，充分表现了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志士仁人愈挫愈奋、不屈不挠的美德。
（一）三落三起，不变的是对理想的追求，对党的坚定信念。
邓小平之所以能屡陷逆境而不心灰意冷，历尽坎坷而斗志弥坚，最根本的在于，他是一个无比坚定的马列主义者，他对党、国家和人民，对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怀有无比的忠诚。邓小平16岁就在法国接受马克思主义，从那时起，便成为一名具有坚定信念的职业革命家。他晚年回忆往事，感慨地说：“那个时候能够加入共产党就不容易。在那个时代，加入共产党是多大的事呀！真正叫做把一切交给党了，什么东西都交了！”[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139页。]
1926年，邓小平在莫斯科写下一份自传，其中写道：“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地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151页。]在以后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在三落三起的艰苦磨砺中，邓小平用行动实现了自己早年的誓言。
1986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著名记者华莱士问邓小平：“您说过，您要活到一百岁，然后可以去见马克思，到那时候，马克思旁边可能还坐着毛泽东，他们可能对您说些什么？”
邓小平回答：“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词叫共产主义，我们过去干革命，打天下，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因为有这个信念，有这个理想。我们有理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以我们才能取得胜利。革命胜利以后搞建设，我们也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3页。]
“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 《吕氏春秋·诚廉》]正是凭着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在那些艰难困苦的岁月里，邓小平从不消极和沉沦，而总是不断地从共产党人的崇高信仰中，看到光明的前景，获得新的力量。在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邓小平身负“毛派头子”的“罪名”，依然坚定默默地“跟着走”；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跌落谷底，邓小平也仍然没有失去信心，把希望寄托在党的健康力量上。他曾说过，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其实即使在那个处境，也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
（二）三落三起，不变的是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可贵品质。
邓小平曾这样评价自己：我是实事求是派；我就是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
在三落三起的政治生涯中，无论外界的压力有多大，邓小平对于大的原则性的问题，对于那些自己认准了的、又是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问题，是从不放弃的。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不随波逐流，不讲假话、空话，这是邓小平的一生不改的秉性。“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这一秉性导致了邓小平的坎坷际遇和政坛“三落”；然而，正道直行，民心所向，又正是这一秉性，导致了他一次一次奋起，最终赢得了人民的衷心拥护，成为中华民族的世纪伟人。
在中央苏区第一次落难的时候，“左”倾领导责令邓小平检查。邓小平却在检查中以大量的事实，实事求是阐明了毛泽东各项主张的正确性。同时尖锐地提出，在当前的形势下，务必认清楚什么是机会主义，什么是冒险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进攻路线。要弄清楚
这些问题，必须到实践中去寻找答案，而不是“纸上谈兵”。 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谈到邓小平的这一段历史，其中写道：
邓小平在被批斗时写了两三份检查，承认他低估了“进攻路线”，但指控他的人对此还是不满意。他坚持说：“我再也没有别的可说了。我说的都是实话。”说罢，他把腰板一挺，直直地站在那里，不愿为此再费口舌了。[ （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165页。]
“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初，邓小平的政治命运已是危在旦夕。但是，当着众多的高校学生，他仍是直言不讳，实事求是地称自己对“文化大革命”不太理解；面对造反派否定派工作组的诘难，邓小平没有将责任全推给刘少奇，而是毫不隐讳地说：我同意派工作组，因为当时学校很乱，没有别的办法，经过政治局常委决定派工作组。这件事，少奇有责任，我也有责任。但当时还意识不到这就是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
在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到的前夕，也许是惜才心切，毛泽东希望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表示一个态度，由他主持在政治局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并作一个决议，要求对“文化大革命”总的评价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对于邓小平来说，毛泽东是他敬仰爱戴的革命导师。但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次，邓小平谢绝了。他答得很巧妙：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言辞委婉而坚定，果然柔中寓刚，棉里藏针。
（三）三落三起，不变的是敢做敢闯，勇于作为的英雄气概。
敢字当头，是革命家邓小平的一个鲜明风格。他虽多次被打倒，但总是不吸取“教训”。每一次起来后，他总是顽强地独立思考，我行我素，敢做敢为。他不惧怕别有用心的人抓住辫子，抓住把柄，曾诙谐地说自己是维吾尔姑娘，辫子多，一抓一大把。
1973年，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后，为了收拾“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烂摊子，他横下一条心，不怕再一次被打倒。在全面整顿中，他多次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领导干部要敢字当头。
1975年5月29日，他在钢铁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一个部门、一个企业的领导，不能怕这怕那。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进领导班子，条件是中央支持他们。7月4日，他在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的讲话中指出，领导干部要做到一不软，二不懒，三不散，不要怕犯错误。要允许他们犯错误，改正错误。9月，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说：“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这半年来，我讲了多次话，中心是讲敢字当头。有个‘老大难’单位，过去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后来下了决心，管你是谁，六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四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二三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都得摸。一摸，就见效了。”[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页。]
在整顿过程中，江青等人无理取闹，处处做梗。当时“四人帮”炙手可热，许多人对之敢而不敢言。邓小平却敢于碰硬。1974年10月17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顶撞”了江青。在这次会议上，江青等人借“风庆轮事件”，逼邓小平表态，妄图将这一事件定性为“洋奴哲学”、“崇洋媚外”的一个典型。邓小平奋起反击，严厉指斥“四人帮”搞强加于人，表示“对这件事我还要调查”。事后，毛泽东向邓小平赞赏地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我赞成你！
对于一般常人而言，挫折多了，坎坷多了，往往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越雷池一步。而邓小平却不然。政治的惊涛骇浪，三落三起的艰苦磨砺，丝毫没有挫伤这位革命家的雄心和胆略。他一次比一次更老练，更智慧，更富有永往直前的革命胆略。当他第三次崛起之时，凭着敢做敢闯，勇于作为的革命家胆略，邓小平带领中国人民，不怕冒风险，不怕闯禁区，冲出了一条前无古人的改革开放之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他不断鼓励党和人民：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四）三落三起，不变的是坚强的意志和豁达乐观的革命情怀。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苏轼：《晁错论》]处常人之不能处，忍常人之不能忍。每一次落难，邓小平都以顽强的毅力接受着命运的考验。江西第一次“落难”，他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在关押审查期间，“左”倾路线的执行者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生活上无情压迫他。陆定一的妻子唐义贞实在看不过去，到老乡家里买了鸡，偷偷疏通看守人员，把邓小平带到家中解馋。到“文化大革命”第二次被打倒时，不但邓小平本人受到迫害，他的家人也惨遭株连：长女邓林虽然从美术学院毕业，但因为是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女儿，不给分配工作，只好下放到河北一个农场里去劳动；长子邓朴方，则受迫害致残；次女邓楠，仍然在北大物理系，但不准许她回家；三女邓榕，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毕业，被下放到陕西农村插队落户；次子邓质方，在北京大学第一附属中学毕业，不到15岁，便被下放到山西农村。在江西的艰难岁月里，邓小平和卓琳的工资大幅下降，200多元要维持全家8口人的生活，生活的拮据可想而知。后来邓朴方被批准到江西与他们同住。卓琳不顾自己身体不好，每日为儿子端饭送水；年迈的祖母也总是努力做可口的饭菜给他补养身体；邓小平则承担最重最累的活：给儿子擦澡翻身。对一个已经67岁的老人来说，体力上和精神上的消耗是可想而知的。一家人同甘共苦，互敬互爱，共渡难关。
经过长期艰苦的磨砺，邓小平练就了极强的应变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对于个人和家庭的不幸与屈辱，他淡然处之。也许内心波涛起伏，但外表却平静似水，沉静刚毅。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描述道：“我父亲为人性格内向，沉稳寡言，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他养成了临危不惧、遇喜不亢的作风，特别是在对待个人命运上，相当达观。在逆境之中，他善于用乐观主义精神对待一切，并用一些实际的工作来调节生活，从不感到空虚与彷徨。”
1985年7月15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钱伯斯。对当看到8l岁高龄的邓小平仍然身体硬朗、精神饱满时，钱伯斯深感到惊奇，忍不住向邓小平请教保持身体健康的秘诀。邓小平答道：许多客人问过我，我的回答是四个字：乐观主义，天塌下来不要紧，有人顶着。他还说：我是三下三上的人，对什么问题都持乐观的态度，相信自己的信念总会实现，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念，我是活不到今天的。
生性达观、内心光明、襟怀坦荡、处变不惊，这是时代风云留给邓小平的真实风格烙印，是一份历史的珍贵馈赠。
从一个人读一部历史。2 0 世纪的中国，风云激荡，沧海桑田。100年间，在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的奋斗中，中华民族从极度衰败、备受屈辱、国家濒临灭亡边缘，最终奇迹般地重新站立、一步步走向繁荣富强。近代以来，无数革命者有着共同的、特殊的历史命运，他们在寻觅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上，无不历尽艰辛，经受了各种磨难和考验。邓小平，作为一个几乎与20世纪同龄的人，他从青年时代起即投身革命的洪流，时代的熔炉，三落三起的磨砺，锻造了他作为一代伟人的性格和品质，成就了他领导党和人民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大业！
（王文：长安街读书会成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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