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瑜
华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
日本近现代文学
近代日本国民教育与儿童文学之关系
代表作品：
论文《童话的谎言：近代日本儿童文学杂志
〈赤鸟〉中殖民话语的隐性书写》
译著《落语与我》
前阵子“996”工作制又“火”了！导火索是互联网大佬马云先生连续几日多次为“朝9晚9每周工作6天”的工作制度倾情代言，声称能“996”是修来的福报。紧接着京东刘强东先生以一篇《地板闹钟的故事》表示“混日子的人不是我兄弟”，让这把火越烧越旺。一时间互联网上炸开了锅，
然而当各路网友还没有争论出个所以然的时候，一部名为《我，到点下班》的日剧相当应景地在此时上映了。该剧从剧名到内容很硬核地替众职场“加班狗”们怼回了诸大佬。
《我，到点下班》剧照
女主人公东山结衣是一家互联网公司的项目总监。剧集的开场是这样的：某天下班前一个项目正好顺利完成，东山满面笑容地收拾东西准备打卡下班。同事三谷向东山提议“不如组织大家下班后聚餐庆功”，东山以“大家应该都想早点回家”为由拒绝了。随后三谷又提议“想跟大家一起商讨策划下一个项目”，东山答“等下一个订单来了再说也不迟”又拒绝了。
当办公室墙上的时钟跳到18:01时，东山潇洒地踩着点下班了。合理高效地完成工作，然后准时下班，就是这个女主人公最大的特点。下班之后的东山会先去一家中餐馆，来一杯只有18：10前才能享用的半价啤酒，吃吃喜爱的小笼包。
或是回家跟男朋友一起吃晚饭，聊聊要去哪里露营，享受日常生活的幸福。当然，所有带薪假期她也会尽量一天不落的用掉。总之，东山就是活出了所有上班族梦寐以求的状态，你想象的生活有多美好，她活得就有多美好。
《我，到点下班》剧照
说到日本的上班族，印象中的他们明明应该是常年加班、兢兢业业、疲惫压抑的一群人。毕竟日本是“社畜（“公司的牲畜”之意）”“过劳死”这些词汇的发源地啊。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不得不“996”的时候，他们却开始提倡“965”了？
《我，到点下班》剧照
日本公司“加班文化”的历史
日本公司的加班文化可以追溯到1911年颁布的《工厂法》，其中明确规定“未满16岁的儿童及女性每日的劳动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此后，人们逐渐开始形成“超时劳动”的概念。
1947年出台《劳动基准法》取代了《工厂法》，规定“法定劳动时间为每天8小时，每周48小时”，但其中第36条又补充说明“当雇佣双方达成协议时超时劳动亦合法”。如此一来，每日工作八小时的法规便形同虚设，日本人加班到深夜如家常便饭。
二战之后，日本经济在一片废墟上迅速恢复并发展，短短二十余年的时间就以崭新的姿态跻身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创造了世人瞩目的“东洋奇迹”。1979年，美国社会学家傅高义甚至专门著书《日本第一》，在书中大谈日本的成功学，希望美国学习并效仿。
1980年7月21日的伦敦《泰晤士报》宣称日本已经崛起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工业化国家”，日本的世界经济强国地位已无人质疑。然而，所有光鲜和荣耀的背后是亿万不惜牺牲个人时间，对企业无私奉献的日本劳动者。
尤其是1960年代以后，日本从劳动力过剩经济转入劳动力不足经济时代，很多企业员工都陷入超时劳动的境地，到了下班时间难以下班，下班铃声不是工作结束的信号而是意味着加班的开始。
想辞职......想死......
日本有个很有名的功能饮料叫Regain（リゲイン），1988年上市时的广告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缩影——醒目的荧光黄背景上乌压压一群仰头在喝Regain的上班族，“你可以奋战24小时吗？”的广告词更是赤裸裸地把加班当成理所应当，甚至是光荣的事。彼时日本社会对“加班文化”的认同由此可见一斑。
1980年代开始日美、日欧之间的贸易摩擦愈演愈烈，欧美等国指责日本实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和不公平的竞争政策。为了缓解国际舆论压力，日本采取了包括缩短劳动时间在内的一系列措施。1994年《劳动基准法》修改案通过并实施，规定每周劳动时间为40小时。
可是实际情况却并不美好。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的雇佣形态中兼职和零工的比例增加，表面上看，全体劳动者的平均劳动时间变短了，但正式员工常年加班的问题却并未缓解。
日本人为何很难按时下班
不少相关研究认为，日本人很难按时下班与其独特的文化心理有关。比如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核心“忠”与“忍”渗透到日本的企业精神中时，就表现为“一切为了企业”“做企业的忠诚员工”任劳任怨的企业文化。
正如被奉为企业文化研究经典之一的《成功之路》（托马斯·J·彼得斯、小罗伯特·H·沃特曼，1982）一书中所说：“生产率这件事，并不在日本人有什么奥秘，而纯粹是在于人们的忠诚心，在于他们经过成效卓著的训练而产生的献身精神，他们个人对公司的认同感。”
而“终身雇佣”“年功序列”等雇佣制度不仅有助于提升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还有效地保证了这种“忠”与“忍”一定会有相应的回报。
《我，到点下班》剧照
同时，日本企业倾向于强调企业的集体利益优先于员工的个人利益，强调员工整体步调的一致性，不提倡独断独行的个人行为。在这种理念的驱动下，企业的发展就是所有员工共同努力的目标，员工会将加班行为视为建设集体、体现个人价值的正确途径。
个人在集体中表现出来的工作态度显得尤为重要，能力很强但喜欢特立独行的“出头鸟”往往不受欢迎；而业绩平平，但每天干劲十足、努力加班的人却常得到较高的评价。
日本人非常喜欢说“我会加油的（頑張ります）”，一定程度上与这种重态度、轻结果的评价机制有关。当上司和同事都在加班的时候，又有多少人敢说“我先走了”呢？
此外，希望通过加班赚钱补贴家用，或是通过加班在家人及邻里面前营造一种自己在公司很受重用的印象，也是日本上班族们很难到点下班的原因。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以上这种以文化心理为视角的研究大多比较老旧，其研究对象是经济高度成长期的日本人。上世纪末开始，日本国内的社会经济环境失去了之前的活力，日本上班族的心理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
2004年，日本劳动政策研究研修机构（JILPT）以全国3000名劳动者为对象开展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因“不好意思回去”而加班的人仅占13.5%，多达61.3%的人认为“工作太多做不完”是导致他们无法按时下班的原因。（《日本的长时间劳动、无偿劳动时间的实态与实证分析》，2005）
从平成到令和，改革势在必行
2019年5月1日零时起，明仁天皇退位和皇太子德仁即位，日本的元号从“平成”改为“令和”。对于“平成30年”该如何评价？
东京大学教授吉见俊哉等九位学者共同撰写的《平成史讲义》（筑摩书房，2019）一书将“平成史”定位为“失败史”，堪比“第二次战败”。一桥大学名誉教授野口悠纪雄更是索性以《平成为何失败》为书名，论述日本泡沫破灭、经济低迷的缘由。
相较学者们的严苛，日本普通民众的态度则显得宽容许多。在平成即将结束之前，日本共同通信社做了一次舆论调查，
令和时代首日，《世界文化》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颇有意思的文章——《每一朵“平成废物”，都是这世界上唯一的花》。文章题目借用自SMAP的歌曲《世界上唯一的花》，这首歌是日本网民选出的平成时代最感动人心的歌曲第一名。歌词的大意是：
“花屋的店头摆放着各色各样的花/各花入各眼/每一朵都那么漂亮 没有一朵花要抢着争当第一/朵朵都端正挺拔/在花桶中开得灿烂/可是我们人类为什么总是那么爱攀比呢？/虽说人与人各有不同/为什么却总想成为第一名？/是啊，我们都是这世界上唯一的花”。
作者认为这首歌贴切地表达了平成一代的价值观：与其做第一，不如做唯一。文中道：
平成时代的三十年，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中略）战后昭和建立起来的“日本式自信”，在多灾多难的平成时代不断丧失，并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平成时代日本人的价值观。平成一代，是无力的一代。
要从无力之中重新找回自信，就是放弃“第一”，但求“唯一”。（中略）战前的昭和，是国家主义；战后的昭和，是企业集团主义。日本企业特有的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培养了员工对于企业的忠诚心与归属感，个人与企业之间是命运共同体。
但进入平成之后，经济停滞所导致的企业经营赤字，令日企的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几近瓦解。大量裁员，为节省人工成本大量雇佣派遣社员也即“合同工”，也令年轻一代对于公司开始缺少归属感，不再拥有昭和时代那样强烈的集团精神。
平成时代的年轻人，会因为上司的一句训斥而递交辞职报告，会在应聘会上，理直气壮地“希望加班少一点”“希望能按时回家”。因为“我不能只在工作”“除了工作我还有自己的爱好与生活”。
“不让我按时下班，弄死你。”社畜的呐喊1
昭和前辈们靠无尽的加班和加倍的努力来获得晋升，兢兢业业，一天不敢懈怠。长于平成年代的年轻人目睹了日本泡沫经济垮塌后的种种，他们已经完全不吃昭和年间传下来的成功学。
《我，到点下班》这部剧里就有受不了前辈的严格要求而辞职的职场新人。在前辈们的眼里，平成一代是“废柴”的一代。然而，平成一代却比任何一代的日本人都活得更有自我，他们对于“竞争”不太感兴趣，与“竞争”相比，他们相信“共生”才是正义，相信价值观的多元化、相信这个世界是各种价值观的混同存在。
《我，到点下班》剧照
日本人的想法在变化，日本社会的状况也在变化。日本内阁府官方网站上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0月1日，日本的人口老龄化比率（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已高达28.1%，位居世界第一。
2065年预计会达到38.4%（数据同时显示，2060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比率将直逼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的超高龄化国家）。由于出生率的持续走低，养活老龄人口的劳动力比率不断下降。2018年，日本平均每个老龄人口尚有2.1个15-64岁的劳动力在养活，预计2065年时每个老龄人口仅剩1.3个劳动力在养活。
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是日本社会迫在眉睫的问题。除传统劳动力之外，把女性等有育儿、养老任务的人群、有身体疾病的人群等只能短时间工作的那部分人纳入到劳动力范围内，是解决这个问题有效办法之一。“能加班、肯加班的人才算好员工”的社会评价体系必须要改变。
对日本人来说，2019年4月1日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日子。日本的官房长官菅义伟公布了日本的新元号：令和。很巧合的是，这一天也是《工作方式改革关联法》正式实行的日子。
该法规包含了加班上限限制、年度带薪休假5天义务化、不论雇佣形态一律同工同酬等内容。对于加班首次设定了附有惩罚条例的上限，明确规定：“加班时间的上限原则上每月45小时，每年360小时。繁忙期等特殊情况时，每月不得超过100小时，每年不得超过720小时。违规者将被处以6个月以下徒刑或每一人次30万日元以下罚金”。
《我，到点下班》里，东山说：“我不打算比现在更加努力，我要到点下班”“我不为公司存在，公司要为我存在”。如果把这样的金句仅仅看成是加班族们被压抑的情绪的宣泄的话，未免太过表面。
“从现在开始我要申请带薪休假！”社畜的呐喊2
“到点下班”从根本上来说已不是个别现象和个人需求，而是社会现象和时代需求。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劳动力，出生率的走低和劳动力的减少会迫使社会重新审视劳动力，不仅在制度上，更要在观念上维护尊重劳动力。
平成走了，令和来了。日本人不再以加班为荣，他们拒做“社畜”，高喊“我，到点下班”。
我们也有理由相信，“福报论”和“兄弟论”会像Regain当年的广告词“你可以奋战24小时吗？”一样，迟早变成人们回望历史时的谈资。
文 | 王 瑜
图片 | 王阿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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