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孙斌华 · 图 | 网络
如今，请客似乎已成为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不必说婚丧嫁娶要请客，也不必说小孩出生、一岁、十岁以及老人六十大寿要请客，更不必说乔迁之喜、金榜题名、加薪晋级、逢年过节要请客，就算平常没什么事，高兴了也可任性一把——请三五好友坐一坐。
请客很平常，做客也成了家常便饭。
可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无论是请客还是做客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很多普通家庭一年到头，甚至一成几年，都很难有做客的机会。所以，到远一点的亲戚家做客，可能半年前父母就开始唠叨了：怎么去，带谁（小孩）去，穿什么衣服去……近一点的，至少一两个月前也会唠叨。
总之，去做一次客，一定弄得水响，隔壁左右的邻居甚至大半个湾子的人都知道。
记忆中，有两次做客的经历让我终生难忘。
第一次做客是在三岁多的时候，汉口表姐的大女儿十岁。比我大一轮的姐姐带着我前去祝贺，一起前往的还有堂姐和堂妹。
我们一大早起床，从湾子步行大约五里路到横店坐火车。这是我们第一次坐火车，虽然是临时加开的一列货车，可能刚装过生猪，有一股浓浓的臭味，但大家还是很兴奋。
印象中，表姐家并没有摆酒席，可能因为房子小且经济条件不允许，只来了一些至亲。但有一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刻：表姐的妹夫、我的二表哥——唯一一个成年人带着我们一行大小八个孩子去中山公园。
从表姐家去中山公园大约需要半个小时（这一点是姐姐后来告诉我的），要经过好多条小巷子。巷子特别窄，若对面有人相向而来，我们必须停下让路，正因如此，九个人相当于排成了一条纵队。
出门的时候大家都走在一条巷子里，甚至还手拉手，可是走着走着，因为不时要给对面过来的人让路，走在前面的和后面的可能就隔着两三条巷子了。
我不是最小的（最小的才三岁），所以不是大家特别关注的对象。而且除表哥外，大家都是第一次到汉口，也是第一次去公园，一路上大家都很兴奋，叽叽喳喳地说着笑着。
可不知什么时候，我突然发现只剩下我一个，前面的人都不见了踪影。我慌神了，一连追了几条巷子，大声喊着姐姐，可是没有回应。我不觉自言自语：找不到人算了，我一个人回去。
于是，我一个人七拐八弯地原路返回。
当我一个人返回表姐家的时候，表哥表姐十分惊讶，因为对于一个从没出过远门、没到过武汉且不到四岁的孩子，穿过那么多的巷子还能自己找到回家的路，简直太不容易了。
“走散了，他们一定担心。”大表哥赶紧出门寻找，在前往中山公园的路上正好碰到调头找我的二表哥一行。原来他们到了中山公园门口，买票时才发现少了一个，大家都吓得不行，谁也没心情去逛公园，慌忙回头来找人。
得知我没有走丢，大家悬着的心才放下来。遗憾的是，因为我的缘故，所有的人都没能去成公园。
想想看，四十八年前花五分钱逛中山公园，是多么奢侈、多么让人羡慕的事！本来，来汉口之前，差不多全湾的人都知道我们要到汉口做客，还说好回去以后告诉他们我们看到了什么。
如果去了公园，大家回去以后就可以在他人面前大肆炫耀一番：自己去了汉口，逛了中山公园，知道公园长什么样，看到什么，玩了什么。而且这事马上会一传十十传百，成为全湾的焦点。可我扫了大家的兴，让他们无可炫耀。
反倒是我成了全湾的焦点人物，大家都在议论，说我小小年纪走丢了还能自己回去，将来一定了不起（这些话我没印象，我大一些的时候，经常听大人们说起，直到现在他们偶尔还会提及）。
第二次做客是在这之后没多久，我跟着妈妈一起去参加一个表哥的婚礼。表哥家位于钱个小湾，离我们家大概十来里路。
去的前一天晚上，妈妈特地到邻居家给我借了一件小碎花的罩衣，让我穿上试试。穿上这么漂亮的衣服，我不自觉地用手在上面不停抚摸。妈妈看到了，赶忙说：快点脱下来，别弄脏了，明天做客再穿！
我赶紧脱下，妈妈顺手叠好，放入家里唯一的木箱子里。
第二天，我穿着借来的小碎花罩衣，高高兴兴地跟着妈妈出发。一路上，我连走带跑、连蹦带跳，远远地走在妈妈前面，然后又折回来陪着妈妈一起走，如此反复，一点也没感觉到累，似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到了表哥家，妈妈带着我跟亲戚朋友打完招呼后，我就在门口看小朋友们玩——几个小女孩开心地跳着房子，还有几个在比赛踢毽子，因为不熟，我只好在一旁看着。
突然一个毽子踢到我跟前，我本能地捡起来扔了过去，仍然站着干看。不一会，毽子又飞到我跟前，我再一次捡起来扔了过去。这时，有个小女孩开口了：你想踢吗？跟我们一起踢吧！
我不好意思地慢慢挪动步子凑了过去。踢了一会，陌生感没有了，就跟在湾子里和好朋友一起玩一样，自由自在地玩起来。内踢、外踢、跳花，通通都踢过一遍后，又凑到跳房子的队伍里玩了一通。
看到跳房子的人比较多，有个小女孩提议来几个人去跳橡皮筋，于是三个人单腿撑起橡皮筋，一个人在中间跳，所有人都唱着口诀：小皮球用脚踢，马莲开花二十一……
突然听到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原来新娘子接过来了，所有人的眼光都被吸引过去，想看新娘子长得是否漂亮。而且，这个时候还会有一个所有人都很期待的环节——撒喜糖。
喜糖可是难得一见的稀罕物，大人小孩都喜欢，何况借了别人的衣服，回去是要给几颗糖表达谢意的。我慌忙往人堆里挤，想多抢几颗糖。
撒糖的是另一个表哥，他一边把糖高高地撒向空中，一边扯着喉咙大声喊“吃喜糖哦！”所有人都朝着撒糖的方向将手高高举起，有的踮着脚尖，有的甚至跳了起来。呼喊声，欢笑声，喧闹声，被踩到脚的小孩的哭喊声，响成一片。
第一把糖撒完，没一颗掉到地上，全被大人和个子高的孩子抢走了，我一颗也没抢到。没抢到的人大声喊“这里，这里！”示意往那个方向撒。我只能低着头，盯着别人在空中没有接到，直落地面的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抓到手里。
第二把、第三把的速度明显加快，谢天谢地，我终于捡到一个！我不甘心，继续往人堆里钻，想多捡几个。可是当我好不容易看到一颗糖掉到我跟前，伸出手去抢时，发现另一个小手跟我同时落到了那颗糖上。
我们俩谁也不松手，都使劲地按着那颗糖。突然那个小孩哭了起来，哭声很大。有大人问“怎么啦”的声音传过来，于是我放手了。表哥家总共撒了不到十把糖，最终我捡到三个。
抢完糖，我又和小朋友一起玩去了。突然，我听到水塘里发出“嗖”“嗖”的声音，原来是几个男孩子玩打水漂的游戏。这可是我从未玩过的，于是在池塘边捡了几个瓦片，学着他们的样子玩了起来。
可是不管我怎么努力地去打，我的瓦片始终是“噗通”落入水里，不像他们打的那样，轻轻入水，腾起，再入水，再腾起。这时，有个小朋友过来教我：瓦片要薄，且要平着拿，与水面平行，打出去的时候一定要使劲……
按着他的方法，我练得正起劲，妈妈喊我吃饭了。
吃饭可是做客的重头戏，我是特地来“钓鱼”（小孩子拿个缸子，站在大人旁边，装点菜回去，给老人或病人吃）的。我过来的时候，桌子旁边已站了三四个“钓鱼”的，都吃得正高兴。
妈妈把事先准备好的搪瓷缸子交给我，并嘱咐我不要把衣服弄脏了，然后就开始往里夹菜，说是带给婆（我们都读第四声，实际上就是奶奶）吃。听说是给老人带的，旁边的亲戚也往我缸子里夹菜。
装了一些菜后，妈妈给了我一小碗饭，我在旁边安安静静地吃起来。吃得正起劲，突然听到一个小孩扯着嗓门大哭，抬头望过去，看到一个脸上挂着泪珠、鼻子下长着两条绿龙、嘴里还衔一块粉蒸肉的小男孩。
小男孩的妈妈大声呵斥：你看别的孩子多乖，大人拈什么吃什么，你已经吃了一块了，你喜欢吃就都吃了，别人吃什么？太不听话了！再好吃打死你！
原来是为了一块粉蒸肉。大人都劝那妈妈：孩子可怜，难得吃到肉，想吃就让他吃吧，大人少吃点没关系。并纷纷让出自己的那一份。吃着粉蒸肉，小男孩的脸上又露出了笑容。
做完客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赶紧脱掉借来的小碎花罩衣，妈妈把它轻轻地揉洗了一下，晾起。
第二天，衣服干了，妈妈叠得整整齐齐，同时用手帕包了几颗糖（因为家里有老人，临走之前伯伯特地给了妈妈一把喜糖），带着我一起去还给人家，并告诉我：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这些事情虽然过去了几十年，可每次不管是请客还是做客，看到满桌丰盛的菜肴，看到每天穿得像过年一样的亲朋好友，看到每个人脸上灿烂的笑容，看到席间其乐融融尤其是看到坐在父母身边并受到百般呵护的孩子，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小时候做客的情形。
我不得不感叹：现在，我们终于生活在一个幸福的时代，生活在一个衣食无忧的时代，生活在一个自由自在的年代，生活在一个最美好的时代！
关于作者 孙斌华，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六十年代出生于黄陂一个普通的乡村，对家乡怀有深厚的感情，常常梦回故乡，忘不了故乡的山山水水，忘不了故乡的父老乡亲，不时写点文字抒发自己的思乡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