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12 反腐|在足球商业化背景下 官员裁判深陷腐败漩涡

何家弘 陆宇光足球运动是体质、技巧、力量、智慧、精神等人类能力的展现,具有技战术高、团队性强、对抗性强等特点,比其他运动更有力,堪称人类社会的第一体育运动。然而,广阔的市场和巨额的利润使绿茵场不再纯洁,足坛腐败不断地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也成为世界各国乃至国际社会必须重视的问题。

足坛腐败虽已成为“旧闻”,但在不断更新。例如,在足球运动非常发达的南美洲,足坛高官的腐败案件就接连不断发生。2015年岁末,时任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和副主席普拉蒂尼涉嫌贪腐的消息再次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

2015年5月27日,就在国际足联大会即将开幕之际,瑞士警方突然逮捕了包括国际足联副主席韦伯在内的6名高级官员,依据是美国的司法机关指控这些官员自1990年以来每人收受了累计数百万美元的贿赂和回扣。同年10月,国际足联名誉副主席韩国人郑梦准被剥夺副主席职位,禁止参与足球事务六年,随后郑梦准对以布拉特主席为首的国际足联进行反击,指责布拉特腐败、贿选、排除异己。于是,国际足联的腐败黑幕随着不同派系之间的斗争逐渐拉开。同年12月中旬,时任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时任国际足联副主席、欧洲足联主席普拉蒂尼同时被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宣布禁止参与任何足球活动,即时限长达八年的“禁足令”,并分别附加了5万和8万瑞士法郎的罚款。2016年新年刚过,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建议对国际足联原秘书长瓦尔克禁足九年。

国际足联的贪腐案可以追溯到1974年。前奥委会成员、巴西人阿维兰热在时任阿迪达斯总裁达斯勒的金钱开路下通过“马克攻势”获取多数选票,成为新任国际足联主席。随后,达斯勒在美国成立一家公司,经阿维兰热的许可与授权,开始倒卖国际足联的相关营销权,包括转播权、商标权、特许商品经营权等。足球商业化席卷全球,形成了规模庞大的产业链和利益集团。与此相应,世界杯足球赛给举办国带来巨大商机,许多国家不遗余力地竞相申办。为了获取国际足联委员们的投票支持,申办国往往煞费苦心地为各位委员量身打造礼品,形形色色的贿赂事件层出不穷。在这种市场环境下,国际足联的高官也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肥差”,各种贿选愈演愈烈。

在国际足联高官的影响下,许多国家的足协官员也借机中饱私囊。布拉特在1998年接替阿维兰热成为新任国际足联主席后,向许多国家的足协每年提供至少25万美元的资金以发展足球运动。但一些国家的足协官员把这些资金装入私人腰包。例如,2015年5月被瑞士警方逮捕的前中北美和加勒比海足协主席杰克·沃纳曾经垄断加勒比海地区的足球事务近30年,通过手中掌控的比赛转播权、商标权、经营权等大肆牟利。他也获得了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的格外关照。实际上,布拉特为了获取该地区35个足协代表的支持,还曾经向沃纳行贿,给予各种经济利益。国际足联东窗事发,也导致了沃纳的落马。

中国足坛也有腐败。其中,最受新闻媒体关注的当称“四大黑哨”案。2012年2月16日,辽宁省丹东市中级法院对陆俊、黄俊杰、周伟新、万大雪四名前职业足球裁判作出判决,罪名都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周伟新还有行贿行为)。

“四大黑哨”在中国职业足球的赛场上留下了许多“经典案例”,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国安罢赛”事件。2004年10月2日,首届中超联赛的第14轮,北京国安队在客场挑战沈阳金德队,比赛进行到第79分钟时,北京国安队的张帅在禁区内撞倒对方的张扬,主裁判周伟新判罚点球,引起北京队球员不满,集体退场表示抗议。等待5分钟后,北京国安队员仍然没有回到场内,周伟新根据足协规定宣布比赛结束,沈阳金德队取得比赛胜利。“国安罢赛”一事在当年引起极大争议。周伟新被捕后承认在那场比赛之前曾有不正当的金钱交易。

值得重视的是,裁判的受贿行为背后还有足协领导的牵线搭桥。中国足协的时任领导南勇、杨一民、谢亚龙等人就曾经在足坛腐败中扮演了行贿受贿、收取回扣、牵线搭桥的角色,并且最终都受到了法律的惩罚。

作者简介:何家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反腐败法治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足球协会道德与公平竞赛委员会主任,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委员;陆宇光,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