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世纪初，是中国的东汉末年，古都洛阳的郊外，举目四望，到处是一片荒凉的景象。曾几何时，作为东汉王朝的都城，这里还是人烟密集，商旅如云。但在此时，这里却人迹罕至，杂草丛生。一代枭雄曹操路过这里时，面对如此凄惨景象，不禁伤感地提笔写下了传诵千古的诗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曾繁盛一时的东汉王朝如此衰败呢？人们通常会说这里战祸所致，但是除了战争之外，没有别的“杀手”吗？
东汉自汉安帝以后，由于朝廷吏治腐败，官府横征暴敛；加上长期对外用兵，耗费巨额经费，所有这些沉重的负担，全部落到百姓头上。同时更不幸的是，东汉王朝末年又出现了各种严重的天灾，以致出现了“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严重局面。大批农民四处流亡，饿殍遍野，连京师洛阳也是死者相枕于路。
尤其可怕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瘟疫，又给了本已虚弱无比的王朝致命一击。
民皆疾也
根据古人的解释，所谓“疫”，就是“民皆疾也”，意即凡能传染的病都通称为“疫”。至于“瘟”，则是指烈性传染病，可以在禽畜动物与人之间相互感染。基于此，中国古代把传染病、流行病通常为“瘟疫”。
据历代文献记载，自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20世纪，中国较大规模的瘟疫竟达700多次。
历史发展到汉代，由于长期的战乱以及各种自然灾害，终于导致疫病的大规模流行。即使在西汉王朝的“文景之治”时期，也出现了“民大疫死，棺贵”的悲惨景象。
据后世历史学家统计，从公元119年至217年这百年间，就曾有几十次大瘟疫。而在东汉末期的数十年间，大瘟疫更是连绵不断，其死亡人数之多，简直无从统计。
东汉末年短短30年间，有明确记载的全国性大瘟疫共有12次。来势凶狠的瘟疫，以空前的速度席卷东汉王朝所统治的每一个角落，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当时，东汉王朝的各级地方官不断接到大量的病例报告，有的村庄甚至几乎全部死亡。地方官不敢怠慢，赶紧将这些情况上报朝廷。但是令人失望的是，这时的朝廷却正陷入腐败和混乱之中，对老百姓的生死根本无暇顾及。结果由于缺乏有效的防治，瘟疫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据有关史料记载，东汉末年瘟疫的主要症状为：由动物（马牛羊等）作为病毒宿主传播，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发病急猛，死亡率很高；患者往往会高热致喘，气绝而死；有些患者有血斑淤块。在瘟疫来临的初期，人们几乎是束手无策，只能在绝望中等待死亡。当时人们通称之为“伤寒”。
在瘟疫流行期间，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后果十分悲惨。在曾经繁荣的中原地区，一度出现了这样的惨状：“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曹植《说疫气》）而当时著名的医学家张仲景，也曾悲痛地回忆道，他的家族本来人口众多，达两百余人口，但在不到十年的瘟疫流行期间，竟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死去了，而其中又有七成是死于伤寒。在东汉王朝的首都洛阳地区，瘟疫竟夺去了一大半人的生命。再加上当时这里不断发生战乱，中原地区陷入极为恐怖的状态。
在瘟疫的打击下，一般的老百姓由于条件落后而大量死亡。即使那些一向养尊处优的上层人士也难逃厄运。在这方面，著名的“建安七子”就是很好的例子。
所谓“建安七子”，是指东汉末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之外的七位著名诗人，他们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当曹丕还未称帝时，与“建安七子”中的好几位诗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不幸的是，在建安二十二年中原地区的大瘟疫中，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竟有四人染病而死，他们是徐干、陈琳、应玚、刘桢。眼看着好友一个个死去，曹丕后来沉痛地回忆道：“昔年疾疫，亲故多摧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谓百年已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
此外，当时许多著名的上层人士，如著名的“竹林七贤”、王弼、何晏等人，基本上都是因遭遇瘟疫而英年早逝。
生民殆尽
建安九年至二十四年（公元204年至219年），这次被人们称为“伤寒”的大瘟疫达到了高峰，给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中原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实际上，在东汉王朝灭亡以后，到三国和晋朝，它又持续了很长时间。稍后的另一位历史学家裴松之就曾说，这场瘟疫“自中原酷乱，至建安，数十年间生民殆尽。比至小康，皆百死之余耳”。而据《晋书》的记载，甚至在咸宁元年（公元275年）十二月，都还时有发生，“是月大疫，洛阳死者大半”。
在经历了长期的大规模瘟疫后，中国的人口大量死亡。尽管在古代并没有明确的相关记载，一些人口统计数据也很不准确，但从一些史书留下的数字仍可以体会到瘟疫的杀伤力。
根据古代较为权威的官方记载，瘟疫爆发前的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时，全国人口为5650万，而在经历了大规模的瘟疫，仅仅123年后的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时，全国人口仅存1600余万，竟然锐减达四分之三。而在瘟疫最剧烈的中原地区，到三国末年，其人口仅及汉代的十分之一。虽然当时的战争和灾荒也是造成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但瘟疫所带来的人口损失仍然是触目惊心的。
显而易见，东汉末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多灾多难的一个时代。政治腐败、军阀混战、灾荒频仍，再加上闻所未闻的大瘟疫，使得整个中原地区出现了大面积荒无人烟的情形。过去曾经繁荣昌盛的城市遭到彻底破坏，土地荒芜，百姓流离失所，商品交换也陷入停滞。真正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全面灾难
东汉末年这次规模空前、持续时间很长的瘟疫，不但在当时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而且在许多领域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这种灾难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文化上。
建安年间，由于战乱、瘟疫不断，面对社会上人口的大量死亡，人们难免有朝不保夕的忧惧心理。在这种社会氛围的影响下，一种新型的文化倾向形成了。比如，当时的文人在写诗就常以“七哀”为题，如“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七哀”就曾写道：“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林下泉，喟然伤心肝”，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死亡的伤感。
在这样的文化倾向影响下，文人们所讨论的话题，迅速由两汉时代以经学政治伦理为主题，转变到魏晋时代关注存在意义和生命真伪，这又进一步导致清谈和玄学的兴起。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史表明，魏晋时期的哲学崇尚虚无与放达，而文学中则充满慨叹人生苦短、生死无常的空旷、悲凉、清脱、玄虚的气氛，构成当时主流思想的基本特点。许多历史学家分析，这种现象不仅与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有关，更与人类在瘟疫肆虐面前的无能和无力感有关。
更不可思议的是，当时许多上层人士为了抵抗瘟疫，迷信经常服用一种名叫“五石散”的药物会功效百倍。结果，由于经常服用这种有毒性的药物，这些上层人士的日常行为也显得独具特色。正如鲁迅先生所分析的：“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了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可由于服药时需要以酒为饵，而且药力必须借酒力发散，因此当时的士人大多有纵情饮酒的怪诞表现。
其次，这场瘟疫灾难对民众信仰与社会心理产生深刻影响。
面对当时人口大量死于瘟疫的无奈现状，由于人们基本上束手无策，便往往求助于神怪仙人，这又导致了宗教的极度盛行。
以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为例。这种起源于战国后期的民间宗教，本来在西汉时期已遭到冷落。但到东汉末年，由于“伤寒”疾疫的流行，一些方士便以符水方术为人治病，使道教迅速在普通大众间传播开来。
再次，这场瘟疫灾难是农民起义的导火线。
由于瘟疫频繁流行，天灾人祸接踵而至，给本就盛行继纬迷信的东汉社会带来日益严重的心理恐慌，而一些农民起义领袖便乘此机会发动民众，起兵反抗朝廷。可以说，瘟疫的流行正是导致黄巾起义的重要原因之一。
公元183年，张角、张宝、张梁三兄弟趁民间大疫流行，“以妖术教授，立‘太平道’，咒符水以为人疗病，民众神信之。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当时机成熟后，他们便宣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发起了著名的“黄巾起义”。从此东汉社会进入军阀混战的动荡不安的时期，直到最后灭亡。
最后，持续多年的大瘟疫还对三国军事格局的形成发生了相当影响。
据有关文献资料统计，整个三国时代发生瘟疫的次数多达22次，这无疑会对三国时期的军事进程造成影响。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当属著名的赤壁之战。
众所周知，赤壁大战曹操拥有号称80多万大军，但却由于瘟疫的影响而造成了军队战斗力的急剧下降。据《三国志》所载：孙刘联军与曹操“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
曹操兵在败北撤后，也曾感慨：“自顷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
综观整个三国时期，类似的事例并不在少数。看来，如果没有瘟疫的影响，三国时期的历史或许会是另一种面貌。
医学发展
东汉末年，唯一与肆虐的“伤寒”瘟疫进行殊死斗争的是中医。很显然，要平息这场夺命危机，不能靠神仙保佑，更不能靠符水方士，最可靠的是医药学的发展和医学家的妙手回春。
中国古代医学源远流长，而它正是在不断与疾病抗争的过程中发展的。特别是在汉代，众多典籍中对瘟疫的记载都很详细，其中关于天花、鼠疫、百日咳、麻疹等传染病的描述都是世界上最早的。
当瘟疫流行期间，一些医学家纷纷行动起来，通过不断的探索，总结出了一些有效的防治方法，这些方法都成为了医学史上宝贵的财富。其中最著名的，当推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张仲景，他在总结治疗伤寒瘟疫经验的基础上，写成了千古名著《伤寒论》，这也是对两汉时期流行瘟疫的治疗方法的一部总结性著作。
尽管张仲景对当时瘟疫的防治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有关当时那场瘟疫的疾病元凶，至今尚无定论。
危机解析
古人所称的“伤寒”，与现代医学所认定的伤寒并非一个概念。后世研究者认为，东汉时期的“伤寒”其实是指一切外感病的总称，包括霍乱、痢疾、肺炎、流行性感冒等急性传染病，而不是现在通常所说的由伤寒杆菌引起的肠伤寒病。
至于这场瘟疫为什么会出现，古今也几乎没有一致的答案。
早在西汉之前，包括《黄帝内经》、《吕氏春秋》等著作中，就提出一种观点：物候变迁是瘟疫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历史学家司马迁也在《史记》中将疫情与天体运行导致气候变化联系起来，称“寒暑，天地之气也，若寒暑不时，则民多疾疫也”。
对上述观点，现代许多研究者也表示认同。因为根据著名物候学家竺可桢所揭示的我国古代气候变迁波动状况，东汉末年恰好处于三代以来第二个气候大波动期，因此当时也是历史上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阶段。
也有许多研究者分析认为，当时流行的“伤寒”，很可能是两种与啮齿类动物有关的烈性传染病：鼠疫和流行性出血热，而后者的可能性更大。所谓“流行性出血热”，又称病毒性出血热，是一种由动物性虫媒病毒引起的传染病，它以高热、出血（即身体有出血斑点）和休克为主要临床特征，病死率相当高，可达40%～50%。这些特征，都与东汉末年瘟疫患者的症状很相似。
现代医学认为，出血热的宿主动物和传染源主要是小型啮齿动物，包括家鼠、田鼠和仓鼠等，此外一些家畜也可携带这种病毒，如马、家猫、家兔、狗、猪等。一旦这些作为病毒载体的宿主动物本身染疫后，只需通过接触就可将瘟疫传染给人类。
近些年，一些研究者根据出血热的特征，提出了一种新颖的观点：东汉末年的瘟疫很有可能是匈奴人“生物战”后遗症的大爆发。
早在西汉时期，当汉武帝对匈奴人发动军事进攻时，“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源上，以诅汉军”。结果，汉军触及、食用或饮用过埋置牛羊尸体的水源后，就发生了瘟疫，使军队丧失战斗力。甚至有人分析，当时著名的军事统帅霍去病，在远征匈奴大获全胜后，年仅二十四岁就病死了，其原因恐怕就是因为他的军队曾食用过匈奴人遗留的牛羊。
匈奴人的这种手段，称得上人类历史记载中最早的“生物武器”。后来，一些游牧部落便模仿匈奴人的手段与汉王朝对抗。据《资治通鉴》记载，东汉桓帝延熹五年春三月，当皇甫规讨伐羌人时，就曾出现“军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的现象。
由于对来源不明的疫病认识不清，当匈奴人“制造”的瘟疫席卷而来时，汉人便根据其症状而通称其为“伤寒”。最致命的是，这种疫病在中原地区落地生根后，就开始潜伏下来，一旦外界环境成熟，就会大规模发作。这样，到东汉末年，由于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社会动荡不安，瘟疫便多次发作。
由此，现代研究者认为，想当年，匈奴人将染上病毒的马匹和牛羊的尸体故意施放给汉军，待汉军染病后，其排泄物又通过老鼠及家畜向内地反复传播。由此即引发了自公元1世纪至4世纪前后数百年间在中原地区反复发作的“伤寒”瘟疫。
不过，匈奴人虽然是“瘟疫”的制造者，但他们本身后来也成为了受害者。有资料表明，随后的一百多年间，匈奴各个部落也曾多次遭受瘟疫，导致人口锐减。后来，他们在汉王朝的打击下，势力急剧衰落，大部分被迫向西迁徙。而随着他们的西迁，疫病也一路向西蔓延，乃至贯穿了整个亚欧大陆。在公元2世纪后，这种瘟疫爆发于中亚，公元2～3世纪又传播到罗马。几百年后的公元6世纪，在中亚、南亚、阿拉伯半岛、北非以及整个欧洲，又多次爆发了这种瘟疫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