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蒙城走出来的中科院院士,刚刚被凤凰卫视报道

从1992年至今,上海知青、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国屏记了306本工作日记,在最近的日记中,未来22天的日程都排满了。在学生们的眼里,今年71岁的赵老师是那种叫做岩燕的鸟,无休无止地在空中飞翔。


1973年4月25日,人民日报的一则报道《我们这一代青年人》,使蒙城县朱集生产队的八位知青声名远播,成为全国知青的样板,其中的两位带头人,就是后来结为伉俪的赵国屏和俞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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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平抓起

赵国屏所在的1967届高中仍有毕业分配。但是那时赵国屏却一心想去农村。他的父亲赵祖康在国民党溃退时当过四天上海市代理市长,赵国屏因此被打上了“伪官吏出身”的印记,这使得他特别想要离开,更重要的是,下乡与实现他的梦想有关。


赵国屏:"第一条是我本来就喜欢生物,这从小下了这么一个决心。当时的梦想就是要考北大生物系。想来想去,如果还要搞生物的话,那么只有去农村。"

不久,赵国屏和知青们怀着战天斗地的豪情,遵循“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最高指示来到蒙城朱集生产队。


蒙城县地处安徽淮北平原,千年以来,黄河多次夺淮入海,洪水泛滥,加上战乱频繁,让这块土地极为贫瘠和穷困,人称“安徽的西伯利亚”。赵国屏他们在走家串户向农户学习的过程中,发现了经济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朱集生产队共120多人,分为4个姓氏,每个姓氏之间矛盾根深蒂固,而且因为沾亲带故的关系,凡事没有做到一碗水端平。当干部的多吃多拿,对亲戚又收不上帐,所以生产搞不上去,副业也办不起来。

赵国屏等三名年长的高中生成为八名知青的领导核心。其中俞自由出身工人家庭,出身好,有组织能力,在学校就是红卫兵的首领。她被推选为团小组组长。团小组决定从办事公平抓起。


绝不偏袒,行事公平的作风,使知青赢得了老乡们的信任。朱集生产大队的生产蒸蒸日上,豆腐坊、油坊、砖瓦坊,酱色坊,粉坊等副业办得红红火火。在淮北农村,一个以俞自由、赵国屏为领导核心的知青集体户崭露头角。不久之后,朱集的知青们被推向了更加重要的位置。


1973年,俞自由任蒙城县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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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知青劳模

1974年12月20日,上海《文汇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通讯《胸怀大目标建设新农村奋斗一辈子》,颂扬朱集知青过去六年的努力,并在第三版整版刊发了赵国屏撰写的未来六年规划。


喜爱生物的赵国屏,一心想用生物知识改变农村。开春,赵国屏便开始了他的杂交玉米制种实验。他拿着一根草绳,在地里丈量,种子还没种下,地已经踩结实了。第一次种玉米实验受挫,赵国屏静下心来向农民学习,他感佩农民在生产中积累的经验和智慧。

赵国屏:"我现在跟学生说,我这一辈子学对照的第一个老师是个一个字都不认识的农民。"如今赵国屏带研究生,首要的一条,就是不断纠正他们在对照实验中这类频繁出现的错误。


1976年,从安徽农大毕业的知青朱军来到朱集,帮助赵国屏组建了农科队。农科队将南非高粱育种成适合淮北的高梁,引进高产的美国棉花和大豆与当地品种杂交,并选育玉米和高粱远缘杂交后代,还超前试验了杂交小麦。赵国屏也在玉米良种选育上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芦沟之上横跨着崭新的水坝,是去年将知青们修建的旧水坝推倒后重建的。当年,赵国屏带领着知青们修筑水坝后,七十亩旱地成功地改种水稻,实现了亩产将近千斤。为水坝修建绘制地形图、设计桥梁的知青王东风,也成为《文汇报》报道中的典型。


赵国屏和俞自由不曾预料到,数年后,他们都选择了离去。

1978年高考招生,复旦大学在安徽只招生两人,赵国屏如愿考上了复旦生物系。王东风也以阜阳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罗芸则考入了安徽劳动大学农学系。不久,而立之年的赵国屏离开了他守望了十年的蒙城,从此洗脚上田,回归曾经渴望,也曾经放弃的学术深造道路。七年后,在天长县任副县长的俞自由也跟随赵国屏的脚步,远渡重洋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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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尽的生命追寻

44岁那年,赵国屏从美国普度大学生物化学专业学成归国,向国际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研究的前沿进军,推动着合成生物学的发展。


1999年,身为中科院上海生物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的赵国屏,在“知天命”之年“一夜转行”。当时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通过DNA测序的方法,绘制人类基因组图谱,为研究疾病健康和基因遗传的关系探寻密钥。中国承担了完成人类基因组1%的测序和识别人类表达基因的1%的任务。1998年10月,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成立,赵国屏担任理事。

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研究工作,在中国仍是一个空白的领域,赵国屏明白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十年的知青经历教会了他要有舍我其谁的担当。

经过多年的努力,赵国屏和同事们在浦东建立了一个从基因组到新药研发的体系。2003年,另一个挑战毫无征兆地摆在他面前。非典型肺炎在中国广东顺德首发,扩散至东南亚乃至全球。从来没有做过病毒和流行病学研究的赵国屏,再次临危受命。

当时,国际上有声音认为SARS在中国首发,中国却没有自己的研究。赵国屏再次当仁不让地踏入了分子流行病学领域,他冒险南下疫区广东寻找一线样本数据和传染链,率领着来自各地的60多位工作人员,研究SARS病毒的基因型能与相关的传播链对应,研究工作争分夺秒。

中国的SARS研究论文于美国东部时间2004年1月29日在《Science》上发表。SARS的变异和传播规律,从研究到发表,只用了八个月。


这一科研成果为人类今后预防、诊断、治疗等直接或间接地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多学科研究提供了最新的方法学范例。2005年,赵国屏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以肯定他在科学技术领域作出的系统的、创造性的成就和重大贡献。

期间,在美国获得农经系博士学位的俞自由,在香港岭南大学管理学院教书育人十二年,并两度担任亚太风险和保险学会主席,推动了中国保险学界与国际同行的合作。夫妻俩难得相聚的时候,俞自由总是安排休闲活动,为赵国屏调剂忙碌的工作状态。

2009年,俞自由被查出罹患肺癌晚期。

数月中,62岁的赵国屏白天陪护妻子,上半夜不放弃一线希望地寻找和比对治疗方案。下半夜修改不容停滞的学术论文。在妻子生命的最后一个月里,赵国屏每天睡眠不超过两个小时。

2010年4月,俞自由病逝。过度悲伤的赵国屏留院治疗,做了心脏搭桥手术。手术苏醒后不久,他就召集学生们,在病房开始了工作。在所有他展开了前沿科研的领域,他仍然以厚积薄发的学术视野不懈地指引着航向,甚至推动着科技向现实的转化。

赵国屏:“俞自由走了以后特别忙。她在的时候还稍微好一点,她是一个刹车,有些事情可以帮我刹一刹,这个她走了以后,刹不了了。”

他是71岁的知青中科院院士,她是蒙城知青中的县委副书记,他们曾经矢志留下,却又携手远渡重洋。我们一起走过——《蒙城来的知青院士》,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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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丨今日头条 凤凰卫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