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備受社會矚目的第十屆茅盾文學獎頒獎典禮在國家博物館舉行。由我社出版的徐則臣的《北上》與梁曉聲的《人世間》、徐懷中的《牽風記》、陳彥的《主角》、李洱的《應物兄》一同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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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徐則臣長篇小說《北上》榮獲第十屆茅盾文學獎
第十屆茅盾文學獎頒獎丨徐則臣：在運河裡，打量一個遼闊而古老的中國
今天推送的文章，來自《北上》的責編陳玉成。從文本編輯、封面設計，到文案擬寫，他將從編輯的角度，講述《北上》背後的故事。
在《北上》中，徐則臣以傑出的敘事技藝描繪了關於大運河的《清明上河圖》，在百餘年的滄桑鉅變中，運河兩岸的城池與人群、悲歡與夢想次第展開，並最終匯入中國精神的深厚處和高遠處。中國人的傳統品質和與時俱進的現代意識圍繞大運河這一民族生活的重要象徵，在21世紀新的世界視野中被重新勘探和展現。
——第十屆茅盾文學獎授獎詞
《北上》
徐則臣/著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2018年12月
煙火長河的來處與歸路
陳玉成
2018年7月，作家徐則臣的長篇小說《北上》已進入創作的收官階段。小說中故事命運的終點，位於北京城東南部的通州。為了創作《北上》，徐則臣在幾年的時間裡，有意識地把京杭大運河從南到北斷斷續續走了一遍；為了保證創作中歷史地理細節的精確與嚴謹，他決定前往通州運河再做一次實地尋訪。當我們已習慣了許多作家躲進小樓閉門造車時，這種追求無一字無來歷的創作態度，顯得更加難得。這一次，社裡的韓敬群總編輯與我，同時邀請上了北京物資學院教授、運河文化專家陳喜波先生，陪同徐則臣一道前往，因此也見證了《北上》書裡書外的這最後一程故事。
大運河由杭州一路北上，穿過錢塘江、長江、淮河、黃河、海河，伏脈千里之遙。一隻塔影認通州，當年，運河的漕船駛過張家灣碼頭，再往北，瞧見燃燈塔的時候，通州便近在眼前了。劉紹棠先生曾寫過一篇《龍頭鳳尾北運河》，對於故鄉滿是自豪，“踏上了北運河地面兒，也就瞧見了京門臉子。運河從北到南，北運河是大運河的龍頭；大運河從南到北，北運河就是大運河的鳳尾。”這一天，當我們來到北運河通濟橋邊時，滿眼所見，卻是一片寥廓冷清。五河相匯處的“京杭大運河北起點”極其平靜，波瀾不興。當我們驅車再到通州東南的張家灣碼頭時，這裡顯得更加落寞。這個曾經的“大運河第一碼頭”，見證過明清兩代漕運的輝煌年代，在漕運廢弛後便漸趨凋零。張家灣南門外，蕭太后河也不復舊日光景，蕭索老邁的通運橋上，只有隱隱可見斑駁的車轍印，留待後輩復登臨。我們也只能在想象中遙見此處當年“河面船隻穿行，河岸行人如織，如同江南水鄉”的盛況了。
通州張家灣通運橋
《北上》的創作以歷史與當代兩條線索展開。通州既是歷史一脈中運河命運的終點，也是當代一線中故事生髮的源點，其地理意義的符號性不言而喻。燃燈塔、張家灣、蠻子營、楊坨……這些至今仍是通州標誌的所在，也是作品中的重要背景地。徐則臣說，故事中的北上一行在抵達通州的那天中午，離北運河的盡頭不足十里時，不幸受傷的主人公小波羅辭世。同期，清政府頒佈了廢漕令。現實中運河的命運似乎可以在作品中找到前因，一百年的歷史便在不經意間嫁接在了一起。如何準確地寫出一百年前的運河生態和生活於此的運河人的精神狀態，這種“無中生有”、由虛入實的創作，尤其考驗一位寫作者的功力，這便需要其找到一條進入歷史的最有效的方式。寫出一時一地的運河故事不難，跨越百年從南到北的“虛構”卻並不容易。融入筆下的這片土地，往往是與歷史、與古人產生精神關聯的唯一路徑。
徐則臣在通州運河
而這並不是徐則臣第一次在作品中寫運河。從小生活在江蘇段運河邊的他，對於運河的各種歷史掌故地理民俗都不陌生。在二十年的創作道路中，運河始終是徐則臣作品序列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背景。從早年的《運河書》到其代表作《耶路撒冷》，運河的影子從未缺席過。在《耶路撒冷》完成之後，徐則臣便開始著手創作這部以大運河作為主角的長篇小說。而這也是運河第一次在徐則臣的作品中完全站在了前臺。徐則臣說，“這四五年裡，業餘時間我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沿著這條千里大水來回走，走走寫寫，寫寫走走，讀了六七十本書，差不多把自己弄成了一個半吊子運河磚家。”這一天，這“半個運河專家”在千年的大河面前卻異乎虔誠恭敬，除了聽陳喜波先生講解通州地理生態，偶爾參與進我們的交流，更多的時候，只是用隨身備用的小筆記本記下一些在創作中可能有用處的素材。在《北上》即將完稿之前重訪通州運河，對於地理細節的訂正與修補固定是一種原因，我更願相信，這是一位對運河情感深厚的寫作者的一種儀式感。當他說《北上》寫了四年時，其實，《北上》已經寫了二十年。在他二十年前寫下第一篇關於運河的小說時，就已經在寫《北上》了。
作為當代70後作家群體中的領軍人物，應該說，徐則臣近年來的創作始終保持著較高的水準。這部《北上》，同樣帶給了我們相當多的驚喜。在這部作品中，其看似處理得仍是熟悉的題材與主題，實則是在熟悉的運河水中努力尋找著一片陌生的天地。他走出當代大都會外鄉人的生活，深入運河舊境及近代中國社會的肌體深處，從天朝的崩潰到舊邦新命，以一條千年長河的興衰命運寫下了自己對於一段百年國史及顛沛命途的深刻洞見。全書橫跨歷史與當代、朝野與官民、南北中國與東西世界，格局大開大合，可以說，為近幾年來已近繁榮的運河題材書寫，貢獻出了最具溫度與力度的一次創作。
作為本書的策劃編輯，韓敬群老師見證了《北上》從創意衍生到作品問世的全部過程。2014年，他與徐則臣在北京當代商城附近的一家咖啡館裡，碰撞出了《北上》寫作的最初想法。其後陪同作者多次實地走訪運河，拜訪專家學者，翻檢史料典籍。在伴隨《北上》寫作走過了四年之後，他寫下了這樣一段評語：“本書闊大開展，氣韻沉雄。氣象，格局，北上兩字適足以當之。譬諸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地隔中原勞北望，每依北斗望京華，‘北’是地理之北，也是文脈、精神之北。小說一個重要主題恰是借一條大河寫舊邦新命。兩層意義，兩字見之。”對此，徐則臣說，這是《北上》書名釋義的標準答案。
因為出版週期較短，編輯時間緊張，在收到《北上》定稿後，我們便同時推進著幾個編次與校次的工作。而《北上》的出版，也應該是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近幾年為單本書投入編輯力量最多的一次。在韓敬群老師與我作為責編之外，我們同時請北京出版集團總經理曲仲、總編輯李總，十月文藝社副總編輯章德寧、十月文藝社副總編輯胡曉舟等多位領導與編輯老師共同審稿，在政治、歷史、文學、民俗等多個方向上共同把關。《十月》雜誌的資深編輯寧小齡、季亞婭兩位老師在雜誌版書稿的編輯中給予了我們諸多啟發；中國圖書評論學會的楊平老師對於作品的某些細節也提出了專業的寶貴意見。
同時，我們將書稿分別送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著名歷史學家馬勇先生與陳喜波先生。馬勇先生作為近代史研究大家，評價“這是一部很有意義的創造”，並對作品在歷史文獻細節上的規範，為“義和拳”“義和團”“拳民”“教民”等概念的釐清指明瞭方向；陳喜波先生作為歷史地理學大家侯仁之先生的再傳弟子，深諳運河人文與地理生態，對作品中的運河路線及沿線地名進行了學術上的嚴謹把關。如書中某章寫到，“（北上一行）運河到了徐州府一帶”，陳先生便提出，“明後期開泇運河，運河不再經行徐州。康熙時開皂河，新中河運河從清口一直到微山湖，不再利用黃河漕運。建議路線：清口→宿遷→窯灣→梁王城→臺兒莊。”凡此種種，我們均進行了更正，一如徐則臣在創作中對自己提出的苛刻要求，每一個標點、每一個文字，都要有出處；每一段河道、每一個菜名，都要有考證。“《北上》要從文學意義上經得起推敲，從史學的、地理的、文化的角度也要經得起推敲，要最大限度、最真實地保留歷史和現實的細節。”
《北上》是一部運河書，更是一部知識分子立場的還鄉之作。這一次地理的北上，既是主人公謝平遙與小波羅的運河學術考察之旅，也是其對於知識分子身份與命運的反思之旅，更是重新審視中國文脈精神的一次尋根之旅。因此，在《北上》的封面設計與文案擬寫中，我們都力求最大限度地再現這部作品的史詩格局與文人氣質。
徐則臣在京杭大運河終點標誌—拱宸橋
本書的封面，由曾設計徐則臣《耶路撒冷》《如果大雪封門》《跑步穿過中關村》等作品的資深設計師楊嵩麒先生操刀。在磨合了三種樣稿、近十個版本之後，《北上》在主圖、配色、書名字體及翻譯等各個細節上最終定稿。封面的下部以江南運河版畫入題，千帆競發、舟楫如織，煙火人生裡流露出的沉實與溫暖，大氣磅礴的歷史感撲面而來；上部為通州運河，夜幕垂簾，天似穹廬，月下的燃燈塔獨立大河之上，更顯空靈遼遠。由南至北的地理格局、歷史與現實的遙相呼應，無不契合著作品中“北上”的主題與雙線。紅白藍的配色，則在經典復古中更顯一種現代清爽。宋體書名“北上”兩字沉穩厚重，書名翻譯“NORTHWARD”簡約精準。這當是一版能在讀者中得到廣泛認可的設計。
相比於封面，文案的定稿則要順暢許多。巴爾扎克說，小說是一個民族的秘史。《北上》恰恰是由一條千年大河直入這個民族的遙遠歷史，重拾我們的來處與歸路。因此，在腰封的主文案中，我們以“一條河流與一個民族的秘史”一句作為全書的核心主題。大水湯湯，溯流北上，青春作伴，還我故鄉。正如徐則臣所希望呈現出的，因為這第一次將運河完全作為主角的寫作，他與一個寬闊悠久的歷史與文脈逐漸接近，然後接上了頭，從此，筆下的每一個文字都有了“民族”的投影。在作品的題記中，在與作者溝通之後，我們選用了龔自珍《己亥雜詩》中的一篇提振全書。“只籌一纜十夫多,細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倉粟,夜聞邪許淚滂沱。”這四句詩裡有詩人面對蒼生黎民之苦時的博大與悲憫，深刻契合全書內容及靈魂人物，同時與作者以知識分子立場思考歷史關注民生的角度相照應。這樣一次深刻切入民族史與文人精神的寫作，以此開篇想必是立得住的。
2018年12月，在幾個月的編校與印製工作後，《北上》出版問世。短期的做書工作，在作家數年的辛苦創作面前是微不足道的，更不敢言箇中勞苦。這裡，還是想再分享《北上》裡這樣一處饒有趣味的細節。當謝望和摔傷後提出去運河邊的一家診所“大和堂”時，孫宴臨說，“早關張了。初醫生全家搬走了。”“大和堂”與初醫生均出自徐則臣的經典作品《耶路撒冷》。只此一句，兩部作品相遇在淮安這座運河之都、這座徐則臣的文學故鄉，兩段行走在水上的傳奇，在時間與空間上又重新交融在了一起。《耶路撒冷》寫出走，初平陽們搬走了，他們不斷地走向世界，走向運河那一頭那個叫“耶路撒冷”的地方；《北上》則是寫回歸，從遙遠的南方溯流北上，縱然前有險灘，道阻且長，也要看一看流過故鄉的運河水，最終變成了什麼模樣。孫宴臨說，“只有我們這樣每天睜開眼就看見河流的人，才會心心念念地要找它的源頭和終點。”徐則臣這一次《北上》的迴歸，這一次精神意義上的還鄉，也給我們帶來了不一樣的氣度與景象。
本文原載2019年10月14日《文藝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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