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里的爱与尊严：在医生心里，即使出院，“对病人，没有放心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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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人间世》第二季播出，豆瓣评分9.6，引起了许多纪录片之内和之外的争议。人们的关注点大都集中在前两集，但我的注意力从一开始就被讲述肺移植故事的第三集《呼吸》和聚焦医患关系的第四集《命运交响曲》吸引去了。做记者这几年，做过一些医疗方面的报道，纪录片里的那些人，看起来是那么熟悉，记忆中的面孔一张张从脑海深处蹦了出来。

摄制组拍摄了瑞金医院调解医疗纠纷的小会见室。有三个大夫让我印象深刻。X大夫为一位患肠梗阻的患者两次手术。术后患者死亡，家属接受不了。医疗缺陷委员会的专家认定这是一起小概率事件，是疾病进程过快所致，X医生的处理并无原则性错误。急诊科副主任黄梁安抚完家属，找X医生谈话，鼓励他从这件事中走出来。摄像机留在办公室外，录音设备留下了X医生的哭腔：“刀开好了我还蛮有信心，没想到……”

第二位医生是胸外科副主任医师项捷。镜头记录下了他的一句话：“我尽心尽力地帮你弄，虽然结果不是很好，但是我，项捷，绝对是对得起这个病人的。”

第三位是普通外科副主任医师程东峰。他为一个病人写了46页的病史，开了106页会诊记录，124页的医嘱单，但还是坐到了这个会见室里。“对不起。我不是因为谈话激动，”在摄像机和家属面前，他慌忙擦掉自己的眼泪，“我是想起病人的表情，稍微有点激动。”

他们让我想起2016年我到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采访。那是我第一次以非病人的身份接触医生这个群体。我做稿子的疑问很简单：医患关系的矛盾这么大，在制度性因素之外，我想知道医生们到底如何看待他们的职业和他们与患者之间的关系。

在疾病面前，医生和患者是处于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共担风险——这句话我在采访中听到过很多次，但第一次真正认识到它，是在神经外科的手术室里。那是一台脑膜瘤手术。医生们仔细地从脑膜瘤中分离Heubner回返动脉。血管完好无损，但血管受肿瘤压迫的时间太长，导致了血管痉挛。这种收缩使血管的通畅性变差，血流方向发生了改变。这是医生在手术中无法处理的问题。病人的意识和肢体功能会不会受到影响只能看术后的情况。

梁建涛从早上8点45分一直工作到下午4点。采访的时候我提到一个观察：据我所见，肿瘤的摘除很顺利，所用的时间并不长，但他花费了几乎两倍的时间用磨钻来打磨颅骨。“肿瘤是从硬脑膜生长出来的，这块膜和肿瘤附着的地方我们叫肿瘤的基底部。将来肿瘤的复发也会从这个地方开始，”梁建涛向我解释，“我们手术时，不光要切除肿瘤，还要把它附着的这层膜拿掉，同时磨掉这层膜周围的骨头。在显微镜下看，这些被侵蚀的骨头呈现出灰色，具有蜂窝状的小孔，不会像正常骨骼一样质密。”

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套程序的实施，听起来简单明了，事实上却需要医生在内心里做出一个抉择：医学的不确定性本质决定了，手术的结果并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详细确切的标准。精心打磨骨质的工作意味着大量延长手术时间，而磨钻的操作本身就存在风险，一旦不慎就可能破坏神经和血管。“做和不做，家属和病人是不知道的，”梁建涛告诉我，“从现在影像学的诊断来看，两者根本没有区别，都可认定为成功摘除肿瘤。但是病人5年、10年以后复发的概率相对就大了。”

并不是每一次尽心尽责的结果都是美好的。梁建涛面色凝重地提到了另一场手术：“我记得太清楚了，一说到手术和风险，我就会想起这个病人。12月24日，正好是平安夜那一天。”“术前，我们的大夫一致认为病人患有的是三叉神经半月节处胆脂瘤，打开以后发现其实是神经鞘瘤。手术的难度变得更大了一些。

”在这场手术中，梁建涛在剥离肿瘤和颈动脉时发生了血管破裂。“肿瘤侵蚀了血管，血管壁变得很脆弱。这种颈动脉的破裂造成的病人死亡率非常高，然后就是致残。原则上说，你既需要保持血管通畅，也要止血，还要对大脑不构成伤害。但这个追求很难实现。那次，血流得根本控制不住，病人的大脑一下子就肿胀起来了，”他回忆，“我们当天实际上对病人做了三次手术进行抢救，一直抢救到第二天凌晨3点多钟。血止住了，血管也是通的，但是大脑损伤，病人活了下来，却再也醒不过来了。”

梁建涛在闲下来时常常会想起这台手术。在血管破裂之前的那一刻，他正在一如往常的努力将附着在病人血管上的肿瘤剥离得尽可能干净。每一次他都追问自己：“如果给病人做手术的不是我，如果我不那么追求肿瘤的干净剥离，病人是否会是另一种情况？”他向我坦言，他在内心中深刻地自责，但同时也问心无愧。我问他以后遇到这样的情况会怎么办。“我当然还是会这么做，因为病人需要彻底切除病变，当然一定是总结了每次的经验和教训。

在宣武医院，我还参加了一场每周二下午5点举行的人文对话。它的缔造者，神经外科主任凌锋把它称作“相约星期二”。谈话的内容五花八门，医生们轮流上台讲他们感兴趣的事：古陶瓷鉴赏、物种起源、旅行风光摄影、人类简史等等。演讲结束，大家常常陷入海阔天空的讨论，饿着肚子海聊到夜里10点。凌锋希望这种活动能把医生们从日常工作中抽离一些。

那天的谈话是主任医师鲍遇海主持的。《人间世》里，瑞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赵卫国为了左右手协调，保持气息平稳，每个星期都要游泳，坚持了几十年。鲍遇海给我展示过他的双手，它们看上去比主人年轻得多。“我从来不做家务不提重物。”几十年的从医，不仅要手里稳，也要心里稳。

座谈会进行到自由讨论环节，鲍遇海问住院医生们：“你行医的目的是什么？你做一个手术的意义何在？”住院医生们沉默了。鲍遇海自问自答：“我们常常说：你要对病人负责啊！这句话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你们按照手术指征来做手术，要求成功率高。如果你达到了那样的成功率，你就坦然了。这是一个流水线工作的程序。往深里想，我们以现在的眼光看过去1500年盛行的放血疗法，一代又一代的医生做的都是几乎没有收益的负面工作，可以说是在合法合理地杀人。

如果500年以后的人回望我们这些医生，我的工作是不是也会得到这样的评判？那我们做工作的价值是什么？什么东西能够支撑你继续做下去。”鲍遇海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我经常想这个问题，隐隐约约觉得想通了。医学本身存在的价值肯定有更深层次的寓意。我认为一个医生对医学的爱，是一种朦胧的接近人类真理的体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支持和支撑。医生和病人之间就是这样一种关系。”

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互相支持和支撑，一年以后，我在武汉协和医院心脏外科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在《人间世》第二季第四集里，摄制组最后送了程东峰一幅他咧嘴笑着的漫画像。他们觉得，这个医生因为太累了，整天都愁眉苦脸。看到程东峰，我立刻想到另外一个人。在武汉，我的任务是写一篇关于心脏移植手术的报道。其中有一次采访令我非常沮丧——你明知道采访对象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和一肚子的故事，可是他几乎不肯透露丝毫。采访结束，这位医生送我到病区门口。他突然提问：“你的工作是你自己选择的吗？”我说是的。“那你很幸福。”我回答他：“你也很幸福。”“是的，”他唯一一次主动谈到自己，“我的性格特别适合当医生，可是现在的医疗环境和工作强度对这种幸福感的蚕食太大了。”

这个医生叫蔡杰，他一年要在医院里度过200个夜晚。蔡杰在心脏移植的团队中扮演一个特殊的角色。他掌握着等待移植的病人的名单，负责和他们进行沟通。有一天我们在医院一间小办公室里等待一个采访。蔡杰背对着我们，独自俯在一张桌子上打电话。我听到他通知一位母亲，告诉她，她女儿的供心可能有了，让她做好随时来医院手术的准备。但后来，我又得知因为供体条件不好，手术取消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当然还是由他来传达。

他的另一个任务是和另一位医生张菁一起管理术后的病人。绝大多数的病人，因移植手术从死神手中挣脱，在出院时都是欢天喜地的。但蔡杰说，对病人，“我没有放心的那一天”。接受心脏移植手术的病人需要终身服药和复查。截止我采访的时候，武汉协和医院心外科做了400余例心脏移植手术，几乎所有健在的病人都有蔡杰和张菁的私人联系方式。张菁跟蔡杰打趣，说自己现在像是一个全科大夫。“出院以后病人就恨不得什么都会来找你，”她告诉我，“每天微信上都会有这种问题：我今天血压多少了，我觉得血糖高了，我咳嗽了怎么办？我流鼻涕怎么办？我拉肚子怎么办？昨天还有个病人说：张医生，我毛豆能不能吃？”

移植病人有一个微信群，他们会在群里聊各种各样的内容：生活、工作、情感。蔡杰每天都要拿出半个小时，把群里所有的新信息看一遍。有的时候，他还是在扮演医生的角色，提醒病人一些术后禁忌。但更多时候，他就看着病人们拉家常，这好像成了一种习惯。和每一个病人的接触多了，蔡杰都会觉得，彼此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医患关系，是朋友，有时候，他能觉得病人把自己当亲人看。

张菁告诉我，这些“朋友”和“亲人”，你会害怕他们突然再次出现在你面前，因为这很可能意味着，他们的心脏再次出现了问题。我想起我对蔡杰的不成功的采访。我问他，让他印象最深刻的病人是哪个？他说：每一个都印象深刻。这可能并不是一句敷衍的回答。我作为记者探究故事，而对于他来说，故事化一个患者可能本身就是对生命的不恭和轻薄。

《人间世》第二季第三集《呼吸》里讲到了肺移植手术，病人廖连和不幸死于了术后感染。类似的，心脏移植术后也要通过排斥和感染两个关卡。在武汉协和医院的手术室里，手术的成功率达到97%。然而，离开手术室，更凶险和不可预知的考验可能还在前头。张菁每天在ICU里忙着照顾术后的病人。不像在手术室，她面对的不仅仅是心脏、肌体，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有情绪、有想法的人。我跟着她工作，她手上忙着治疗操作，嘴上还不忘和病人聊天。“想儿子还是想老婆？两个都想啊，那就争取早点出去呢！”“看来还是想儿子多，提儿子眼泪就下来啦。”安慰完病人，张菁扭头告诉我：“ICU危重病人多，病人思想压力大，容易有各种各样的想法。”

有一件事让我对这个女医生肃然起敬。我在采访中和她谈到，医院85%的5年生存率高于国际水平。我以为她会顺着我的话去介绍“先进经验”，可她答道：“统计数据可能能够说明一个科室的整体技术水平，但是事情摊到个人头上，就是百分之百。对每一个病人而言，0和1之间是没有中间选择的。”

这一季的《人间世》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医生，而是病人。戴照章给儿子戴向群做肺移植，要凑60万手续费，他在全村一家家走，5000一笔，10000一笔地借出来的，一笔一笔记在本子上。这个挺直腰板的老头说：“我还有90%的希望，就算有50%的希望，我也是要给他换的，这个我是坚定信心的。”手术室外，媳妇担心得抹眼泪，他说，别哭有我在这里撑着腰。

廖延龙带父亲廖连和到无锡人民医院做肺移植，术后没能熬过感染关。廖延龙进入ICU带父亲回家。这个家里的长子哭泣着用拳头砸自己的脑袋：“爸，你受罪了！对不起。”但最打动我的，不是廖延龙的哭，而是他的笑。术前，听陈静瑜医生讲手术风险，他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带着满面的笑容和信心。父亲术后感染耐药菌，命悬一线。

我让张菁讲讲ICU发生的事，她回忆起一些病人，这些故事的底色都是苦痛，但真正让人留下眼泪来的是人生的大难之中，人们坚守的决心、信任和尊严。有个二十五六岁的年轻姑娘做了心肺联合移植，在ICU住了40天。张菁记得治疗期间种种艰难，而每次和她的父母谈话，“随时随地他们说的都是：你们专业，我们不懂，你放心地治，你怎么想的就怎么做，我们全力支持你们。”

这一家人是河南农村的，住院花了80多万。“家里房子卖了，能卖的全卖了，但是她的父母对我们就这一句话：你们放心，钱，我绝对不拖欠医院一分。”这些信任，让张菁感到了巨大的无形压力。所信熬过了最困难的时光，结果是好的。姑娘在朋友圈里晒爸妈的借账本。和戴照章一样，一笔5000，一笔10000，80万的治疗费用，就是这样一笔一笔借出来的。可为生命做出的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姑娘写道：”这么多年总算熬出头了，倍感欣慰。”

有些人没有那么幸福。一个警察在ICU住院将近100天，没能熬过去。张菁提到他，充满了敬佩：“病得这么重，情况这么差，做气管切开、上主动脉内球囊反搏机、做血透，整个过程中人都是清醒的。他一直以来都非常坚定，身体再难受，你做任何治疗操作，都是百分之百的配合。”

张菁还记得病人的弟弟，一个从青海赶来的货运火车司机，拿出了20万给哥哥治病，“基本是一辈子的全部积蓄”。“他请了两个月的假，每天等在ICU外面。最后他说，必须得回去了，不回去就要开除公职。那个时候，他哥哥人是清醒的，但当时情况不太好。”张菁问他：要不要见哥哥一面？“他说我不见，见了都是遗憾。他说我要等他活着出来，我来看他。”她还记得他的妻子。眼看病人熬过了最难关，慢慢开始好转。医生护士们都觉得他一定能够出监护室。然而心跳骤停突如其来，半个多小时的心肺复苏后，心脏恢复了，大脑出现了缺血缺氧损伤，人陷入了昏迷。

生命的光辉并不会因为生命的脆弱失色。那些保持尊严到最后一刻的人们足以令苦难和命运成为配角。

《人间世》里，父亲去世一个月后，廖延龙来无锡人民医院结账办手续。我由衷钦佩地看到，他依然是那个面含笑容的彬彬有礼的中年男人。他给每一个认识的医生送了一盆自己种的花。他说：“就像我们种花一样，把旧叶子剪了还会生长出新的枝叶。我们要好好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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