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每年惡性腫瘤發病人數約392.9萬人，平均每分鐘有7.5個人被確診為癌症。而乳腺癌，是我國女性群體中最為常見的癌症，每年發病約30.4萬人，發病率位於女性惡性腫瘤首位。
在和乳腺癌抗爭的過程中，很多女性不僅僅是一名癌症患者，母親的角色讓她們承擔了更重的負擔。經過漫長的治療，她們從乳腺癌的病痛中艱難重生。
我34歲生日禮物是一張癌症晚期確診單
亞拿，36歲，乳腺癌術後2年。
2017年6月的一天，亞拿獲得了深圳市肚皮舞大賽的團體組合冠軍，沉浸在喜悅中的她正在接受深圳電視臺的採訪，還來不及開心太久，她就收到了罹患乳腺癌的醫院確診單。
亞拿所在團隊曾獲深圳肚皮舞大賽冠軍
亞拿兩年前離異，生病期間，父母給了她最大的支持，陪她前往南方最權威的腫瘤醫院就診，還幫忙照看年幼的外孫女。
從一開始拒絕治療和切除乳房，到經歷一系列痛苦綜合反應：吃不下飯，犯惡心，手腳皮膚髮黑，頭髮一把一把地掉，面容越來越憔悴……亞拿熬過6次化療，堅持了108天，依然求醫無果。
她賣掉了深圳的房子，打算前往美國求醫，卻被美國大使館拒籤。
沒辦法，她只能抱著最後一絲希望，前往香港接受治療。半年後複查，醫生告訴她各項指標都已恢復正常，她覺得比當初發現患癌更難以置信。
亞拿說，患病時，母親經常在深夜用手指輕輕試探她鼻子是否還有呼吸，這段經歷讓她重新思考關於死亡的問題。有時甚至會和女兒講：“要是媽媽不在了，你就看著天上的星星，把想說的話說出來，我就會衝你眨眨眼睛。” 但她希望永遠不會有那麼一天。
如今，亞拿還需長期吃藥，維持自己的健康。現在的她已經不再像之前那樣糾結於重回舞臺，而是學會接受命運的“饋贈”。她現在最大的心願是“好好盡孝，好好陪伴自己的家人，陪伴外公婆走完最後一程”。
我曾差點把親生孩子送人
小草，41歲，乳腺癌術後2年。
小草獨自育有一兒一女。與丈夫緊張關係長期積累的負面情緒，終於她身體上爆發，離婚2年後的一天，小草身體不適住院，拿到化驗結果是罕見的乳腺生化癌。
迫於手術需要家屬簽字，直到做手術的當天她才和姐姐說了真相。見到姐姐的那一刻，小草崩潰了，“那是我從小到大第一次抱著姐姐痛哭。”
化療時，頭髮大把大把地掉，最後她乾脆剃了個光頭，買頂假髮戴著，省得看著稀疏的幾根頭髮糟心。
整個治療的過程基本都是她獨自與癌症抗爭，不敢告訴父母，還要照顧兩個未成年的孩子。她本以為在孩子面前表現得很堅強，可有一次，她沒忍住衝著孩子們大喊：“媽媽得了癌症，會死的！你們不學點基本的生活能力，以後怎麼辦！”
小草與女兒一起拍了婚紗照，提前看到女兒結婚的樣子。
小草一直靠打零工的收入維持家庭開支，生病後，如果自己不在，孩子就會成為孤兒的擔憂一直縈繞在心裡。她找到街道辦社工，想讓他們幫忙找個有意領養孩子的家庭。社工瞭解情況後告訴她，因為孩子的生父健在，不符合領養條件。
兒女一點點長大，也慢慢懂事了很多，在家會幫小草做一些家務。女兒已經上了初中，她說“想努力學習，以後賺錢帶我媽到國外旅遊。”
一場大難，我重新審視婚姻
阿妮（左二），37歲，乳腺癌術後5年。
得知自己患病前，阿妮與丈夫的關係一度僵硬，小吵不斷，大吵常有。有段時間丈夫幾乎每天夜不歸宿，不是喝酒就是去KTV，而阿妮卻在家獨自帶著兩個年幼的孩子，深夜只能自己默默流淚。
過了2年，他們決定不在深圳呆了，夫辭了工作，一起回湖南開店。阿妮以為回家會好些，但丈夫依舊我行我素。
終於，2013年8月，開店一年後她病了。當她被確診為乳腺癌後，丈夫的態度卻發生了很大轉變，帶著阿妮四處求醫就診。
化療結束後，跟著丈夫坐火車回老家，睡在臥鋪的她驚恐地發現枕頭上全是頭髮，一層層地掉，這讓她難以接受，丈夫卻給了她莫大的安慰：“沒事的，大不了就是賣房子賣車，我會一直陪著你”。
女兒的畫
生病後，阿妮有時會覺得自己虧欠了自己兩個孩子。現在阿妮也在不斷地調整自己的心態，堅持天不亮就出門練習太極拳，還在“第二屆珠三角地區太極拳交流大賽”上拿了銀獎。有時間就做做義工，參加驢友隊，陪著女兒畫畫，她說：“好像憑空就多了很多以前常忽略的美好。”
生病後，阿妮做起了保險業務，向客戶介紹保險條例。“我有我自己的圈子，每天過得充實而快樂，不再把老公當成我的天我的地了，他應酬他的，我做我自己喜歡做的事，男人也不容易，就這樣相互理解，感覺自己特別輕鬆。”
一如既往，我命由我不由天
文心，50歲，乳腺癌術後5年。
文心曾經是一位出色的職場女性，早年在老家陝西的國營單位水利局上班，後來辭職到深圳一傢俬企擔任水利工程師。
想要在工作上有一番作為的她經常熬夜加班，經過二十多年的打拼，和丈夫在深圳買了房，站穩了腳跟。她滿心歡喜地期待著一家三口的幸福生活，然而噩夢突然降臨，2013年7月，她被查出患乳腺癌。
文心形容自己是一個容易壓抑情緒的人，什麼事情都默默承受。自從罹患乳腺癌後，面對“光頭”的自己和虛弱的身軀，文心不得不告別職場生涯。她一度將自己完全封閉，不與外界聯繫，心思完全放在孩子身上。
經過漫長而痛苦的治療，文心與女兒的關係越來越像一對朋友，從原來嚴厲要求的母親到開始站在女兒角度思考，她慢慢學會把女兒喜好放在第一位。其他家長忙著給孩子報各種培訓班的時候，文心讓女兒選了一個自己喜歡的吉他班。沒事的時候，文心就坐在女兒旁邊靜靜地聽她彈琴。
文心不信命，她積極治療和康復，不僅為了家人，也為了自己，搏出一條生路，她認為癌症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早早在心裡給自己宣判了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