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金瓶梅》借《水浒传》人物西门庆为主角，表面上似取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三个女人的名字为书名，实际上却以西门庆一生的经历作为全书的骨干和脉胳。全书开始时他二十七岁，写到第七十九回呜呼哀哉，则是三十三岁。
西门庆，复姓西门，号四泉，山东清河人，生在破落户财主家庭。父母双亡，兄弟俱无，“不甚读书，终日闲游浪荡”，在县衙门前开一家生药铺。那人“专一飘风戏月，调占良人妇女，娶到家中，稍不中意，就令媒人卖了。一个月倒在媒人家去二十余遍，人多不敢惹她”。“近来发迹有钱，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因此满县人都惧怕他。”
西门庆初娶陈氏早逝，旋娶吴千户女儿月娘为继室。因家道日落，出多进少，先娶从良妓女李娇儿，带来嫁妆三千两银子，又娶富孀孟玉楼，更发了大财。接着又娶李瓶儿，陪嫁的金银财物更多，“又得两三场横财，家道营盛”。
他还毒死潘金莲的丈夫武大，并娶她为妾，又收用前妻婢女孙雪娥，总共是一妻（吴月娘）五妾（李娇儿、孟玉楼、孙雪娥、潘金莲、李瓶儿）。
期间还收用吴月娘的丫环春梅，奸占宋惠莲、玉宵、王六儿、贲四嫂、林太太等人，又在妓院包妓李桂姐、李桂卿、郑爱月……
《金瓶梅》全书共一百回，第七十九回峰回路转：西门庆因淫欲无度，暴病而亡。从第八十回起渐次收场。到第一百回吴月娘生遗腹子孝哥出家为僧，西门家只剩下吴月娘及其养子玳安。短短六年间，西门一家走完了从发迹、敛财、暴富，直至衰败的全过程。
“腐败的政治，黑暗的社会，竟把这样的一个无赖，一帆风顺的‘日日高升’，居然在不久，便成一县的要人，社会的柱石，这个国家如何会不整个的崩坏？”（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
《金瓶梅》第三十回有一段话：“那时徽宗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高、杨、童、蔡四个奸党，在朝中卖官鬻狱，贿赂公行，悬秤升官，指方补价。夤缘钻刺者，骤升美任；贤能廉直者，经岁不除。以致风俗颓败，赃官汚吏遍满天下，役烦赋重，民穷道起，天下骚然。”这段话明说宋朝，暗指明朝。
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谓此书“寄意于时俗”。明人沈德符称其“指斥实事”（《万历野获编》）都印证了这一点。
鲁迅先生也说：“至谓此书之作，专以写市井间淫夫荡妇，则与本文殊不符，缘西门庆故称世家，为搢绅，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以周旋，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
又说：“就文辞与意象以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又缘衰世，万事不纲，爰发苦言，每极峻急，然亦时涉隐曲，猥黩者多。”（《中国小说史略》）
《金瓶梅》第一回：“话说宗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间，朝中宠信高、楊、童、蔡四个奸臣，以致天下大乱。黎民失业，百姓倒悬，四方盗贼蜂起，罡星下生人间，搅乱大宋花花世界。”
北宋末年，“太学生陈东等上书，数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勔罪，谓之‘六贼’，请诛之。”（《宋史·钦宗本纪》）时有“六贼”之称，为何《金瓶梅》改称“四个奸臣”呢？
原来明朝末年，朝中也有严嵩、张瓒、郭勋、胡守中四个奸臣，人称“四凶”。把宋朝的“六贼”故意改写为“四个奸臣”，说明作者借此影射当朝政事，意在借古讽今。沈德符一眼就看穿了《金瓶梅》作者的用意：“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严嵩为江西分宜人，严嵩父子的劣迹与蔡京父子有许多相似之处。
《金瓶梅》多处写到东京蔡太师寿诞，文武百官纷纷进京庆贺，进生辰扛（纲）的不计其数。西门庆进献的寿礼有二十多扛。高官做寿百僚送礼，本是历朝常见的陋习，明朝亦然。据记载，严嵩当国时行贿送礼之风最盛。后来严嵩籍没抄家，有一本书专记抄没的物资清单。其中就有与西门庆进献的礼品名称相符之处。如西门庆送的寿礼中，有四阳捧寿的银人，每座高尺余，寿字壶两把，而严嵩抄没的赃物中则有水晶嵌宝厢银美人一座，金福字壶一把。
这就是《金瓶梅》作者着手营造的“典型环境”，而西门一家则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最早觉察到这一点的不是今人，而是古人张竹坡。他生于清康熙九年（1670年），卒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年仅29岁。张于1695年完成对《金瓶梅》的评点。
张竹坡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奇书，而不是淫书。这部书“独罪财色”，乃泄愤之作。
他在评论中写道：“今止言一家，不及天下国家，何以见怨之深，而不能忘哉？”这段话说明张竹坡的目光已触及文艺创作中的“典型”问题，所以他说：“《金瓶梅》因西门庆一分人家，写好几分人家，如武大一家，花子虚一家，乔大户一家，陈洪一家，吴大舅一家，张大户一家，王招宣一家，应伯爵一家，周守备一家，何千户一家，夏提刑一家。他如翟云峰在东京不算，伙计家以及女眷不往来者不算，凡这几家，大约清河县官员大户，屈指已遍，而因一人写及一县。”
《金瓶梅》也写了许多地方上的贪官汚吏、市井恶霸，张竹坡认为“无非衬西门庆也”。普天之下“何止百千西门，而一西门之恶已如此，其一太师之恶为何如也”？
鲁迅所述“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也是这个意思。张竹坡通过这种写作方法，把矛头指向整个旧社会：“即千古算来，天之祸淫福善，颠倒权奸处，确乎如此”。
《金瓶梅》通过西门庆社会活动的脉络，描述了上自皇帝身边的宦官和权倾朝野的太师，下至市井帮闲、地痞流氓等形形式式人物的卑鄙行为与罪恶活动，从而勾勒出一幅鬼蜮世界的场景。这个鬼蜮世界正是作者所生活的时代的写照，亦即当时的真情实况。
“在《金瓶梅》里所反映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的社会。这社会到了现在，似还不曾成为过去。要在文学里看出中国社会的潜伏的黑暗面来，《金瓶梅》是一部最可靠的研究资料。”（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
“它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赤裸裸的毫无忌惮的表现着中国社会的病态，表现着‘世纪末’的最荒唐的一个堕落的社会的景象。而这个充满了罪恶的畸形的社会，虽经过了好几次的血潮的洗荡，至今还是象陈年的肺病患者似的，在恹恹一息的挣扎着生存在那里呢。”（同上）
张氏在《竹坡闲话》中高度评价《金瓶梅》的结构：“我喜其文之洋洋一百回，而千针万线，同出一丝，又千曲万折，不露一线。”又说：“其书之细如牛毛，乃千万根共具一体，血脉贯通，藏针伏线，千里相牵，少有所见。”
张竹坡把《金瓶梅》与《史记》相提并论，说这部书就是一部《史记》。《史记》有独传，也有合传，都是分开写的，“而《金瓶梅》却是一百回共成一传，而千百人总合一传内，却又断断续续各人自有一传”。
《金瓶梅》涉及的人物据统计有853人。如此众多的人“总合一传”，岂不头绪纷繁，让人摸不着脑袋？张竹坡认为说来也简单：“劈空撰出金、瓶、梅三个人来，看其如何收拢一块，如何发放开去。看其前半部止做金、瓶，后半部止做春梅，前半人家的金、瓶，被他千方百计弄来，后半自己的梅花，却轻轻的被人夺去。”
在张竹坡看来，第一回是《金瓶梅》全书的总纲：“一部一百回，乃于第一回中，如一缕头发，千丝万丝，要在头上一根绳儿扎住。”又说：《金瓶梅》“开讲处几句话头，乃一百回的主意。”
《金瓶梅》的“主意”可以用书中一段话来概括：“如今这一本书，乃虎中美女，后引出一个风情故事来。一个好色的妇女，因与了破落户相通，日日追欢，朝朝迷恋，后不免尸横刀下，命染黄泉，永不得着绮穿罗，再不能施朱傅粉。静而思之，着甚来由？况这妇人，他死有甚事？贪他的，断送了堂堂六尺之躯；爱他的，丢了泼天哄产业，惊了东平府，大闹了清河县。端的不知谁家妇女？谁的妻小？后日乞何人占用？死于何人之手？正是：说时华岳山峰歪，道破黄河水逆流。”
张竹坡在《金瓶梅》第一回的回评中指出：“此书单重财色，故卷首一诗，上解悲财，下解悲色。一部炎凉书，乃开首一诗，并无热气，信乎作者注意下半部，而看官益当知看下半部也。”（《张竹坡评点〈金瓶梅〉》）
又指出：“《金瓶梅》是两半截书，上半截热，下半截冷；上半热中有冷，下半冷中有热。”（同上）
张竹坡把冷热说归结为破解《金瓶梅》的一把金钥匙：
“其起头热得可笑，后文一冷便冷到彻底，再不能热也”。“作者直欲使此清河县之西门氏冷到彻底并无一人，虽属寓言，然后其恨此等人，直使之千百年后永不复望一复燃之灰。”（同上）
一部《金瓶梅》把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描写得淋漓尽致；把官场权术、商界阴谋，描写得细致入微；把人心险恶、社会丑态，描写得无不毕露。正如鲁迅所言，“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
“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
又说：“故就文词与意象以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中国小说史略》）
“张竹坡在他的评语中破天荒地提出了典型这个概念，并且准确无误地直接用在对《金瓶梅》中的主要人物西门庆、陈经济身上”。
“首先，张作坡看到了典型形象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应能反映出社会生活中某些人的某些共同性来”。其次，“并没有仅仅留在人物的普遍性、共同性、一般性上面”，“还看到了典型人物的个别性、特殊性、差异性”。（陈昌恒《论张竹坡关于文学典型的摹神说》）
陈昌恒还认为，“张竹坡在他对《金瓶梅》的全部批评中，充分注意到了典型性格的塑造，并且就典型性格的个性化，提出了很好的理论见解。”
接着他具体分析了三种塑造个性化典型的手法，并指出张竹坡把这三种手法归结为一句话：“为众脚色摹神”。据此，陈昌恒认为，张作坡关于“并恶及出身之处”的见解，指的是典型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而这种环境与人物性格是一致的，是同时存在的，也是再现典型性格的客观条件，这就触及了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命题：如何“正确地表现出典型环境的典型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