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应该成为西安的市花
文 / 朱文杰
1986年8月13日西安在评选市花时，选上了石榴花，石榴汉唐时从西域引入，并非陕西的原生种，石榴以果而花，中国的四大花卉，甚至十大、二十大花卉中都没有石榴的位置。而且，西安有几棵石榴树？石榴花顶多也就是临潼的区花。
所以，我一直都对西安的市花选石榴花，存有疑义，並始终心有抵触。我心中的唯一能代表西安的市花，非牡丹莫属。因为牡丹之宗在陕西，早在唐代长安牡丹就已经甲天下了。
牡丹别称鼠姑、鹿韭、白茸、木芍药、百雨金、富贵花，亦有花中之王之称。
牡丹为毛莨科芍药属落叶小灌木，有三十多种。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对牡丹的名称解释为：“虽结籽而根上生苗，故谓牡，其花红色，故谓丹。”看来当时牡丹是以红色为上品的。《神农本草经》载：“牡丹味辛寒，一名鹿韭，一名鼠姑，生山谷。”牡丹最早是为药用而栽的，北宋李昉主编《太平御览》亦将牡丹收入卷992《药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甘肃武威板树乡东汉早期圹墓出土医简中，有用牡丹治疗“血瘀病”的处方，是迄今已有资料中有关牡丹最早的文字记载。
北宋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中有“牡丹初不载文字，唯以药载《本草》。然于花中不为高第，大抵丹、延以西及褒斜道中尤多，与荆棘无异，土人皆取以为薪。”
丹指陕西宜川，延指延安，褒斜道中，则指秦岭山中。秦岭是动植物天然的基因库，牡丹出于秦岭，古有记载，而褒斜道穿越的秦岭主峰太白山，现仍保留有牡丹的野生品种紫斑牡丹。而陕北延安的万花山，也叫牡丹山，现仍有野生牡丹5万多株，27个品种，总面积1千多亩，被列入国家三级保护野生植物。宋《图经本草》载：“今丹延安山中皆有，但花有黄紫红白数种。”《大清一统志》载：“牡丹山，在肤施县（今延安）南四十里，其地多产牡丹。山为花占，故万花山得名于牡丹，又荣于牡丹。”
延安万花山牡丹经专家鉴定为中国牡丹原生种之一，具有很高的科研和种群保护价值。日本专家亦认为万花山的牡丹全是难得一见的稀有品种，除了大红、粉红、白、黄、紫等常见颜色外，还有黑牡丹和绿牡丹。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有“牡丹出丹州、延州”，并在《花谱》中载有延安红、丹州红。宋代寇宗爽《图经》说“牡丹生巴郡山谷及汉中”，李时珍《 本草纲目》中亦有此说。看来陕南的汉中及大巴山也是牡丹的原生地。故洛阳牡丹之宗在陕西，天下牡丹之宗也在陕西了。
中国原始野生牡丹可分为十三类：1.牡丹。分布地区为陕西、甘肃盆地、秦岭、巴山一带。 2.矮牡丹。主要分布地区为陕西延安市万花山神庙一带。山西程山，陕北宜川，关中耀县，也有少量分布。 3.紫斑牡丹。主要分布地区为陕西境内秦岭中段以西太白山，北至陕北延安，甘肃省西秦岭山地南、北坡，天水、两当、徽县、成县、康县、文县、武县、舟曲等县的林区，以及兰州附近的临夏，宁夏，青海西宁，河南伏牛山，湖北神农架（鄂西），四川西北部秦巴山地等。 4.寒牡丹。主要分布在南京、西安周围山林中。 5.大花黄牡丹。主要分布在西藏鲁藏布江上游的林芝地区。 6.黄牡丹。主要分布在西藏林芝地区和云南大理、苍山。 7.白色牡丹。西藏林芝县。 8.粉色牡丹。西藏林芝县。 9.紫牡丹。云南丽江玉龙山。 10.四川牡丹。四川马尔康山。 11.杨山牡丹。原产地为河南嵩县杨山，东至安徽巢县银屏山，西沿秦岭至陇东南，南至湘西北。 12.稷山牡丹（新种）。山西西南部、陕北、甘肃东部黄土高原各林区。 13.延安牡丹（新种）。陕北延安万花山侧柏疏林中。以上十三种野生牡丹，其中一半以上陕西都有分布，作为牡丹之宗之地，可谓首届一指，不可替代。
牡丹应该是在唐代，才作为观赏花卉为世人所认识的。牡丹从唐代盛于长安。明人徐渭《牡丹赋》载：“兹上代之天闻，始绝盛于皇唐。”
唐代诗人咏长安牡丹的诗词有数百首之多，蔚为大观。 白居易描绘长安赏牡丹时之盛况，“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刘禹锡的诗：“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一个“动”字，一个“狂”字，真乃写尽了长安人赏牡丹的热烈与痴迷。卢纶有“长安豪贵惜春残，争说街西紫牡丹”。王毂有“牡丹娇艳乱人心，一国如狂不惜金”。白居易还写到“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他在《看挥家牡丹花戏赠李十二》一诗中，对身在长安的李绅道说：“人人散后君须看，归到江南无此花”。当时在杭州任刺史的白居易诗中的“江南无此花”，当指牡丹盛在长安。
白居易赞美牡丹“绝代只西子，众芳惟牡丹”。晚唐诗人皮日休的“落尽残红始吐芳，清名唤作百花王。竞夸天下无双绝，独立人间第一香。”徐寅则直书牡丹“万万花中第一流”。而牡丹“国色天香”之誉也始于唐代，唐敬宗时，李正封咏牡丹诗云：“国色朝酣洒，天香夜染衣。”从此，牡丹就身价百倍了。
传说武则天把牡丹贬于洛阳，其实是小说家贬损武则天的虚构之言，见于明人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中的《灌园叟晚逢仙女》。其中大意是武则天于冬月之间要游后苑，写出四句诗来，道：“来朝游上苑，火速报春日。百花连夜发，莫待晓风吹！”于是，百花不敢违旨，一夜发蕊开花。次日，只见千红万紫，芳菲满目。单有牡丹花不肯奉迎，一根叶儿也没有，则天大怒，遂贬于洛阳。故此洛阳牡丹冠于天下。
这传说，肯定不足为信，但武氏将长安牡丹携至洛阳，应是符合史实的。
到了天宝年间，诗仙李白在长安城兴庆宫，以牡丹比杨贵妃，写下了极负盛名的《清平乐》三首。其中的“云想衣裳花想容”，“名花倾城两相欢”成为流传千古的名句。中国四大美女以沉鱼落雁、闭花羞月而闻名天下，杨贵妃有闭花之美，这所闭之花就是牡丹。唐玄宗与杨贵妃还在华清宫“宿酒初醒，凭妃子肩，同看木芍药。上（皇帝）亲折一枝，与妃子递嗅其艳。帝曰：不唯萱草忘忧，此花香艳，尤能醒酒”。
唐玄宗称牡丹为“花木之妖”。宋代诗人苏东坡在《牡丹记叙》中有：“穷妖极丽，所以擅天下之观美。”一个花木之“妖”，一个穷“妖”极丽，以“妖”来形容牡丹，真可谓意味深长，观赏牡丹者如何能不为所惑呢？
长安民间酷爱牡丹的习俗，已经传承数千年之久，牡丹文化正是大唐文化的组成部分。
我们不要忘记，牡丹在国人中“花中之王”、“国色天香”无比崇高尊贵的地位。天下牡丹以陕西为宗的历史地位。曾经的长安牡丹甲天下。抛却武则天把牡丹贬到洛阳的荒谬传说，其实，千百年来，是我们长安人自己把牡丹贬离了长安。西安不是在评选市花时抛弃了牡丹，选上了石榴花吗？
我们要重振大唐的盛世之风，就应该向河南洛阳学习，洛阳牡丹甲天下是在北宋时期，以后它们也衰落了，而重新树立洛阳牡丹品牌，也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目前他们每年要创造20多亿元的经济效益。他们把洛阳牡丹的品牌可以说作到了极致。洛阳能做到的，我们西安为什么不能做到呢？
如果我们借助2011年将在西安举办的世界园艺博览会，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在西安大唐兴庆宫、大明宫、华清宫、曲江池、大唐西市等遗址。尤其是浐灞开发区，这块得天独厚的世界园艺博览会举办地，建立牡丹研究机构，汇聚诞生在大唐皇都长安的丹州红、延州红，蓝田玉，药王袍等人工培育的曾经冠绝一时的名贵牡丹品种，以及被列入国家珍稀野生植物保护名录的延安万花山的各色牡丹，秦岭太白山的紫斑牡丹等野生品种。那么，西安的市民一定会对牡丹有一个重新的审视和认识。可惜，我们遗憾的错过了。
把牡丹做为西安的市花，恢复长安牡丹绝胜天下的历史地位。那么，一定会为提升西安城市文化品格增光添彩，一定会给西安的市民一个惊喜。
当然，我们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妄自尊大，扎扎实实从今天作起，而当牡丹被评为国花，长安牡丹重现辉煌之时，我们就不会遗憾了，因为我们没有把金子当铜卖。
附记：2011年10月26日我接受《西安晚报》记者孙欢采访约一小时。主题为诗人、文化学者、省出版局局长薛保勤关于《提升西安城市文化品位的四点建议》一文，谈一点我的感想和表示支持。
薛保勤此文发表在晚报10月25日。27日晚报发表《用文化笔触勾勒西安的大街小巷》分四段。第一段采访傅功振。第二段采访商子秦。第三段“从细枝末节让文化浸入人心”，第四段“多学科参与让西安更文化”，均系采访以我为主的感言。
因而引发了我关于城市标志的思考，例如：市歌、市花、市树。其中市歌，西安还没确立，有人提议，对西安世园会主题歌《送你一个长安》重新谱曲改词，定为市歌。以及其它的很好的建议。当然，一首能流传开来，获得各方认可的好歌很难产生，评选确立西安的市歌这有个过程。
西安在二十年前确定了市树、市花，但我以为，市树选以树木中唯一冠名中国的槐树，很得市民认可，“中国槐”在西安有悠久的种植历史，遗存有千年的古树名木，当选市树，无可挑剔。
而市花选择石榴花，我始终不甚认可，並在2009年10月16日的一篇文章《牡丹之宗在陕西》中直接提出，石榴花不应被选为西安的市花，西安的市花，应选牡丹花。现今为了配合薛保勤关于《提升西安城市文化品位的四点建议》，特再一次在博客上将此文重新修定，题名为《牡丹，应该成为西安的市花》发出，望能引起网友和西安每一个市民的关注和讨论。
另外还把10月27日晚报上有关报导文字第三段第四段转录如下。
用文化笔触勾勒
西安的大街小巷 薛保勤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四点建议引起学界热议
从细枝末节让文化浸入人心
被不少学者提及并赞同的是，薛保勤的建议中，不管是“命名”、“标示”，还是“重建”，都并不需要很大的投资，也无须大动土木，他们也纷纷认为，这些“静悄悄”就能实现的城市建设“动作”，将对西安城市文化品位的提升、对旅游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文化回报。
西安文化学者朱文杰认为，薛保勤的建议，是从最不起眼的地方，潜移默化地让文化浸入人心，对挖掘和展示西安的文化底蕴是非常有益的。“我觉得，这也是西安发展国际化大都市建设中最不费力但具有可突破性的地方。”
朱文杰举例说：“给街道命名，不是依旧搬旧，也不是随便起个名字，而是选择一些合适的街道，以西安历史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人们耳熟能详的人物、事物、典故命名；再比如给冰窖巷、下马陵、三学街、书院门、端履门、马腾空……这些地方立一个小小的雕版石刻，或是画一幅壁画，介绍这些有趣的街巷名称背后的历史；以及结合城市园林规划和历史遗存，建设雕塑小品，并加以阐释……我认为这些建议都非常好，不仅让‘文化兴西安’，而且具有可操作性，让历史与现代城市建设完美契合。”
多学科参与让西安“更文化”
在采访中，很多学者还提出了更多有关西安城市文化建设的建议。
朱文杰就谈及，希望在城市建设规划前期的“专家班”中，有多行业的专家共同组成，“实际操作中，是否可以仿效京都、奈良这些城市文化建设与历史遗存保护比较好的城市，融入监管、文物、民政，建筑、文学、历史、美术等多部门学科专家人士的共同参与？文学、历史、美术等领域专家的介入，将帮助城市规划者对城市发展的了解更系统，让城市更亲近市民。”
此外，朱文杰和傅功振还不约而同地建议，西安街头可以出现更多的“文化廊道”，“并不是硬造的景观，而是对原本的历史遗存地加以保护，并在一定区域内，通过长廊的形式相连接。而如朱雀大街这样曾被写入唐诗，以及在诸多历史典故中出现的街道，同样可以以壁画的、长廊的形式，将相关历史予以呈现，让古代的经典，得以深入到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中。”
朱文杰：1948年生于西安，西安市文史馆馆员、“老西安研究中心”主任，西安市诗书画研究会名誉会长、西北大学中国节庆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安秦砖汉瓦研究会副会长。系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出版诗集《哭泉》《灵石》《梦石》《朱文杰诗集》（上、下卷）；报告文学《老三届采访手记》；散文集《清平乐》《拾穗集》 《长安回望》《吉祥陕西》（上、下卷），《邮票上的美丽陕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