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兰州，位于黄河上游，是全中国唯一一个黄河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兰州，还是中国大陆地理版图的几何中心，但却更像世界的尽头。这个城市，一开门就得看见莽莽的山、翻滚的河，以及无边旷野，日头格外毒辣，大风格外冷冽。
无数的民谣人把这样的兰州写进歌里，如果问我哪一首歌最能代表兰州，我会说野孩子乐队的《黄河谣》——“黄河的水不停地流，流过了家流过了兰州，远方的亲人呐，听我唱支黄河谣；日头总是不歇地走，走过了家走过了兰州，月亮照在铁桥上，我就对着黄河唱……” 浓厚的西北腔调，就和黄河的浑浊、大漠的荒芜一脉相承。
文|蒲亮
如果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性格，那么兰州的性格注定是粗犷，这是一种无法被轻易理解的美感。而构成兰州性格的元素里，最重要的一环一定是黄河。站在黄河边上，看着河水在这座城市中奔流浩荡，感受着那些从大地中生长出来的苍劲、血性和浪漫。牛肉面、酿皮子、水车、羊皮筏子、秦腔、花儿，这些词语像是一个个注脚一层层地诠释着兰州的性格。
一座离神更近的城
暮色低垂，暴晒一天后的兰州变得温柔而忧伤。天边留有残阳的一抹余光，三五成群的大老爷们光着膀子，拎着几瓶黄河啤酒沿着黄河岸边边走边喝。走着走着，就那么十分钟内，月亮升起来，太阳落下去，一阵阵苍凉雄壮的歌声在岸边此起彼伏，中夹杂着酒瓶子相互碰撞的脆响、人们咀嚼的声音和小声谈话的声音。奔腾的水声夹在歌声里，头也不回向东流去。
这幅景象从张佺的口中讲出来，纵然从没去过兰州，那种凝重和安稳都会像夜幕一样泼下来：“月亮照在铁桥上，我就对着黄河唱。”
野孩子乐队创始人张佺，1968年出生在兰州，回忆起兰州最念念不忘的就是黄河与黄河啤酒。
兰州人好酒，有一句话这样形容：“一年喝倒一个牌子”，意思是兰州人是酒的专家，一个牌子的白酒或啤酒，即便再醇香美味，在兰州也只够坚挺一年，一年之后就被兰州人弃如敝屣。可以想到兰州人说这句话时候的表情，那必然是带着一点点自负、一点点自足的吧。兰州人，有遍尝天下美酒的豪迈和勇气。酒是兰州真正的时尚，也是兰州文化的底色。
《美国国家地理》做过一期印度专题，有张照片是一个醉酒后在树窝子里酣睡的酒鬼，这张照片的图说是：“此刻，他离神更近一些!” 作家张海龙说：“要是以这种标准来看，兰州人大概都离神很近。”因此，他把兰州称为“离神更近的城市”。
这样好酒的兰州人，从前只是消磨在家中与饭馆里。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兰州开始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酒吧以后，喝白酒与喝啤酒，从此代表了两种生活方式。
兰州的第一家酒吧是哪家，至今仍有争议，但在兰州人的印象中，百度酒吧、双百酒吧、胜利酒城应当可以列入“最早”之选。当时，一些年轻人试图把酒吧作为传播文化的载体，并迅速落实到了现实中。一家名叫“滚石”的酒吧出现了。在90年代末，它曾是兰州地下摇滚乐队最常出现的舞台，每到周末有演出的时候，经常拥挤到连站的地方都没有。如果演出是在冬天，去那里的人常会自嘲“去给别人擦擦皮夹克”。
大量的歌厅、酒吧，让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兰州成为一个盛产摇滚的城市，各种乐队纷纷涌出，鼓噪着这个西北的中心。
曾经的张佺也是众多摇滚青年中的一员。1980年代末，吉他风刮到了西北，但凡青年多少会弹点吉他，就算不会，家里也多半有一把。本来以民乐为主的走穴演出团体，也有很多变成了电声乐队。当时不到20岁的张佺听了不少打口带，“都是找封面看着比较狠的听”。于是张佺也学起了吉他，在乐队里成了一名贝斯手，长期混迹于各种歌厅、酒吧。也是在那时，认识了同样弹贝斯的小索，两人成立了野孩子乐队。
当时，大量的兰州乐手都在不同的酒吧里演出，不过，更多的是和张玮玮一样还在摸“门道”的懵懂青年。
张玮玮出生于70年代中后期，白银人，14岁时举家迁到兰州。从西安音乐学院毕业后，张玮玮回到兰州，开始找志同道合的朋友玩乐队。“但那会儿玩乐队很不得要领，也就随便弹弹吉他，扒扒别的乐队的歌。”张玮玮说。
张玮玮常常到金城剧院旁边的双百酒吧玩，那时经常有原创乐队演出，还有小型的音乐节，一晚上可以听七八首歌。几个小伙子也没什么钱，都光看演出不消费。老板不好意思赶他们，就跟他们说，有演出的时候你们来看演出，能帮忙就帮帮忙。于是他们就一边在吧台递递酒水，一边看乐队演出。“那种感觉特别幸福，好像大家都在一个集体里。”张玮玮说。
后来，兰州有了一些酒吧相对集中的街道，例如早一点的中街子，以及后来的甘南路和麦积山路。据说甘南路上有大大小小200个酒吧，每到晚上，出租车司机总是不愿意去那里，因为那里车多，醉汉多。
一座藏在歌里的城
不过，八九十年代的摇滚更多只是一味刻意地模仿，表达的并不是自己心里真实的声音。
为了“希望找到和自己价值观相符的东西”，张佺和小索从兰州出发进行了一次远行，陆陆续续走了一年。他们沿着黄河几字弯一路北上，有时走上一天路都看不见人，但却能听见牧羊人的歌声在黄河边上盘旋，深深的河谷，目所能及，全被各式各样的歌声覆盖了。
当地人在茶余饭后演唱“花儿”“酒曲儿”这些西北民歌的自然状态，给了张佺和小索极大的触动，后来这些音乐形式都成为了他们音乐语言的组成部分。
1996年，野孩子去到北京。浓郁的西北地域风格让他们在这个全国文艺集中地独树一帜。当时在兰州有很多关于野孩子的神秘传说。有的说他们是两个玩重金属的，有的说是用重金属改编了“花儿”，总之说什么的都有。在张玮玮的臆想中，野孩子应该是唐朝乐队的形象，但张嘴唱的却是浓厚西北腔调的“花儿”。
1997年，野孩子在兰州演出。正式演出的前一晚，他们在双百酒吧秘密地进行了一场“预演”。张玮玮和好友郭龙坐在第一排，后面是一大帮人在过生日，吵吵闹闹。没人知道这是野孩子。张佺和小索两个光头、一人一把琴，把坐在第一排的张玮玮和郭龙震得不行。唱到最后一首歌时，张佺看了他俩一眼，说“接下来这首歌献给真正懂音乐的人”。确认过眼神，张玮玮和郭龙俩人像“触电”一般。看完演出没有车，硬走了几十公里路回家，一路上两个人还回味着演出：“好听！太牛了！”颠来倒去说了一路。
在很多人心目中，最能代表兰州的一首歌是野孩子乐队的《黄河谣》——“黄河的水不停地流，流过了家流过了兰州，远方的亲人呐，听我唱支黄河谣。”浓厚的西北腔调，干净结实的歌词，在那个鼓噪的90年代，犹如一股镇定自若的力量。
后来，关于兰州的民谣多了起来。刘东明的《西北偏北》：“西北偏北，羊马很黑，你饮酒落泪；西北偏北，把兰州喝醉，把兰州喝醉，你居无定所……”。低苦艾乐队的《兰州兰州》：“兰州，总是在清晨出走。兰州，夜晚温暖的醉酒。兰州，淌不完的黄河水向东流。兰州，路的尽头是海的入口。”甚至和兰州没有任何关系的宋冬野，他的《董小姐》也提到了兰州：“董小姐，鼓楼的夜晚时间匆匆，陌生的人，请给我一支兰州”。
因为这些音乐人，更广泛意义的西北民谣被人所熟知和理解，兰州越来越被关注，这座西北偏北工业城市的荒芜浪漫也越来越被理解。
一座西北偏北的城
高速公路通车后，白银到兰州不到一小时车程，不过在20多年前，这条路要走两三个小时。对于白银人张玮玮来说，兰州俨然是一座大城市。他还记得小时候坐3小时长途汽车，和父母到兰州玩的情景：那时兰州满街都飘着穆斯林饭馆的绿旗子，在西关十字和南关十字一带有很多明清时期的老房子，老旧的电车叮叮当当地穿过街巷，路上可以见到各种各样的人。“那会在南关十字还有一家上海点心铺子，各种精细的点心看得眼花，特别不像西北的食品店。”张玮玮说。
兰州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对于更西北的城市而言，兰州是繁华的内地，对于东部城市而言，兰州又是那个春风不度的西域。在黄河的流水声中，兰州就是那一首首歌里唱的许多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的城市。这座城市里，几乎每个人，要么是刚从某个地方回来就又准备出发，要么是在打点行装准备前往某地。他们代表了对生活极大的、无休止的不满。
在经历了野孩子乐队现场演出的“触电”后，张玮玮对北京开始有了更真实的向往。1998年，他和许多兰州的音乐人一样离开了兰州，来到北京。用他的话说，在北京撑了几个月后，才联系了野孩子。野孩子住在地下室，穿得“破破烂烂”的，只要野孩子演出，他都会跟着去。2000年，他搬到小索家隔壁。
小索是出了名的豪爽，朋友们的脏衣服，经常都是攒够了就带到小索家洗。小索妻子开始做饭，大家喝酒唱歌，睡一觉，衣服晾干了卷走。一查暂住证，大家也是一窝蜂跑来小索家。
搬来没几天，小索过来问张玮玮会不会拉手风琴，他赶紧给爸爸打了一个电话，叫他把白银家里的星海手风琴寄过来，没几天，张玮玮加入野孩子，担任手风琴手。张玮玮回忆说：“那是一个很好很好的90年代的故事”。
2004年，小索因为胃癌去世。野孩子处于“解散”状态。这之后，张佺几经辗转去了大理定居。张玮玮跟着马木尔去了新疆，和郭龙一起辗转全国各地。张佺弹起了冬不拉，一个人在各地演出。张玮玮和郭龙一起演出，发布了一张现场专辑《你等着我回来》。有几次在音乐节上见面，他们商量要不要一起演出。2011年10月31日，野孩子乐队重组：张佺、张玮玮、郭龙、武锐、马雪松，几个“黄河孩子”又在一起快乐地玩乐队。现在，野孩子在大理定居，生活特别简单，下午一起排练，排练间隙，大家踢毽子。
不单是野孩子，到处都有从兰州走出去的人——画家高尔泰在美国，乐评人颜峻、导演高子鹏、画家马云飞在北京，作家杨显惠在天津，摄影家王轶庶在广州，当代艺术家张鼎在上海……他们都在兰州度过了黄金时代，然后从此出发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他们中间每个人，都有一种卓尔不群的兰州气质。那种感觉说不清道不明，但一个眼神甚至一个动作看过去，你立即就能感受到来自西北的凌厉。那些从兰州出走的人，其实每个人身上都背负着兰州，他们走到哪里都改变不了饮食习惯和思维方式，都忘不了这座粗糙结实的城市。因为这些人不停地行走，兰州才无处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