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罪证的“囚徒”
——记任国桢、杨志云在奉天第一监狱
1926年11月，中共奉天支部创始人任国桢从吉林第一监狱获释。
1927年4月，中共中央再次派他任中共奉天支部书记（后改奉天市委）。跟他一起做组织工作的杨志云（原系中共大连地委组织部长），通过老同学仲肇发（老精华奉天眼镜分店经理）的关系，将支部设在奉天南站春日町（现沈阳太原街）老精华眼镜分店二楼。任国桢和杨志云以医大学生的名义居住在这里。南满医大学生邓述明等四人和满洲银行的高子升、铁路局的孙廷喜、兵工厂的离高纪五、东北大学的戚明三等地下党员常到这里来集会。
任国桢、杨志云常以小商贩的职业为掩护，背着香皂、毛巾、牙粉等货物，深入工厂、学校，传播马列主义理论和我党的主张，在工人、店员、学生中赠阅《灯塔》、《十字街头》等进步书刊。同时又在小河沿医科学校，省立一师，第一、二工科，女师，兵工厂，银行等处成立了党小组，发展党员40多名。
（任国桢）
奉天制麻株式会社（现沈阳第二纺织机械厂），是当时沈阳最大的日资工厂之一，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工业企业。日本资本家和工头经常以加班加点、取消福利待遇和劳保设施为由借故成发或不发给工人工资，规定轻伤自理、重伤解雇等办法对工人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榨。在这种无法忍受的情况下，1927年5月，奉天制麻株式会社600多名工人举行了大罢工。
听到这个消息，任国桢立即派杨志云和有关同志与工人代表接头，鼓励工人坚持斗争。提出了坚持斗争的具体方法和策略，如罢工工人按地区编组，各组推选代表，以加强联系指导；分区组织纠察队，以防奸细；还帮助工人拟定了“工资应以现洋兑现”、“不准随便打骂工人”、“废除歇工三天开除的决定”、“禁止日本人侮辱女工”等复工条件。
党的领导，给工人们以很大的鼓舞和力量。
日本人觉察到罢工有向毛纺、制糖等其他公司蔓延的趋势，在万舨无奈的情况下，他们请出了揽军屯中国商务会长从中调停斡旋，全部接受了工人所提出的条件，使工人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
这次罢工声势之大，参加人员之多，为东北工人斗争史所罕见，被称为“东北三大工人运动”之一。
任国桢原打算把罢工浪潮扩展到满蒙毛织株式会社、奉天纺纱厂、大连机械制造厂，但敌人已觉察到这次罢工“其背后是有个强有力的思想团体支持着。日本特务机关在一份《关机髙发11003号》报吿中写道：“……在会社中没有一个能被认为是真正的主谋人物，根据多方面推测，策动的根源可能是在社外。”
日本特务机关“满铁底务部调查课”同时加紧活动，派金、王两名特务扮成工人模样，混在罢工群众中进行侦察。他们发现杨志云的行动可疑，并对其跟踪，查明了他的住址。同时，也探知这次罢工与任国桢有关系。
1927年6月29日晚7点多钟，一个陌生人走进老精华眼镜分店，自称姓郭，是大连来的，找杨志云，说有一封信要亲自交给他。因杨当时不在，只好将地址留下，叫杨回来按地址去取信。
当晚，杨回来得知大连来信后，毫不怀疑地按留下的地址去取信。刚下楼，邻居照像馆就叫杨去接电话，打电话的人让他去南站邮局同送信人见面。不料，一进邮局就被便衣日警逮捕。
当晚10点钟，任国桢及老精华眼镜分店店员董廷臣、门德中、史立荣、阎宝德、王徳令等6人同时被日本警察逮捕，只留下仲肇发由日特监视做诱饵。
6月30日上午10点钟左右，南满医大学生、中共地下党员邓述明来到眼镜店找任国桢。
仲肇发急中生智地说：“你买眼镜吧！随我来，我给你验光……仲带邓到暗室，将昨晚发生的事通知了他。邓走出验光室后，以没看中货样为名走出眼镜店，立即把情况转吿了奉天地下党组织，避免了更多同志落入敌手。
下午4点钟左右，日本警察署将董廷臣等5名店员放回，但又把仲肇发抓走，押到日本警察署西塔看守所。
同天，中共地下党员、奉天团支部书记杨伟坚，带着文件，骑自行车从眼镜店后门进去找任国桢时，也被逮捕。后因没查出证据，关押一个星期就将他释放了。出狱后，在眼镜店存放的自行车和车上放的文件，仍完整无失。
日本警察署对仲肇发多次审问，在“查无罪恶”的情况下，于1927年7月下旬，将其送交大连当局处理，大连关东厅法院判仲为犹豫刑（监外执行）3年。大连老精华眼镜总店登报声明：因仲肇发通共，开除奉天分店经理职务。”
敌人集中力量，死死盯住任国桢和杨志云。当时的《盛京时报》曾报道：“本年5月初旬，奉天制麻会社有中国职工600多名同盟罢工，事后始知出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大连地方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长杨志云及国民党奉天党部执行委员任国桢等数人之阴谋，于是，即由奉天附属地日本警署于6月29日在奉天春日町十二番地将杨志云、任国桢逮捕……7月21日，将杨志云、任国桢二人转送奉天城内交我国当局处刑。”
从这篇报道中可以看出，当时故人只知道任国桢是国民党奉天党部执行委员，此外，别无所知，但并未解除对任是共产党员的怀疑。
敌人为了弄淸任国桢的真正身分，餮多次对他审讯，产刑拷打，结果仍然是一无所获。有一次，任国桢在牢房中被一个外号叫“活阎王爷”的看守久保田打得鼻口流血，但他坚贞不屈，对党的机密一个字也没吐露。
杨志云被捕后也曾遭到灌凉水、毒打等醅刑，后来在敌人拿出大连李仲刚的证词后，他承认了自己是“准共产党员”，但却始终没有供出任国桢同志的真正身分和奉天地下党组织。
1927年7月21日，日本警察署将任国桢、杨志云转送奉天军法处，关押在奉天第一监狱。
日总领事署给当时住在北京的张作霖连续去两封电报，要求对任、杨二人从严惩处，张作霖复电军法处说：“任国桢、杨志云二人如果查有实据，处以死刑也。”
在奉天军法处和省长公署会审时，任国桢、杨志云按照事先研究的对策指责日本人歪曲事实，刑讯逼供，杨志云是屈打成招。任、杨请求中国政府申张正义，为民做主。
在狱中审查期间，他们通过书信、亲友接见等机会积极争取社会的声援。
转到奉天第一监狱后，杨志云就给大连青年会会长、著名爱国人士傅立渔先生写信，要求设法给予解难。傅见信后，及时派大连中华靑年会校长赵晋如到奉天找省长莫德会说情。傅立渔先生还亲赴奉天，借在奉天纺纱厂厂庆大会上演说之机，对官绅各界公开申明任、杨二人是爱国青年并没有反对当局的行动，请求政界以民族立场主持公道。
由于社会公正舆论的压力，迫使奉天军法处给张作霖复电：“没有证据。”从此，奉天当局对此案釆取了拖延的态度。
日本总领亊署对任、杨案件迟迟不作处理深为不满，并对省长公署提出了抗议。于是造成了当局处理下不得手，又不敢释放的局面，致使任、杨在奉天第一监狱关押了一年多。
在这种情况下，任、杨在狱中用巧妙的方式，主动争取当局缓解矛盾，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
杨志云通过在奉天远东银行工作的哥哥，用金钱买通了王忱典狱长；任国桢也用家里送来的60元钱给王忱典狱长买了一块料子。任国桢和杨志云还分别通过教王典狱长儿子学英文和武术的机会取得了王的好感。从此，他们二人的脚镣被卸去了，每天也不挨饿了，过堂审问大为减少，活动稍有自由。同时，通过王忱典狱长的儿子，还能看到报纸和一些进步的书刊。
任国桢和杨志云被捕入狱时，正在北京做“大元帅”的张作霖，曾发来电报：“查有实据，处以死刑可也。”可是，一年后的1928年6月，任国桢、杨志云依然活得好好的，而回归沈阳的张作霖，却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了。
张学良为父治丧，决定特赦政治犯。消息传到监狱后，任、杨二人分析了形势，又给军法处写了请求释放的呈子。
1928年6月28日，任国桢、杨志云从奉天第一监狱被释放。这就是任国桢同志就义前，从亊革命活动四次被捕中的第三次情况。
这次被捕出狱后，任、杨各自回到了原籍。不久，任国桢又接受党组织交给的新任务，担任了中共哈尔滨县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