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10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要求重庆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让重庆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这是继2016年1月视察重庆后，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对重庆提出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要求，不仅为重庆发展指明了方向路径、提供了根本遵循，也让重庆在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中地位更加凸显。重庆的开放历史由来已久。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被迫开埠，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打开对内开放局面为主，再到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全面对外开放，重庆的开放之路向我们呈现了一条从无到有的探索与实践之路，展示了一段从闭塞落后走向开放崛起的奋斗轨迹。
一、山门初开天地宽
重庆古称江州，是一座山环水绕、江峡相拥的山水之城，也是一座依托长江水运逐渐发展起来的川东地区的商业重镇。重庆开放的历史较早，19世纪末期，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深居内陆腹地的重庆也未能逃脱西方列强肆掠的魔爪。根据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1891年，重庆海关成立，由英国人掌管海关事务，重庆正式开埠，成为西方列强侵略四川乃至西南地区的一个据点，也因此成为中国最早对外开埠的内陆通商口岸。虽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初衷是开辟市场、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将重庆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使其沦为半殖民地城市，然而这一行为却在客观上加强了重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西方的现代化因素由此逐渐输入重庆，促进了城市的近代化：重庆直接面向国际市场的进出口贸易逐渐发展起来；城市建设、航运、商业、工业、金融等近代产业起步；与长江中下游上海、汉口、宜昌的贸易和金融联系扩大，逐步形成了一个以重庆为中心的区域性市场体系。到抗战爆发前，重庆已成为国内饶有名气的工商业城市。
如果说开埠为重庆了解世界推开了一扇窗，那么战时首都的特殊身份则为重庆与外界的交往又打开了一扇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随之而来的是大批沿海工矿企业迁渝，重庆的近代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迅猛发展，当时除去东北，全国军火工业的80%都靠重庆生产。金融机构、文化机构和学校的内迁，促使重庆在抗战时期的商业和文化极为繁荣，并形成以重庆为中心，辐射到四川及西南、西北各省的庞大商业网络，重庆在较大区域范围内实现了开放型的物资和文化交流。与此同时，随着各国驻华使领馆的纷纷迁渝，重庆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交往和联系也日渐频繁。内迁还带动了对外交通的新发展，尤以卢作孚创办的民生轮船公司为典型代表的民族产业，在支援抗日战争、维护战时交通上起到很大作用。当时为配合战时运输需要修筑的一大批公路支干线使重庆与附近地区连片成网，开辟的国际航线则建立起与世界主要国家的空中联系。总之，战时首都地位的确立，抗战大后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的形成，开启了重庆与外界交往的新阶段，促进了重庆城市的国际化。
二、踏平崎岖成通途
山是一座城，城是一座山，这是对重庆地形最为形象的描述。虽然坐拥长江黄金水道，有着天然的港口优势，但丘陵多山、地势崎岖，严重制约了除水运以外的其他运输方式的发展，这也是导致重庆从古代到近现代一直比较闭塞落后的原因之一。没有便捷的交通，对内对外开放只能是一句空话。尤其是对于重庆这座内陆城市来说，交通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解放初期，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由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我国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在对外关系上比较封闭。但上世纪50年代初，重庆市委、市政府通过一些私营企业从香港等地转运、进口了一些急需物资，用于经济恢复和发展。“一五”期间苏联援建的全国百多项重点项目中，就有重庆的发电厂等。尽管这一时期重庆在对外关系上比较封闭，但在对内开放上却打开了局面。解放后，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中央西南局坐镇重庆主政西南，为恢复和发展经济，作出的第一项重大决策就是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复兴。成渝铁路的开工建设，使重庆停工已久的近30家大中型钢铁厂、机器厂又重新开工，并带动了400余家小型工厂陆续恢复生产，对经济恢复时期拉动内需、扩大公私订货、增加就业、改善人民生活等发挥了重要作用。成渝铁路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自行设计、自己修筑、全部采用国产器材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干线，是链接川西、川东的经济、交通大动脉。成渝铁路的建成通车，打破地区间的封闭状态，城市和农村互为市场，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同时，依托成渝铁路交通干线的地区经济带和新兴城市群逐渐发展起来，使成渝地区成为西南经济最活跃的地区，成渝铁路成为西南交通网中的重要环节。从此，重庆踏平山川阻隔，以开放的眼光和胸怀融入全国经济版图，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拉开了序幕。
60年代中期开始的三线建设，是重庆当代历史的又一重要发展期。沿海大批企事业单位内迁，不仅为重庆带来了先进的技术设备，而且大量的熟练技工、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引进，增强了重庆的科技实力。70年代，国家安排从法国和日本引进四川维尼纶厂生产所需的成套设备和技术，开辟了我国第一个天然气化工基地。三线建设使重庆老工业基地的实力得到壮大，促进了综合性工业体系的形成；交通状况得到改善，奠定了城市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的基础。三线建设时期修建的川黔、襄渝铁路进一步打开了重庆与外界交流的大门，从根本上改变了交通闭塞落后的状况；重庆港的扩建和长江、嘉陵江十几个码头的建设，以及白市驿机场的改扩建，大大增强了重庆航运业和航空业的吞吐能力。交通状况的极大改善，奠定了今天重庆在西南地区和长江上游地区交通枢纽的地位，同时也为重庆充分发挥经济中心作用提供了必要条件，大大推进了重庆城市现代化进程。
三、冲出峡谷汇百川
1978年，中国历史迎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和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重庆也由此开始了对外开放的实践与探索。但刚开始在原有体制下，重庆外贸公司只是沿海口岸的收购、调拨、转运站，没有自由进出口权，对外开放进展缓慢。1980年4月，国务院批准重庆为长江沿岸对外贸易运输港口。8月，重庆海关成立。随着一批涉外机构、进出口公司的建立和完善，重庆对外开放的步伐逐渐加快。
1983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关于在重庆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意见的报告》，重庆成为经济计划单列市，并享有省级经济管理权限。改革和开放是一对孪生兄弟。邓小平曾说，“我们的经济改革，概括一点说，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也是对内开放。”因此，这一时期重庆进行的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就是一场深入的对内对外开放。重庆在国企改革、军工改革、流通改革等方面，均有不少开全国先河之举，如嘉陵厂“军转民”率先开启对外合作之门，商业“四放开”改革突破封闭模式闯出经营新路，为推动中国全局的改革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计划单列后，重庆被辟为有直接对外进出口权的内陆口岸，享有了直接对外洽谈、报价、成交、签约、发运、结汇、邀请外商、签发护照以及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和设备等方面的权力，为重庆扩大对外开放创造了良好条件，重庆对外开放全面起步。当年，重庆即开始自营出口，并首次组团参加广州交易会取得可喜成果，全市自营出口实绩占四川省出口总额的比重达31%。为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重庆把引进技术装备，推进技术改造与开发适销对路的新产品结合起来，调整和优化了出口商品的结构；积极开拓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在轻纺、机电、化工、医药等行业确定了一批出口专厂，努力发展品种完备的出口生产体系和与之相适应的对外贸易经营体系。到1987年，重庆已同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往来关系，出口创汇在1983年以来的五年间增长了7.3倍。
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重庆认真贯彻中央“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方针，抓住综合体制改革试点的机遇，立足重庆，依托西南，联合沿海，面向全国，积极探索对内开放的路子。市委、市政府先是制定了鼓励、欢迎外省市来渝投资和进行技术支援的一系列优惠政策，继而又提出联合开发大西南的设想。四省区五方经济协调会、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西南经济区市长联席会相继成立，重庆与周围一圈、西南一片、长江一线的联合协作不断加强，形成了以专题项目为纽带，行业协作为网络的多层次、多内容的联合协作格局，极大地促进了重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中心城市作用的发挥。
1992年，国务院批准重庆为沿江开放城市，享受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这一时期，重庆市委、市政府通过出台《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若干实施意见》等文件，确立了实行全方位、高起点的整体开放总体布局。通过狠抓调整出口产品结构、拓宽国际市场、发展国际旅游、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对内开放等各项工作，形成了新一轮对外开放的热潮。到1996年，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迈上新台阶，利用外资规模进一步扩大，重庆高新技术开发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出口窗口和创汇基地作用进一步发挥，形成沿两江、沿公（铁）路线展开并连接三峡库区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初步建立起符合国际惯例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重庆的对外开放犹如滚滚长江，冲破峡谷瓶颈，奔流向海……
四、大开放促大发展
1997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重庆对外开放阔步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市委、市政府抓住重庆直辖、三峡工程建设和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在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的大背景下，制定了一系列指导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文件，确立了“大开放促大发展”的思路，通过综合立体交通骨干网络建设改善发展硬环境，通过“十个一批”等发展环境综合整治活动优化投资软环境，全市对外开放大格局逐步形成。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重庆市把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基点放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县开放型经济建设上，充分发挥北部新区和两个国家级开发区在区域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龙头作用，以良好的发展环境和集聚效应促进区县（自治县）特色工业园区的发展，构筑布局合理、相互促进、各显优势、梯次型的经济发展格局，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优势，促进全市开放型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为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市委、市政府以大开放的气势，大胆“引进来”，勇敢“走出去”。大胆“引进来”需要塑造对外开放的全新城市形象。重庆先后成功举办亚洲议会和平协会第三届年会和第五届亚太城市市长峰会等高规格的国际性会议，在国际上提高了知名度。每年一届的“中国重庆投资贸易洽谈会”、“中国重庆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和“中国重庆三峡国际旅游节”更是堪称对内对外开放的“神来之笔”，吸引了大量的境外投资。一批国际知名公司纷纷抢滩重庆，福特、爱立信、本田等来渝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数量大增，投资兴办的企业项目涉及制造、物流、金融、房地产、商业零售等领域，大大促进了重庆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化进程。
勇敢“走出去”需要扩大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重庆坚持扩大出口规模和增进出口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切实转变出口增长方式，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在积极扶持优势企业到海外投资办厂、承包工程和开展劳务合作的同时，着力改善外贸出口经营主体结构，保持了汽车、摩托车等支柱产业的出口优势。截至2006年底，重庆市外贸经营企业已达2400家。其中，力帆、隆鑫、宗申等摩托车生产民营企业迅速成为重庆市出口主力军。2006年，商务部将重庆确定为全国八大汽车出口生产基地，大大推动了重庆汽车产品出口。此外，重庆在国内的区域经济合作也不断加强，长江流域经济合作、西南六省区市七方联席会进展良好，与西部其他省区、中东部地区以及港澳台的合作成效明显，基本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五、内陆开放筑高地
2007年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为重庆发展导航定向，作出“314”总体部署。此后，国务院批准重庆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并明确指出，加快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是形成沿海与内陆联动开发开放新格局的需要。由此，重庆对外开放进入国家战略全新高度。在此背景下，于第二年召开的市委三届三次全委会审议并通过的《中共重庆市委关于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决定》，提出加快把重庆建成我国内陆开放高地的目标。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时，提出“两点”“两地”的战略定位和目标。2018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又进一步要求重庆在加快建设“两地”的基础上，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既是习总书记对重庆的殷切希望，也是中央赋予重庆的重大使命和任务，重庆开启了厚植开放、奋力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新征程。
重庆以内陆开放为突破口，不断完善两江新区、保税区和特色工业园区建设，逐渐形成引领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开放格局。两江新区作为我国内陆第一个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自成立以来，积极实施大开放、大产业、大城市、大民生发展战略，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探索城乡一体化发展，推动我国对外开放向内陆腹地纵深发展，形成内陆重要城市群中担当起重要责任。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和西永综合保税区的设立，构建起了重庆水陆空保税的“双子星座”，有利于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成为重庆打造内陆开放高地的重要平台，助推重庆加快建成中西部第一大加工贸易基地。各区县（自治县、市）结合地域资源优势和产业特色形成的特色工业园区，有效带动了支柱产业发展，构建起笔电等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产业集群，有力地促进了全市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换代，是重庆市经济发展、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和构建内陆开放高地的重要支撑体系。与此同时，为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重庆还及时出台政策措施，创新体制机制，逐步改善投资发展环境和人才政策环境；主动出击远交近联，与周边和沿海地区加强务实合作；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提高招商引资水平，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推进外贸快速增长，总体上实现了开放型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重庆以建设物流大通道为抓手，以开放为动力，在铁路、港口航运、航空等领域不断开辟国际新通道，将一个内陆城市推向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从重庆出发，经新疆阿拉山口，开往欧洲的渝新欧国际联运大通道，在原新欧亚大陆桥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完善，提升沿线各国、各地海关通关效率，加快实现了亚欧铁路一体化建设，并搭建起与沿途国家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往桥梁，对改变重庆内向型经济结构，打造中国向欧洲出口商品的重要中转站和桥头堡发挥了重要作用。重庆着力建设长江上游地区最大物流港口体系，重点推进主城寸滩、果园、东港、黄磏等四大港区建设。2017年底，首列从重庆果园港始发的中欧班列（重庆）开行，率先实现了中欧国际货运大通道与长江黄金水道的“无缝衔接”。重庆不断强化航空基础设施，完善空中通道网络，民航客货运输能力和综合服务水平显著增强。目前，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已成为国家区域枢纽机场，成功跨入全国九大、世界百强机场行列，是中西部地区第一座拥有三座航站楼、实现三条跑道同时运行的机场。此外，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的落地、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正式设立、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在重庆的举办，均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需要，辐射带动西部地区开发开放，推进重庆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重要支撑和坚实保障。
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是重庆内陆崛起的强市之策。今天，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重庆从近代以来100多年开放的历史积淀中汲取养分，在完善开放通道、提升开放平台、培育开放优势、壮大开放主体、优化开放环境中更加注重带头开放、带动开放，在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征程中积极主动服务国家大局，必将进一步凝聚起继续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力量，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重庆工作的新要求，“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田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