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著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教授回国访问时，曾向有关部门提出一个要求，他要求拜访老同学周与良，早在30多年之前，李政道与周与良同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当有关方面将这个信息通知周与良时，却被周与良断然拒绝，她为何不近人情地拒绝老同学李政道的探望呢？周与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是否也十分迫切地想要了解她呢？
周与良
周与良此时的身份是南开大学生物系教授，她曾是芝加哥大学植物病理学和哲学双料博士，毕业后曾被留校担任助理研究员，她与李政道在芝加哥大学时，既是同学关系，也是同事关系，更是交往密切的朋友。
1953年初，周与良与丈夫查良铮冲破重重阻碍从美国回到祖国，甚至比钱学森和蒋英夫妇回国还要早两年，要知道周与良与查良铮夫妇回国时，朝鲜战争还未结束，他们夫妇被分配至南开大学工作。
我在撰写《从“胡康河谷”走出的诗人和翻译家穆旦》一文时，才第一次知道查良铮（穆旦）妻子周与良的名字，并对其经历产生浓厚兴趣，这也是我写作此文的主要原因，尽管记述周与良丈夫穆旦的《从“胡康河谷”走出的诗人和翻译家穆旦》在“头条号”上的阅读量只有两位数，但我也还是不长记性，继续来写一写周与良，以便让两篇文章互补并成为一对姊妹文。
周与良（1923—2002）安徽至德人，1923年2月1日出生于天津，其家族背景十分强大，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人才辈出，这一切皆源于周与良的曾祖父周馥的福荫，周馥是晚清重臣，也是李鸿章的亲信幕僚，协助李鸿章兴办洋务30余载，曾官至山东巡抚、两广总督、两江总督等重要职务。
周馥
周与良叔祖父周学熙早年为官，曾担任山东候补道、天津道等职，民国时期曾出任北洋政府陆徵祥和徐世昌内阁财政总长，还是山东大学堂首任校长，后来投身于实业界，与南通实业家张謇齐名，在实业界并称“南张北周”，正是周学熙在打造“周氏实业王国”之后，将周氏族人聚集在天津定居，周学熙还与袁世凯结为儿女亲家。
周学熙与袁世凯
周与良父亲周叔弢是著名政治家、实业家和收藏家，曾在陈三立、柳诒徵在南京创办的“思益学堂”读书，与陈寅恪、陈方恪、茅以升、宗白华等人同学，一生以经营实业为生，其思想进步，也是共产党争取的统战对象，曾在建国后出任天津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周叔弢先后娶有许和之和左道腴两任妻子，共育有七子三女，他们分别是长子周一良、次子周珏良、三子周艮良、四子周杲良、五子周以良、六子周治良、七子周景良、长女周珣良、次女周与良、三女周耦良。
周叔弢全家福
周与良大哥周一良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文革时期曾是“梁效”写作班子的顾问，二哥周珏良曾是“板门店谈判”中方代表团翻译，是外交部翻译室副主任，长期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担任教授，其他兄弟姊妹也都学有所长。
而周与良的小学和中学都是在天津和上海完成的，之所以曾在上海读书，是因为周与良是被姑妈抚养长大的。
公开资料显示，周与良是1946年毕业于私立辅仁大学生物系，辅仁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曾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并称京城四大名校，其创始人是英敛之、马相伯，而英敛之就是英若诚的祖父，英诺诚的父亲英千里曾是辅仁大学秘书长，王光美、叶嘉莹等杰出女性也都曾是该校杰出校友。
“七七事变”之后，辅仁大学因国际关系等原因，是京城维持北平沦陷之前现状唯一的名校，当时北大清华迁往西南昆明办学，而燕京大学则迁往成都办学，只有辅仁大学在沦陷的北平继续延续民族教育，从时间上推算，周与良应该是1942年入校的学生。
周与良于1946年考入燕京大学攻读研究生，其时该校刚从成都迁回北平复校不久，周与良到燕京大学读硕士研究生后不久，就与青年诗人穆旦相识，穆旦也是在天津出生并长大的，比周与良年长5岁，穆旦与周与良的二哥周珏良曾是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同学。
周珏良
燕京大学与清华大学相邻，因此刚到燕园读研究生的周与良经常在周末去清华园二哥家中蹭饭，其时周珏良已是清华大学外文系的讲师，而穆旦也经常到周珏良家中玩，当时清华园经常在工字厅举办舞会，穆旦经常邀请周与良一起去跳舞，二人由此相识并开始了恋爱。
1946年夏，周与良和二哥周珏良及二哥的同学王佐良等人在北平师范大学考场参加了教育部组织的官费留学考试，由于当时刚刚抗战胜利不久，国家正处于百废待兴状态，拿不出更多的钱资助官费生留学，因此官费生名额极少，许多人都是自费出国留学的。
1948年3月，周与良由上海乘坐“高登将军号”邮轮赴美入芝加哥大学留学，穆旦特意赶往上海送行，穆旦原本打算与周与良一同赴美留学，由于要工作养家就拖后了几年，穆旦将周与良送上邮轮时，赠送给周与良几本书和一张相片留念，而相片的背后是穆旦写的离别诗：
风暴，远路，寂寞的夜晚
丢失，记忆，永续的时间
所有科学不能祛除的恐惧
让我在你底怀里得到安憩
青年诗人穆旦
1949年8月，穆旦也赴美留学，他原本打算入读哥伦比亚大学英国文学系，也希望周与良能够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但由于周与良刚拿到硕士学位，正在准备博士生的资格考试，穆旦为了能与心爱的人在一起，遂放弃了入读哥大，而是入读芝加哥大学英国文学系。
1949年12月，周与良和穆旦前往佛罗里达州一个小城旅行结婚，因为周与良四哥周杲良在小城的一个研究所做博士后，他们在小城的市政厅登记结婚，周杲良特意订了一个结婚蛋糕，在亲人的见证下，一对留学生就这样完成了自己的终身大事。
周与良与穆旦结婚照
周与良与穆旦在芝加哥大学的寓所成为华裔留学生的聚会之所，有点类似于林徽因在北平北总布胡同3号的家，几乎每个周末都有聚会或舞会，他们还时常到陈省身家做客，蹭一顿美餐，因为当时陈省身是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教授，其薪水高且生活富裕，这些穷留学生就经常去“打土豪”。
穆旦与周与良
当时芝加哥大学有一个刚成立不久的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研究所，除了几名知名教授之外，具体做实验研究的人很少，周与良在读博士前后就曾在这个研究所协助工作，既可以从事学术研究，也可以获取一定的报酬，以解决生活所需。
1950年前后，穆旦就开始考虑回国问题，并动员周与良放弃博士学位，而周与良不愿放弃唾手可得的机会，坚持读完博士学位。
朝鲜战争的爆发，阻碍了他们回国的旅程，当时美国政府的政策是不允许理工科博士毕业生回中国，而读文科者则不受限制，直到1952年周与良和穆旦夫妇才获得移民局批准回香港。
与送行的朋友合影留念
当年经香港回国的留学人员，几乎都被香港警察关押审查并礼送出香港至深圳，中方也要进行严格审查，周与良夫妇抵达广州之后，又被审查了一周左右，期间填写了各种表格，待审查结束之后，才乘火车由广州抵达上海。
1953年1月，周与良夫妇抵达上海时，穆旦在西南联大时期的同学萧珊前往火车站迎接，并与丈夫巴金在上海国际饭店宴请穆旦和周与良。
1953年5月，周与良和穆旦都被分配至天津工作，这里是他们的出生地，亲属也大多居住在天津，而周与良的父亲还是天津市副市长。
周叔弢
由于周与良和穆旦都是从美国归来的学者，他们夫妇被分配到南开大学工作，周与良担任生物系副教授，穆旦则担任外国文学系副教授，夫妻俩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教学之中，穆旦还以极大的热情开始从事俄罗斯文学的翻译。
1954年，李希凡、蓝翎两个青年人领衔搅动了一场批判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学术争端，在南开大学中文系和外文系共同组织的《红楼梦》批判会上，当时的外文系主任打压了不同意见者，这就是所谓的“外文系事件”。
在1955年开展的肃反运动中，穆旦在中国远征军服役的经历被挖出，成为重点审查对象，有人开始借机“修理”穆旦，由于忌惮周叔弢是天津副市长的缘故，没有对穆旦过度深究。
1958年底，穆旦参加中国远征军的历史再次被深度追究，并被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历史反革命罪”的罪名，被判处“接受机关管制，监督劳动三年”，从此穆旦被逐出南开课堂，在校图书馆和洗澡堂接受监督劳动，其诗歌、翻译作品、研究论文皆被禁止公开发表。
在政治和法律的双重打压之下，这个留学归国家庭陷入人生谷底，1968年，周与良父亲周叔弢也被革职查办，并被打入冷宫，享受了文革中该享有的一切“待遇”。
周与良全家福
1968年底，周与良也被隔离审查，并被定性为“美国特务”，不久，穆旦与周与良一起被下放到河北保定地区劳动改造。
周与良是学自然科学的，她在芝加哥大学所学专业也是当时前沿专业，她在南开大学创建了微生物学科，在其专业领域里颇有建树，但自从穆旦被定为“历史反革命罪”之后，这个家庭都是在屈辱中艰难的生存。
1972年，周与良的四哥周杲良从美国回来探亲，周杲良也是功成名就的华裔科学家，是美国著名的神经生理学家，1950年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他回中国探亲和访问时，其身份是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教授，由于周与良要在家中接待四哥周杲良，他们一家被允许搬回原住处，但这并非意味着落实政策，而是为了考虑国际影响。
左起：穆旦、周与良、周杲良
1978年，在穆旦去世一年之后，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根据党的有关政策规定，查良铮（穆旦）的历史身份不应以反革命论处，故撤销原判，宣告无罪。”从法律层面上为穆旦平反，但其生前所在单位南开大学党委，却对穆旦的“问题”没有任何说法。
1980年2月，《诗刊》以“穆旦遗作选”为题，发表了穆旦的一组诗歌，当年7月，穆旦呕心沥血翻译的《唐璜》，终于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尽管这一年，南开大学党委撤销了对穆旦的处分决定，但仍然不予公开平反。
穆旦译著《唐璜》
1981年11月，李政道回国访问，提出要见一见老同学周与良，却被周与良断然拒绝并留话，“对良铮没有一个说法，我谁也不见。”此事惊动了中央高层，南开大学党委迫于压力，承诺为穆旦公开平反，周与良这才去见了李政道。
也是在穆旦平反前后，周与良曾前往美国德克萨斯大学、雷兹大学和华盛顿大学担任访问学者，以了解其专业领域的发展情况，毕竟由于“文革”的影响，国内学术界对世界前沿学术领域发展情况不是很了解。
周与良在南开大学长期从事植物病理学、真菌学的研究和教学，她在南开大学生物系开设的真菌学课程，在全国高校中颇具影响力，这也是国家重点学科，她先后出版了《真菌学》、《高级细菌遗传学》以及译著《分子微生物学》。
周与良教授曾先后主持完成了“真菌蛋白的研制及开发应用研究”和“小核菌多糖研制与开发应用研究”两个科研项目，而且都是国家“七五”期间重大科技攻关项目，还曾两次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海洋酵母资源调查与研究”。
2002年5月1日，这一天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节日，但在美国探亲旅游的周与良却不幸因病去世，将自己近80岁的老迈之躯遗留在异国的土地上，好在她对这篇热土并不陌生。
周与良与穆旦墓碑
2003年9月22日，周与良的骨灰被其子女从美国带回，安葬在北京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与她丈夫穆旦合葬在一起，这对历尽苦难的夫妻已经分别的太久，如今他们终于又可以相聚相偎在一起了，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相濡以沫，并协助丈夫完成未竟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