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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包衣任税关监督的好处是，若官员贪污，皇帝可以查抄其家产，也有学者认为乾隆皇帝宽纵贪污的大官，遂使贪污案件屡禁不止。赖慧敏则认为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但就税关监督来说，皇帝多以议罪制度惩治官员，因贪污被查抄家产者仍属少数，一来查抄家产所得利益不多，二来税关监督还必须承担盈余不足的风险。乾隆皇帝在位期间几次蠲免田赋，赢得宽仁德的美名，然而对灾荒所导致的关税短少问题却不予宽容，迫使官员将自身的亏损转嫁百姓身上。对于贪污和“盈余”不足的官员，乾隆在四十年（1775）以后都采取议罪、罚俸方式，来填饱荷包。
皇帝既为自己荷包着想，官员自然上行下效，乾隆后期，由于皇帝性好铺张浪费，开销不断增大，国家财政不孚支应，只好转向加摊派、兴捐献。在摊派和捐献中，各级官员层层加码，各有截留，腐败现象从上而下遍及各级官员。最为讽刺的是，乾隆皇帝在《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提到，“危乎上之所好恶，速矣下斯成倡随”、“人君好尚可弗谨”，这么好的道德文章终究是掩盖不了他带领全国官员一起贪污的史实。
内务府专卖的皇家特供品
清代税关还是变卖内务府物资的重要渠道，官方垄断的奢侈品销售大受欢迎。清朝入关后，皇室垄断东北人参开采权，人参变卖所得尽归皇室所有。变卖人参使乾隆获得千万两以上的收入，但原因并非产量大增，而是由内务府所属单位专卖，使其价格不断上涨所致。包衣为了讨好皇帝，竞相提高参价。乾隆六十年五等参每斤售价接近一千两！官定人参价格不便宜，市面上参价更居高不下，成为官场贿赂上司的高贵礼品。
除了人参，清人生活中，冬天用高丽纸糊窗， 夏天用琉球的扇子，吃新疆进贡的葡萄干，穿着欧洲来的羽缎、哔叽衣裳成为时尚，这些物品均是清朝周边藩部属国朝鲜、琉球、安南等国家，以及欧洲国家的进贡，这些奢侈品、日用物资远远超过宫廷所需时，乾隆皇帝就会将贡品交给崇文门税关发卖，百姓争相购买，以买得起、用得起“内造”物品和皇室的变价物资为身 份、地位、面子的象征。
皇帝的银子流往何处去
清代皇室的主要开销有：皇帝后妃等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的消耗；赏 赐、筵宴；节日庆典如皇太后、皇帝万寿、皇帝大婚等；修缮宫殿、苑囿、寺庙、陵寝；以及乾隆皇帝四次东巡、六次南巡、至避暑山庄行围四十九次等出巡活动。 不过赖慧敏也指出，乾隆皇帝除了将聚敛的民脂民膏供自己挥霍、享受之外，也为国家做了点政治上的好事，那就是用自己的荷包修建藏传寺庙，这些寺庙分布多伦 诺尔、盛京、热河、北京、归化、五台山、甘肃、青海等地，形成一道“宗教长城”。除了拨内帑修建藏传佛寺，皇帝还通过户部、内务府、税关提供喇嘛口粮，清政府还给蒙古贵族朝拜寺庙提供路费、免税贸易的权利，从而达到借由宗教来统治蒙藏地区，并且将蒙古人对宗教的热诚从西藏转移到北京和热河等地。通过修建热 河藏传佛寺，维持了清朝和蒙古一百余年的和平关系，比明朝和蒙古战争每年动辄耗费七八百万两银来说，更能呈显清代统治者策略的成功。
精彩回顾：
乾隆皇帝的荷包如何鼓起来（上）
文章转自：南方都市报
赵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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