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
樊建川做客高晓松的《晓说》，
让高晓松咋舌不已的，
有樊建川的健谈，
而更多的是他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
和始终不改的赤子之心。
高晓松在节目中这样说：“建川博物馆用地是樊建川以商业用地方式买的，做了这么多对国家民族有意义的事情，在今天这个时代，大家都说，谁有诗和远方？必须得先买房子啊！但是有建川兄这样的人 ，身体力行地告诉大家：‘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本期《山西晚报》封面人物
带您走进樊建川的侠者世界。
（点击阅读原文可看《晓说》樊建川特辑）
引言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四川省山西商会会长、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三个字前面可以有一长串定语。网络里，他是微博大V，网友呼他“舵爷”，他自称“樊傻儿”，爱以安仁镇“荣誉镇长”为傲。
他当过知青，参过军，做过老师，任过市长，荣登过胡润中国富豪榜，与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当过同学。
他赚了大把钞票，风光无限时却迷上“收破烂”，要搞博物馆，扬言要建一百座。说干就干，马不停蹄地在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折腾起了一处建川博物馆聚落群，如今50多座博物馆拔地而起。他曾誓言要做空前绝后的博物馆人，如今已完成“空前”计划，正在努力达到无人能及的“绝后”效果。
有人说他是“妖精”。这是蓉城夸人的一句话——“人怪异谓之妖，物怪异谓之精。”
怪异、另类、与众不同，甚至打算空前绝后的樊建川是山西人。
见到樊建川，他光着脚板，红着眼睛。前一宿凌晨三点多，才从鄂尔多斯返回，睡了三个多小时，上午安顿了急需处理的事务，午饭一过便接受了山西晚报记者的采访。
祖籍山西省兴县的樊建川一个月前刚刚带队回了一趟山西，回了一趟兴县，看了祖屋，拜了祖先。
樊建川：
我们家在山西兴县
我们家在兴县交楼申乡马家梁村
“我们家在兴县交楼申乡马家梁村。”他自报家门，脱口而出，给出了清晰的行政区划位置。其实，樊建川并没有在那里生活过一天，不过说到老家，他总是以“我们”做前缀，表明自己与故乡的不可分割。
“我们姓樊的在村里是个小姓，人不多。我父亲1940年就离开了，到上世纪80年代去世都没有回去过。弟兄们也都先后去世，村里只有一个弟弟了，但是这个弟弟出生时，我父亲已经当兵走了五六年了，也从来没有见过面。因为穷，叔叔没有结过婚，我父亲每个月都给他寄点钱。”樊建川父亲过世时留了遗言，让樊建川每个月寄钱给叔叔，还表示想要葬回山西老家，但未能如愿。
九年前，樊建川第一次回到兴县马家梁村时，找到了叔叔樊有才，问他是愿意跟着自己到四川，还是愿意每个月继续要些生活费，叔叔很痛快地跟着侄子樊建川南下了，还把堂妹一家也带到了大邑县安仁镇，如今堂妹的孩子们也已经安家立户、买房买车，算是安顿在了安仁镇。血脉相连，纵然隔了千万里，纵然未曾谋面，也是不能割舍的情缘。
一个月前，樊建川再次回到兴县马家梁村祖屋，“九年没人住了，我让朋友帮忙加固一下，我怕房子垮了。毕竟是老宅，是民国时候的房子，还有雕花，有个小院子，还挺漂亮的。”樊建川告诉叔叔，老宅快维修好了。老人告他：“我是不会去住了，修好了，今后你可以去住。”
回山西前，樊建川试图带着女儿一起，女儿没同意。从山西回来，他跟母亲汇报整修了祖坟，加固了祖屋。母亲告诉他：“这两件事该做，但是，不要太执着，顺势就可以了。”
如今，樊建川跟山西最密切的联结来自胃。他说自己爱喝醋、吃面。长期以来都是喝宁化府的醋，最近又喝了老家兴县的醋。每天早晨不是喝小米粥，就是吃面条，非常喜欢西红柿鸡蛋面。“我们兴县的小米很好，我们乡的土豆特别好，淀粉非常充足，就是带回来太费事。”
晋商开放、开拓、开明的精神要继承下来
樊建川七月中旬的山西行，主要是考察投资项目，推动山西经济发展和文化旅游项目建设。作为四川省山西商会的会长，他带领了二十余位企业家，不仅有山西商人，还有武汉商会、浙江商会、甘肃商会的一些企业家，走访了山西的忻州市、静乐县、兴县、汾阳市等地。
话题自然而然就聊到了晋商，一说到此，樊建川滔滔不绝。一个多小时里，出现最多的词便是——开明、开放、开拓。这三个词是樊建川总结出的晋商精神，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不断地滚动播出，再三强调。
“任何地方的商人都应该诚实守信，这是最基本的操守。真正的晋商精神是敢于开拓的，他们不惧戈壁滩、不怕走西口，面对艰难困苦，义无反顾，纵然九死一生都敢于去闯。晋商曾经位列八大商帮之首，本来是应该有机会走向现代银行业的，但是到了近现代没落了。当开放、开明、开拓的精神没有了，就走向了穷途末路。”此次樊建川带领四川省诸多商业人士到吕梁市考察投资项目，签了一些约，“大家对吕梁市的情况有了新的了解，希望今后能够带来更多的商业合作项目。”
对于到山西投资，樊建川说，能让外乡人很好地融入当地就是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招商归根结底是商人在招商，如果浙江商人在山西发展得很好，那么自然会有更多的浙江人来投资；如果四川商人在山西发展得好，也会呼朋引伴，当这样的氛围形成后，不需要吆喝，资本自然就会流向山西市场。对于投资，商人最担心的是项目推进的问题，都希望项目能正常开展，并且良好运作。没有顾虑的投资自然会让山西的经济市场受益良多。当时代变了，要顺应时代变化。“老晋商的传统要发扬，开拓、开放、开明的精神一定要继承下来。山西的开放很重要，一个内陆省，要让外乡创业者能很好地融入当地生活。”他满脸真诚。
一直想在山西建一座军民抗战博物馆
樊建川觉得自己身上依然保留有老晋商的精神，就是往前冲的开拓精神。在博物馆建设上，这种精神体现得尤为突出。他每到一地，必定会下意识地产生建博物馆、留住历史的念头。
七月中旬，他在山西走访忻州市忻口村的一条山沟时，对忻口战役时秘密构造的47个用于储藏枪支弹药的洞库，产生了兴趣，其中一个山洞，还曾做过郝梦龄将军的指挥所。后来几十年里，一直作为各方的弹药库使用。如今已废弃，做了一个临时展厅。樊建川认为，这里是建设《忻口战役纪念馆》的绝佳场所。在兴县蔡家崖时，他又专门讲了蔡家崖粮站应予保护、不能拆迁的道理。
山西有丰厚的文化资源，在山西建博物馆的想法樊建川早已想过。在他眼里，博物馆是文化的承载体。他说，文化就是一些美好的、可鉴赏的，能够体现民族向善精神的集合。他觉得山西应该有一个“军民抗战馆”，这也是他曾想建设的博物馆之一。“我一直想做山西军民抗战馆，完整反映山西在抗战中枪口一致对外的历史面貌，这个构想比在重庆建博物馆还要早，重庆的博物馆已经开放两个多月了，状况很不错。重庆建馆的想法一出来，重庆那边就天天找，谈条件，谈方案，推进速度很快。”言语中有遗憾也有期待。
对于晋商博物馆，樊建川也有一个构想，“晋商博物馆不但要说驰骋数百年的老晋商，也要说当今拼搏商场颇有建树的新晋商，老晋商部分采用老建筑风情，新晋商部分体现新锐风格，把传统风格和现代风格巧妙融为一体，合二为一做一个晋商博物馆。晋商博物馆可以办到太谷去么，太谷多好，曾是老晋商聚集地，距离太原又近，城市遗存也不少。”樊建川心中构想的晋商博物馆已有模有样。山西文化遗存无比丰富，可以建博物馆的内容太多了，“万荣的后土，黄天后土，多大的事，汾河与黄河交汇处，这么好的冲积平原，以前皇上都要来山西拜祭后土，居然没有人做，想不明白。”在深中博物馆“剧毒”的樊建川眼里，山西就是一座等待建设的大博物馆。
采访结束时，樊建川写下了寄语“山西好风光。”落笔之时，还在念叨：“真心希望山西好。”
建川博物馆聚落群里的“山西”痕迹
一座大型博物馆聚落群，里面展出的文物非常多，每每参观中出现与“山西”有关的展品，我还是忍不住多看两眼。这里记录了几样有山西印记的展品。
长治回民化学厂介绍信
这是一份摆放在红色记忆展区的展品，是1971年12月25日长治回民化学厂革命委员会给该厂战茂生同志开出的介绍信，介绍该同志前往天津市日用化学厂，接洽求援酸性媒介桃红3BM试剂。这张介绍信上同时还有1972年1月24日，天津日用化学厂方面给出的“同意支援”的签名。
在红色记忆馆里，山西晚报记者还看到了当年批判晋剧《三上桃峰》的老照片以及一些弃用的上世纪70年代的公章。
晋冀鲁豫军区颁发的复员证
这是山西一位老兵的复员证明，已经成了褐黄色。樊治元是山西原平县人。“七七”事变后，先后在八路军病工部当炊事员、军需部当保管员。1946年7月5日，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给他颁发了复员证。
临晋“复聚长”商号的宣传单
喜庆的红色宣传单大约32K纸大小，正中写着“酱王瓜”“庆寿蟠桃”，宣传单的最上方标明了是临晋县“复聚长”号，在商品品名的两侧，有这样的宣传语“牺牲救国守土抗战”“加紧自强，踢破经济的范围，抱着弱国的态度，守土抗战”等。
1954年8月，临晋、猗氏两县合并为临猗县。“复聚长”这家商号是否存在已不知，但是酱王瓜这种产品却依旧是临猗特产，被唤为“临猗酱玉瓜”。
展示抗战期间美国飞虎队历史的展厅内，有一件国家一级文物，是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与子弟兵太行军区联合发布的关于救助美军飞行员的布告。这张布告签署的时间为1945年5月。
展厅还有多幅老照片反映了救助美国飞行员的往事。其中有一幅为1944年6月，名为白格里欧的第十四航空战斗机飞行员，在太原执行任务时负伤，被八路军营救并护送归队。照片中一名美国飞行员骑在马上，八路军战士跟随其后。
改革开放雕塑人物广场有两位山西人
正在布展的改革开放四十年展馆中有很多让人熟悉的场景和实物，在改革开放四十年雕塑人物广场上，将摆放四十位代表人物，其中有两位山西籍人士。
一位是中共大寨党总支书记、大寨集团董事长郭凤莲；另一位为百度公司创始人李彦宏。
樊建川：
散尽家财收藏800万件文物
引言
山西晚报记者第一次见樊建川，是在8月2日，电影《大寒》在建川博物馆的老兵手印广场上举办复映首映式的时候。他希望这段悲怆的历史，能让世人铭记，所以二话不说，策划《大寒》复映，并且在微博上天天为该剧站台推广。亦如导演张跃平说的那样，“舵爷”（网友对樊建川的称呼）有责任、有担当，血性、仗义！就是从那时起，樊建川的故事再度“霸屏”，他的过往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甚至还有不少网友扒出了他光脚坐在重庆火车站等车的照片，感慨昔日富翁成“负翁”，坐高铁只坐二等座，吃饭只吃路边摊，标准不超过10块钱。
再次见到樊建川，是为了完成他作为山西晚报8月号封面人物的采访，可他却是个大忙人，这份采访邀约长达半个月。就在山西晚报记者赶赴建川博物馆当天，他还在内蒙古忙着考察博物馆项目，考察结束后又急忙当起了“空中飞人”，次日凌晨才抵达成都。在等待这位传奇人物的同时，山西晚报记者在建川博物馆里走了一圈，跟所有见过和没见过樊建川的人聊了起来，脑海中关于他的形象又立体了一些：
从各种照片看，樊建川爱穿文化衫，对表面事物不讲究；
从过往经历看来，在任何人生的重大选择上，他都是个极有想法的人；
在保安杨小洪眼中，他是个好老板，除夕一定要陪员工守岁，经常给员工散烟；
在河南籍游客曹雪玲口中，他是个活得通透的人，有情怀，有担当……
其实，不管樊建川有何等传奇过往，他都是一个不普通却又普通的人。
阅历丰富
“拼”就是他一辈子的座右铭
樊建川的人生阅历很丰富，每一次人生的重要变革，都是他自己的选择。他的个性，用北京话说就是“混不吝”，用四川话讲那就是人很火辣。很多人说他“傻”，许是从他辞去宜宾市常务副市长一事说起的，但殊不知，早在他过往的人生岁月中，就干过许多大胆出格的事情了。
出生在军人家庭，樊建川的父亲从小对儿子的教导是这样的——作为一个男人，打架就要打赢，做人就要有骨气，做事就要有正气。“人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死路，不能往回走，只能拼！”这是樊建川父亲说过的话，时至今日，他把这句话写成了书法作品，悬挂在办公室墙上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拼”，就是他一辈子的座右铭。
1976年，樊建川参军，从四川到了内蒙古。“那里冷，一年只有三四个月不穿棉袄，我们在-40℃的环境里当兵，修碉堡、挖反坦克战壕，每天的劳动强度非常大。有一次我累得吐了血，父亲知道后给我邮寄了一瓶云南白药，他说年轻人干活累吐血很正常，让我把云南白药就着烧酒吃，吐血就治好了。”这段往事，樊建川还特别写在了他的书籍当中，每每提起，虽然笑容满面，但个中辛苦，想必只有他自己能回味吧。
在樊建川的人生中，总喜欢去挑战，一成不变的生活会让他有些发慌。于是，他从内蒙古的部队考入西安政治学院，毕业后到了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当了老师走上了讲台。这原本是一个非常非常稳定的职业，好多人都羡慕不已，而且年近30岁的他还取得了不少科研成果，在中央级的刊物上发表了很多论文。“我觉得当时看不到什么前程，因为你继续留在学校当教员，顶多就是个大校，又当不了将军。”明明可以过舒适生活的樊建川选择了转业，到宜宾市政策研究室做调研员。因为有这种敢拼的精神，他的转型之路非常顺畅，先后写出了很多篇有较重分量的调研报告，广受赞誉，仕途看好，做到了宜宾市（县级市）副市长。
“我们跟出租车司机聊天，直到现在大家还对你辞职一事好奇呢，说怎么会有人放着领导不当，去辞职的？”听到山西晚报记者的疑问，樊建川眼睛一瞪，眉毛一皱，直言不讳道：“奇怪啥？我是当副市长了，可是我一个月才赚300元，全家压根吃不饱啊。以前当知青那会，我就因为吃不饱两次晕倒，我可不想再过那样的生活了。铁饭碗该打破就要打破。”其实，辞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痴迷收藏的樊建川，无法用工资来“养”爱好。
“穷人”樊哈儿
收藏历史只为做个敲钟人
四川话里，“哈儿”就是“傻”的意思。这个标签，对于热衷建博物馆的樊建川来说，恐怕是拿不掉了。坊间戏言，如果你想让一个富翁变成穷人，那就让他建博物馆吧。
上世纪90年代，樊建川和朋友一起办起了“建川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凡事亲力亲为，他骑自行车跑批文，跑工地，甚至没钱雇用清洁工，就在楼房交付前带头“开荒”，和员工一起打扫楼道卫生。效益最好的时候，樊建川的公司从四川几千个房地产企业中脱颖而出，做到了全省行业前十名。至于为何有了修建博物馆的念头，那或许是跟他从小就有的收藏爱好分不开，而那份爱好，就是源自一份上幼儿园的成绩单。
“能按时入园，遵守生活制度……学习较好，能正确计算10以内加减法，从1数到100。”那是1962年，5岁的樊建川读幼儿园大班时的毕业评语，因为并不是所有小朋友都能得到如此高的评语，所以樊建川就把成绩单留下了，准备留作纪念，却没成想这张成绩单成为樊建川800余万藏品中的“头号”宝贝，被摆放在建川博物馆内。
樊建川的收藏之路是从“捡破烂”开始的，“上世纪90年代，全民大搬家，中国每一个家庭可能在这20年间都搬了一次家，搬家就会扔东西，于是我就开始捡。从宣传画，到镜子，还有破了洞的搪瓷脸盆，磕了角的陶瓷塑像等。刚开始觉得通过一个老物件把一件事情搞清楚很好玩，慢慢把各种历史、故事串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幸福。目前馆藏的800多万件文物，每一件我都过过手，它们背后的故事，我比任何人都清楚。”只要提到收藏，樊建川的脸上就会扬起笑容，似乎沉醉其中。
在樊建川收藏的藏品中，最多的就是抗战文物。对于抗战文物，樊建川有着特别的感情，因为那是他久久不能忘却的军人情结。“我当过兵，我的父亲和岳父都是军人。父亲一辈13人全部参加过抗日战争，12人阵亡，只有老父亲1人幸存。这些人，值得用一生去纪念他们。我常想，一个国家的光荣，可以让十三亿人中的每一个人去分享。一个国家的国耻，应该让更多人铭记，所以我就去收藏抗战年代的文物，收藏那些被国人忘却的历史。我想做一个敲钟人，能让大家看到这些文物后，有所警醒和醒悟。”从2003年，樊建川开始转型，他说服房产公司的股东，一起转投建川博物馆聚落，“做房地产的人那么多，少我一个没问题，但是收藏战争更有意义。中国13亿人，总得有一部分人要承担责任，去考虑更长远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就该我干！”时隔15年之后，这句话依然让很多股东记忆犹新。
有人形容樊建川是“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者”，这点，他不否认，亦如他在馆长自白里写的那样，“为了和平，收藏战争。为了未来，收藏教训。为了安宁，收藏灾难。为了传承，收藏民俗。”就是这四个“为了”，樊建川投入了20亿元。当你在笑话他傻的时候，你却突然发现，走进建川博物馆的每个场馆，总能带给你感动和震撼。比如，当你走进川军馆时，看着穿着草鞋的川军足迹跨越大半个中国去抗日时，你的眼睛里会饱含泪水；当你走入日军侵华馆时，看着那一排排日本兵所用的钢盔时，早已拳头紧握、牙关紧咬，恨不得手刃当年的日本兵；在“5·12汶川地震”博物馆内，没人能坚持看完全馆，那种全民伤痛感会侵蚀你的内心……建川博物馆，是个有魔力的地方，“博物馆的作用就是让你不要忘记。就拿地震馆来说，四川处在龙门山地震带上，这里100年曾发生了3次大地震，如果我们能把这些伤痛留下，日后人们必然会重视这些问题，规避一些风险，博物馆起到了警示意义，我这个警钟就算没白敲！”樊建川对山西晚报记者说。
不疯魔不成活
“他”在壮士广场外站岗
陪伴樊建川一路走来的工作人员告诉山西晚报记者，在房地产当老总的时候，樊建川在生意场上精打细算，可是投入收藏后，他却一掷千金，比如以前藏品是一件一件收，单枪匹马干，后来经商有钱了，就利用在全国建立起来的网络收集。他曾远赴天津，动用集装箱运回来50吨重的抗日碉堡；跑到云南，去寻找美国飞虎队坠毁的飞机残骸；在日本，他甚至走过了各大地区的文物收藏地摊，见抗战时期的东西就收，见有抗战内容的图片就买，最后从日本足足运回来5个集装箱。“我好像有点疯魔了！”喏，顺着樊建川眼睛看的方向望去，那儿正好挂着一幅他写的书法作品，“不疯魔不成活”。
樊建川在其自传里，写了自己与各类藏品的故事，但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始终对一件藏品的收藏经过津津乐道。“1998年，我在四川一个文物商店，花200元买了马相伯先生的一对瓷碗。超值！”当初看到这对瓷碗时，文物商店的店员就说了：“这碗质量上乘，从题诗上看，主人是位身居庙堂的大人物，但是，款识上的‘相伯马先生’是什么人没查到。”樊建川接过来一看，碗的款识上写有，“相伯马先生百岁……国之人瑞”。这一看，他心中窃喜却不动声色，相伯马先生，应该就是大名鼎鼎的马相伯先生啊！店员真是不识货。捧着心爱之物，樊建川开始给店员上起课来，“马相伯，著名教育家、复旦大学创始人。在抗战爆发后，马相伯发表《为日祸告国人书》，主张‘立息内争，共御外侮’。他亲自挥毫作榜书、对联义卖，共得10万元，全部支援抗日义勇军……”听樊建川这么一说，店员们即刻傻眼，而他捧着心爱的瓷碗，交了钱撒腿就跑，生怕对方反悔。
这就是收藏带给樊建川的快乐，但更多的时候，则是一种悲怆的壮士之心。因为在收藏抗战文物时，他看到了太多的无可奈何，太多的血雨腥风。每到最为艰难的时候，樊建川总会去壮士广场走走，他想跟昔日参与了抗战历史的老兵们和见证者们说说话，听听历史的声音。在216位抗战名将和著名烈士的铸铁造像前，樊建川久久站立，这里早已成为他灵魂的安放处。
在广场门外，还有一座铸铁雕像，那个精神抖擞的小伙子，站姿挺拔，目光炯炯，身后背着一把长枪。他是谁？他就是樊建川。“虽然我和父亲都当过兵，但壮士广场上呈现的雕像都是名人将士，父亲不够资格，我这晚辈更不够资格，所以就想着把自己放广场外头吧，给这些前辈们站岗，一辈子守着他们。”
重情重义又执拗
“舵爷”让人伤脑筋
跟随樊建川十多年的助理常建伟说，“舵爷”通常是早上五六点起床，帮90岁高龄的老母亲干干地里的活儿，吃碗刀削面上班；保安杨小洪说，樊建川下班的时间经常就是午夜零点多了。杨小洪当然无法得知馆长为何这么晚下班，樊建川自己说，他通常会在这个名为“忠义堂”的办公室里，看看文物发发呆，想想博物馆的未来。
把建川博物馆当成自己的孩子，樊建川是执拗和“霸道”的，因为从各个博物馆的设计，到文物展陈、馆内介绍，他都亲力亲为，甚至当国内外的著名建筑设计者们为各个场馆的建造交出堪称“艺术精品”的建筑图纸后，他都要大刀阔斧地改一下。“建筑是冰冷的，但情感是真实的，要让情感体现在建筑上。”这是樊建川的执拗之处。
设计“战俘馆”时，设计师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内著名设计大师程泰宁，程先生原本想在墙壁上嵌入大理石墙砖，墙钩子都安装好了，可樊建川却不干了，因为他就希望借最自然的山石感，来隐喻不屈战俘的坚贞品格。“如果不是从日本收集回来的那些老照片，你都不知道战俘们过的是怎样的生活，所以越是自然的东西，越能营造一种悲怆、沉重的氛围。”小到一块砖，大到一个场景，樊建川都亲自操刀，这个看似雷厉风行的男人实则心思细密，他在战俘馆扭曲的空间里安排了牢笼、放风院，而脚下的地板则是钢板铺砌的，一踩就会发出“咣当”的声响，参观者看着眼前的一切，不由悲从心来。
因为爱得深刻，樊建川几乎跟每个馆的设计人员都叫过板。比如正面战场馆，是中科院院士、国家级建筑设计大师彭一刚设计的，当初老先生希望在馆前面做个水池，让水波映在墙上。樊建川却不同意，他坚持把水池改为水田，寓意庄稼人抗战。“春天到了，菜花飘香；秋天到了，稻谷累累。很实际，很还原，很丰收。再说了，我们也能吃上自己种植的东西，一年能省不少钱呢。”此时的樊建川，似乎又展现出抠门的一面了。
工作以外的樊建川，其实是个特别重感情的人，因为仗义，跟他合作过的股东十多年来还在他身边，员工们也都变成了他的头号粉丝，听“舵爷”讲历史，讲故事，也听他唱歌，“馆长还出过专辑，算是个男高音。咱们馆里放的一些红歌，就是他唱的。”听到工作人员如此介绍他，这位硬汉倒也有些不自在了。
5·12抗震救灾纪念馆。
争做第一
一辈子甘心做个“馆奴”
不久前，樊建川刚被评选为“2017年度文化产业年度人物”。这个奖项，由光明日报社主办，一年只评选10个人，与他一同获奖的还有吴京、王潮歌等人。如今，那个金灿灿的奖杯就摆在他办公室的窗台上，像是肯定又像是鞭策。山西晚报记者让他总结一下得奖感言，他说：“这辈子没想做一流，想着做第一就好。”
这是樊建川的心得，也是他的建馆理念。比如2005年开馆之际，就5个场馆一起开，创下了第一的纪录；再比如，建川博物馆里的展陈题材和内容，很多都是唯一，是其他博物馆里没有的。樊建川很得意，因为从2005年建馆到现在，他从没有花过一分钱做广告，好口碑就是靠“第一”争来的。“我们的汶川地震馆，从2008年5月12日发生地震到开馆，仅仅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这又是创了纪录。”不久前，重庆的建川博物馆开张了，那是利用抗战时期兵工生产洞洞体作为馆址设立的博物馆聚落，这种大胆的设计，还是国内首个。就在和山西晚报记者聊天时，樊建川又有些“骄傲”地说，9月份要面世的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馆，应该算是国内同主题展陈最全、最好的博物馆了，有可能还是个“第一”。
“我为什么偏要把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馆办成最好的呢？因为在这段历史里，我是真正的参与者。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就没办法下海，也没办法自己成立民营博物馆，所以我赶上了最好的时候，我要把这40年来的巨变记录下来。”获得樊建川的首肯后，山西晚报记者参观了这个还在布展的场馆，一张张记录时代变革的图片，跃然墙上，一件件生活中曾出现的旧物，摆放在展柜里，那是满满的青春，满满的回忆，以及满满的生活。尤其是看着曾经陪伴过我们的一台台黑白电视机、一部部经典电影，甚至儿时的布娃娃、心心念念的CD机时，你越发理解了樊建川说的那句话，“不用做一流，做第一就好”。
樊建川叫自己是“大馆奴”，所言非虚，他对于博物馆的挚爱，无人能比，就像他一直坚定要建100座博物馆一样。“如今，您已经大大小小建立了50座博物馆了，正好目标过半，还会一直坚持吗？”“当初说建100座博物馆，就是为了给自己定个目标，也不知道能不能完成。我现在都60多岁了，再工作十年就算不错了，十年建50座博物馆，可能有点悬。”一直以来，樊建川给人的印象都是坚强、不可撼动的，而在英雄主义色彩背后，其实也有着跟时间赛跑的紧迫感，甚至说压得他有点喘不过气。
此次跟樊建川见面，山西晚报记者准备了很多的问题，但讲来讲去，他总能绕到博物馆上面去，亦如他的绰号那样，“馆奴”。
“喜欢这个称呼？”
“喜欢，我曾经出了一本书就叫作《大馆奴》。当初三联书店想把书名改作《记忆与梦想》，我强烈不同意。如果他们改名，我就不出这本书。”
“为啥？”
“我觉得当‘馆奴’是对我的最高的嘉奖。我愿意给文物做奴隶，守护着这800多万件文物；愿意给历史真相做奴隶，去警醒国人；也愿意给观众做奴隶，十年间我们的观众达到了2000万人，我要多活十年，观众就有可能突破5000万，如果上天再给我20年的寿命，那观众就上亿了……太幸福了！”这些话，樊建川讲得很轻松，但掷地有声，久久不能散去。
樊建川：
我只是博物馆的看门人
樊建川为山西晚报读者题字
引言
樊建川说自己一直都有收藏意识。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收藏，2001年生出建博物馆的心思，2003年开始筹建建川博物馆。迄今为止，已有800万件藏品，还在不断增长、丰富中。在民营博物馆界，樊建川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
如今，建川博物馆聚落，实现每年近2000万元的盈余。整体估值近百亿。但在2007年12月4日，樊建川做出决定——百年之后，博物馆捐给国家。更让人惊骇的一个遗嘱是，他要把自己的皮做成一面人皮鼓，放在博物馆里供人敲打。
这样惊世骇俗的遗嘱，樊建川的内心是怎样想的，在樊建川的办公室，也被称为“忠义堂”的地方，山西晚报记者倾听了他对生死、对得失和信仰的看法。
建川博物馆聚落。
决定把博物馆捐给国家后整个人都轻松了樊建川说，他父亲这一辈三个兄弟都未能活过60岁，肝胆上有问题，可能是遗传导致的。当年他四叔到大邑县安仁镇一年，也大病一场，花了不少钱，抢回一条命，至今身体很好。家族遗传病让他有很大的紧迫感，常年在外面跑，如果有意外，辛苦办起来的博物馆怎么办？直到他决定把博物馆捐给国家，这个问题才不再困扰他。
如今，樊建川已经建成50多个博物馆，还在不断推进中，下一步在青海、武汉、海南都将建博物馆，无论是已经建成的，还是即将建设的，最终都会全部捐给国家。他在遗嘱中写下：“一、我个人历年收藏的各种文物；二、成都建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拥有的四川省建川博物馆、四川建川艺术品投资有限公司、四川安仁建川文化产业开发有限公司股权中，应折算为我个人所有的部分……”全部赠与成都市政府。
“包括办公室，都跟我没关系，我现在只是看管。”樊建川指着“忠义堂”说，“在这件事（捐赠）上，最有发言权的是我老婆，她非常支持，其次，作为合法继承人，女儿也不要。她们都很乐意捐赠给政府。”
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认为只有交给国家，才能让博物馆存在得更长久。“你看武侯祠，从三国时期就是官办文化企业，都江堰是秦汉的，杜甫草堂是唐代的，都是官办文化企业，它们都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靠的都是唐宋元明清历代政府。我的博物馆就是改革开放时代的，保存住这份鲜明的时代特色就可以，守住它，把它保管好，如果能‘活’一千年，那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在樊建川看来，把博物馆捐赠出去不是舍去，而是得到，让博物馆的生命得到了长久的延续。
博物馆游客瞻仰先烈。
人皮做成鼓为博物馆做贡献放弃财产还可以理解，樊建川还留了一个让人不可思议，甚至无法接受的遗嘱。他说死后要把自己的身体捐给重庆三医大，各个器官该怎么用，完全交给医学，但是皮肤却要自己留着。他说，要用自己的皮做一面鼓，要按照军鼓的形式，先把架子做好，死后再把他的皮绷上去。旁人听着汗毛倒竖，他却轻松诙谐。
樊建川笑着对山西晚报记者说：“这么好的皮，烧了多可惜，这里有两根骨头，可以做鼓槌，敲坏了一根，还可以用另一根。”他啪啪拍着自己小腿的门面骨。“你说，参观的人有愿意的，敲一下，我就出现在对面的声控电视墙上给他唱首歌，他必须给博物馆捐1000元。我死了，还能给博物馆挣钱，多好的事啊，一年挣个几百万，可以养活博物馆。”他已经把自己当作了博物馆资产的一部分。
最开始这件事，樊建川得到了妻子同意，但是有一天当一位重庆三医大解剖室的大夫说到具体操作时，樊建川的妻子当即表示拒绝同意这件事。“开始的时候我老婆是同意的，后来又不干了，不知道为什么。”他表示不放弃这个愿望，嘟囔着，“万一哪天想通了呢。”如今，他把这份遗嘱写成了文书，放在办公桌最显眼的地方。他说，给这面鼓起了一个名字，叫“鼓舞”，体现的是个战斗精神。
这样惊世骇俗的决定怕是史上仅此一人。
实景地道战的地道出口。
人应该信仰善良规范自己的行为
“慈悲喜舍、看淡生死，您能说说是有什么信仰给您这样的力量吗？”山西晚报记者问。
“我不信佛，也不信任何教，但是我觉得人应该信善，有美好的、负责任的品德。我们除了用法律来规范人的行为，信仰也能起到规范的作用。作为一个社会人，应该让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规则，这会让社会更美好。其实任何宗教，都是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规范行为，一个是面对死亡。我觉得我都已经解决了，我不信任何宗教，但是不排斥其中对的观点，我对别人的信仰是表示尊重的。”樊建川觉得善良就是自己的信仰。
“社会上每个人都要谋生，但是也该做应该做的贡献，如果大家都做贡献，就会让社会变得更好。如果都把自己作为利益主体，只考虑自己，社会是没法运行的。当你做出牺牲，能让这社会更健全、更美好，挽救他人的生命，生命才是最有价值的。我觉得还是应该有牺牲精神的。”他说自己的父亲就是个对生命理解很透彻的人，对人讲义气，特别不怕困难，特别不怕牺牲，对财产特别看得轻。而且，在收藏抗战文物，建设博物馆中，樊建川更是从那些千千万万为了民族解放，为了国家建设奉献青春、生命的先烈们身上，看到了他们为了美好世界奉献生命的牺牲精神。对于樊建川来说，余生这条命都是博物馆的。
“博物馆除了传递文化、文明，把美好的东西传下去，还应该把经验教训传下去。博物馆的意义，有传承历史的作用，还有敲警钟的作用。”樊建川说，博物馆在文化领域是贵族，在经济领域是“痴呆”，它没有谋生能力，要保证运营，要么政府投资，要么财团出钱。建川博物馆建设初期就考虑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以博物馆聚落群的方式呈现，展品方面力争做第一，这样才能吸引参观者来，让大家觉得不虚此行。
目前建川博物馆有所盈利，不仅做到了自力更生，还解决了当地部分就业，建川博物馆聚落的员工大都是安仁镇当地居民，安仁镇成为中国博物馆小镇，也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一座五星级酒店正在博物馆附近建设中。
“我就只想真正给国家、民族办一件事。三百年后，有人还会说，三百年前有个叫樊建川的干这个事儿，干得不错。如果说利益的话，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利益。”
从大邑县安仁镇返回时，路边的宣传牌上“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的字样耀人二目。
不屈战俘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