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乐亭文化研究会《读乐亭》杂志/乐亭故乡人网站专版
阎达开，原名阎凤善，曾用名阎明、高建林、周绍林、周建林，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长期担任河北省及天津市重要领导职务，艰苦奋斗了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出于斯，归于斯，奋斗于斯一辈子
阎达开１９１３年５月生于河北省乐亭县樊家坨村，１９９７年２月８日病逝于天津，终年８５岁。离休前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天津市委第二书记，天津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
阎达开在少年求学时期，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参加了在本县举行的“五卅”纪念大会、“五九”雪耻纪念大会。后因生活所迫辍学，当过学徒和店员，目睹了人民的深重苦难，对反动统治和军阀混战深恶痛绝，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于１９３１年４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河北省乐亭县杜林高小团支部书记、城东南党团书记、中共乐亭县委宣传部长，青年团京东特委书记、青年团河北省委驻冀东代表、中共京东特委书记、冀热辽特委宣传部长等职。
在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里，他以教员身份为掩护进行党的地下工作，参与领导了建立乐亭县小学教员抗日联合会、农民抗日抗捐抗税运动；向旧军队士兵和盐警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积蓄抗日力量，组织发动沿海盐民争取熬盐、卖盐自由的斗争；参与领导恢复、整顿基层党组织的工作。在对敌斗争中，他多次遇险，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阎达开根据党的指示，在冀东地区开辟工作，任中共冀东特委代理书记。１９３７年他参与组织和领导了规模宏大的冀东人民抗日武装起义（又称冀东暴动），任冀东抗日联军第一路军临时党委书记兼副总指挥、总指挥，在起义部队中进行上层统战工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党的影响。起义受挫以后，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参与领导了恢复、整顿党的组织，坚持游击战争，同日寇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１９３９年１２月他到晋察冀边区党校学习，同年任冀东区党委组织部长，为冀东抗日根据地的创立和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１９４０年５月，在组织的安排下，阎达开来到了当时的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先后在马列主义学院、中央党校学习，曾任中央党校三部副主任，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１９４５年１２月起，阎达开先后任冀东区党委民运部长、组织部长，参与领导冀东地区土地改革、党的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恢复和建立基层政权、支援前线等工作，为解放战争胜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１９４８年１２月至１９５４年３月，他历任中共唐山市委书记、市军管会主任，唐山市委副书记兼代理市长、市总工会主席、开滦煤矿党委书记，市委第二书记兼市政协主席等职。在此期间，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城市工作方针，认真做好城市接管工作。在建国初期困难的情况下，他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同心同德，艰苦奋斗，为唐山市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生产，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搞好党的建设，支援抗美援朝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得到干部群众的拥护和信赖。
１９５４年４月起，阎达开同志历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兼计委主任、省政协主席、省委书记处书记、天津市委第二书记等职。１９７２年至１９８３年，阎达开历任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员会委员等职。他主持水利工程建设，为缓解天津市工业生产和城市人民生活用水，改善农业条件，加快农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坚决拥护并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围绕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做了大量工作。
阎达开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以后，认真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全力支持市委市政府工作，十分关注津冀两地优势互补，携手共进，身体力行，为此做了许多工作。
坚持党性原则，时时磊落光明
阎达开具有坚强的党性原则。
“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迫害，身心遭到摧残。在逆境中，他对党和人民忠贞不渝，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１９６６年冬，他被造反派多次批斗，囚禁在天津某大学宿舍。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传出歇斯底里的叫喊：“阎达开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校园内“打到阎达开”的大字标语到处都是，就连柏油马路上也用沥青写了类似的口号。在杀气腾腾的气氛中，造反派日夜轮流看管着他，使他的行动失去了自由。有一天，造反派把《天津日报》领导人揪到那里，凶神恶煞般地逼着阎达开向《天津日报》领导人发指示，要报社为造反派印制反对省委的传单。阎达开当着造反派的面明确告诉报社领导人坚决执行市委指示，拒绝代印反动传单。他斩钉截铁一句话，使报社顶住了造反派的压力。
阎达开的党性原则，还表现在他不唯上和坚持实事求是上，在下级干部受到不公正对待时，能挺身而出保护干部。那还是刚刚粉碎“四人帮”，极左思潮的影响尚未彻底消除时，有人向中央有关部门反映某县县委书记在落实政策上对抗中央，顶着不办。北京一家大报为此发表了报道与评论，指责这位书记结党营私，建立自家王朝，拒绝落实党的政策。当市委讨论这个问题时，阎达开实事求是地指出，这位书记是个好同志，不是有意顶着不办，而是由于工作有成绩滋长了自满情绪。他不同意“*家王朝”的提法，认为这样会打击一大片。《天津日报》根据他的意见写了报道与评论，这位县委书记和县里广大干部看了心服口服。类似这样的事还有很多。
阎达开任人唯贤，满腔热情培养教育年轻干部，给人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他在市人大工作期间，经常向年轻干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他不担任主任后，仍以老党员的责任心，关心着青年干部成长。一年，市人大调来一批大学生，他主动邀他们座谈，语重心长地教育年轻同志发扬革命传统，当好接班人。现在，这批年轻人已成为市人大机关的骨干，至今不忘阎达开的教诲。
阎达开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无论是他应负领导责任的问题，还是一般工作上方法和态度的问题，他都勇于揽过，不推三遮四，以虚怀若谷的精神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承受各方面的尖锐批评。他对同志的缺点和错误，也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毫不留情地进行批评。对于有时难免过火甚至错误的批评，他第二天会去被批评同志办公室作揖道歉，坦率承认自己态度偏激或言词失当，表现了老党员的光明磊落、襟怀坦白的高尚风格，使被批评者十分感动。
阎达开是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模范。尽管他素以有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领导作风著称，但他十分尊重集体领导。他在天津市任人大主任、党组书记期间，重大问题都是集体讨论，集思广益，最后做出决定，从不个人说了算。他在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还表现在他十分尊重市委领导，尽管他资历深，贡献大，年事高，市委领导同志都很尊重他，但他总是虚心接受市委领导，支持年轻领导同志，表现了很高的修养。他总是以一名普通党员的身份，按时参加党的生活会，汇报自己的思想状况。如有重要事不能参加，就向小组请假。有段时间他外出未参加组织生活会，返津后立即向党小组写了书面材料。为此，《支部生活》还发表了文章，号召担任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向阎达开同志学习。
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事物新人物是否热情支持，细心保护其成长，是检验共产党员党性强弱的一个标志。阎达开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发现新生事物和先进人物就热情支持。比如，他得知棉纺厂一位女工赤手空拳勇斗歹徒，就率市人大干部到她家去慰问。此后，他又建议市人大常委会制定表彰英雄模范人物的地方性法规。当大邱庄改革取得初步成果时，他亲自去调研，向中顾委和天津市委写了调查报告，热情支持农村改革。后来，禹作敏逐渐锐化，阎达开又及时地向他提出忠告，用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话让禹自律。但禹作敏一触即跳，拒绝劝告，最后跌入犯罪的深渊。
阎达开几十年来始终保持着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和工作作风，下基层工作，吃住都严格按规定交费，从不搞特殊。一次下乡，县委负责同志陪同吃饭时提出要喝酒，还多做了几个菜，阎达开当场提出：白酒不喝，喝啤酒自己拿钱，吃饭就四菜一汤，多了的撤下去。他的家庭生活也很节俭，每月发薪除了交党费外，就是按时给几个堡垒户寄些钱，资助他们生活。１９６５年他参加省政协会议没在会上用餐，会后大会秘书处寄来会议补助款８元，可他说什么也不肯收，非让退回去不可。还有多次，他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所得稿费也全部退回去。阎达开从不收受礼品，谁送了礼，他不仅不收，还要严厉批评送礼人。对于老家乡亲送来的农产品和土特产，他总是非常动感情地说，家乡还不富裕，留下自己吃吧，而这里什么都有。最后都是照价付钱，还专门写信对乡亲表示感谢。
呕心沥血于冀津水利事业与救灾斗争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一生紧系人民群众疾苦冷暖，是阎达开的生平写照。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党和人民，建立了卓越的历史功绩，特别是在冀津海河流域的水利事业建设上和几次地震救灾斗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１９６３年海河流域发生了历史上少见的特大洪水。当时任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的阎达开与省委、省人委负责同志一起，彻夜不眠，研究水情，部署力量，指挥抗洪，并亲赴天津外围抗洪前线检查指导。１９６５年７月，他主持制定了根治海河规划，组织实施了开挖疏浚黑龙港河、子牙新河等工程，使海河治理工程按照规划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１９７２年８月，他担任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当时天津正遇到几十年罕见的严重干旱，南运河水断流，几个水库水源短缺，水运不到天津，天津人民饱尝了喝咸水之苦。年迈多病的阎达开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丰富的治水经验，专题进行调查，研究了大量的水文资料，分析了天津的水源状况，提出了天津市用水和水源问题的总思路，即解决天津市水源问题的途径，除大力开展节约用水和合理开发地下水源外，还提出了引滦入津的设想（当时因客观原因未能实现）。他又提出，对汛期下泄入海的洪沥水应当设法利用，在天津周围增加蓄水能力。他代表天津市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他组织天津各有关部门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展开了制订供水规划等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担任京津冀供水规划小组副组长时，不顾身患严重的心脏病，乘车带着氧气袋，亲赴北大港水库、马厂碱河、独流碱河、青静黄排水河、于桥水库、蓟县下营等地查勘。深入调研天津的蓄水区建设和引水线路。为了北大港水库工程早日审批动工，他不顾大病未愈和市委主要同志劝阻，由大夫陪同带上氧气袋去了北京水利部汇报工作。水库动工后，他每隔几天最多十天半月就要亲自去工地看一看，研究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在一个刮着六七级西北风的冬日，他为专查水库北围堤的平台能否代替护坡，亲自去水库了解平台被冲刷的情况。继１９７４年兴建北大港水库之后，１９７６年又修建独流碱河低水闸工程。此后，又在团泊洼地区按照他当年的思路统一规划，扩建了团泊洼水库。这都为天津市接纳存蓄西系、南系上游来水和实施南水北调创造了有利条件。
阎达开十分关心人民的安全和用水。１９７４年、１９７５年他负责天津市防汛抗旱领导小组工作，多次听取各区县汇报，召开会议具体部署，检查落实度汛措施，使全市安全度过了汛期。１９７５年海河上游干旱少雨，海河水位急剧下降，天津市面临断水威胁。为了保水，在海河干流邢家圈附近打坝，京、冀、鲁、豫四省市为天津送水。他又是带着氧气袋乘车亲赴沧州接水，沿途检查指导工作。那时，为了使天津市有一个稳定的水源，他不仅委派干部到潘家口，而且拖病查看引滦沿线，为引滦入津方案做准备。六七十代河北省部分地区曾屡遭水灾。救济款发到手没有，凡应解决而未落实的，都要求有关部门立即解决。
１９７７年夏，河北省部分地区又遭受水灾，上游来水要经海河入海，可是为确保天津人民春夏不吃咸水的二道闸挡住了去路，水一时泄不下去。阎达开心急如焚，连夜急调拔桩船拆坝，在烈日炎炎下一连几天在船甲板上指挥拔桩。拔桩效率提高了，洪水泄流加大了，上游灾民灾情缓解了。
阎达开非常关注天津的经济发展，精心指导水利部门编制到２０００年的用水规划。他主张工业要用优质水，引用外来水，农业要多搞自备水源，蓄水地方多了，就活起来了。在１９７３年天津市根治海河先进代表会议上，他语重心长地勉励大家，“为加快根治海河的步伐，促进工业生产的大发展而努力，在使海河为子孙万代造福的伟大斗争中立新功”。
１９６６年邢台大地震，阎达开日夜坚守救灾第一线。周总理于地震后很快飞抵灾区，就是阎达开接待和始终陪同的。他陪同周总理看过灾民，看过震后的地裂，又在一间小屋里，冒着余震的威胁研究具体救灾方案。小屋顶在余震中不停地颤抖往下掉土，阎达开请总理赶紧离开。总理说：“不需要出去，外边太乱，这里安静，好说话。”达开时时准备掩护总理，让总理身后的人们让开道，以便有了险情迅速撤出。在周总理榜样力量的鼓舞下，阎达开积极组织和带领干部群众抗震救灾，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在１０年后的唐山大地震中，他不顾自己心脏病已十分严重并时时有心绞痛发作的身体状况，马上向组织上提出要求赶赴唐山抗震救灾……他虽然没有去成唐山，却又一次一心扑在了领导天津人民抗震救灾的斗争上来了。在他的主持下，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先后审议通过了《天津市城市建设拆迁安置办法》、《天津市拆除城镇私有房屋补偿办法》、《天津市安置震灾无房居民住房及拆除临建棚实施办法》等，使拆迁安置工作有法可依。在拆迁安置工作中，开辟新住宅区是解决安置的一条出路。为此他轻装简从到郊区进行调查研究，到现场勘察地形地貌，形成了开辟万新村住宅区的设想。在他的建议下，天津市启动了万新村住宅开发工程。
播德昭贤于日常，风范永存
在唐山大地震中，阎达开在那里的亲人有２０余人或伤或亡，但他一如既往将国事置于家事、人民的疾苦置于亲情的伤痛之上。
地震发生不久，侥幸从房屋废墟中爬出来的他的两个儿子，当时尚不知地震震中就在唐山，出于对父母的关切之情，他俩沿着火车道奔跑了一昼夜。当他们带着满脸疲惫一身伤痕终于来到父亲面前时，他劈头第一句话竟是：“你们怎么回来了？你们在这关键时刻离开唐山，对得起党的培养，对得起唐山人民吗？要立即回去，参加抢险救灾，马上就走。”
看到两个孩子十分委曲，泪水夺眶而出，他才又说：“就休息一天吧，明天一定回去。”接着，他就仔细询问开了唐山的震情：开滦煤矿怎样了，启新水泥厂怎样了……直到最后才低声问起自家人的情况。
面对大灾，阎达开首先想到的是唐山人民，是国家财产，直到最后才问到他深爱着的儿子、女儿、孙女、弟弟们。
在阎达开的教诲与感召下，他的两个孩子很快返回唐山，积极投入抗震救灾斗争，还双双被评为抗震救灾积极分子。
阎达开每月的工资收入，有个奇特的分配方式：第一是交党费，第二是寄给战争时期掩护过他的堡垒户，第三是资助烈士遗孤，第四是寄给老家的五爷和五奶，然后才是他全家的生活费。在这方面，有件事令他的子女们没齿难忘。
１９６９年，阎达开被^造**派关押，一位好心人告知他的家人关在何地，他的两个孩子就偷偷地跑去看他，心里十分难过。阎达开小声询问家人的现状后，沉思片刻，便问：给你五爷寄钱了么？孩子们回说没有，他立刻着起急来。孩子就急忙解释：寄了几个月，现在我们手中也早就没有钱了。他听后叹了口气，没有批评两孩子。因为他自己知道，他本人的工资早就停发了，每月只给几十元的生活费。但他当时仍是一副十分不安的样子，翻遍全身口袋，终于掏出十几元钱，叮嘱道：“想办法去借一借吧，先把欠下的如数寄走。以后一定要按月寄，哪怕我们饿饭，也要寄。”那真挚、深厚的亲情、乡情又一次深深地震撼了孩子们的心！
还有一件事：丁振军是阎达开的老战友，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了。他从此把他的三孩子当做自己的儿女一样抚养，送他（她）们上大学，直到走上了工作岗位以后，还不断关心和资助他（她）们。在他病危时，丁振军的女儿来看他，他此时已经设有力气讲话了。丁振军的女儿走后，他对一个陪床的孩子伸手示意，久久不肯放下。这陪床的孩子含泪猜测了几次，才明白了他惦记着丁振军的女儿，让他的孩子们继续帮助她。
阎达开在自己生命最后日子里想得最多的还是他人，因为他关心他人永远胜于关心自己。
对党无限忠诚，对人民无限热爱，这是阎达开的高贵品质之一。
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他是极其坚强的，就是在“文革”中遭受残酷批斗时，他的家人和孩子们也从未看见过他掉过一滴泪。但是每当人民遭受灾难时，他的家人却几次看见他流泪。１９６６年邢台发生大地震，他陪同周总理视察灾情，指挥抗震救灾工作，回到家后在饭桌上有几次议论灾情，他总是泪水横流，吃不下饭。１９６３年天津发大水，毛泽东主席亲临视察，握着阎达开的手对他说：一定要替我把灾民救出来。阎达开每当向家人说到这件事时，也总是眼含热泪。
“文革”期间，阎达开多次受批斗，本来强健的身体被折磨得十分虚弱，有几次被送到医院抢救，几度和死神擦肩而过。１９７０年，他被分配到天津碱厂工作，正是严冬。他乘公共汽车从尖山到市图书馆转乘去塘沽的５１路车，人多车挤，他自带一个马扎，经常坐在汽车的过道里。当时由于“文革”的影响，碱厂的生产很不正常。为了恢复厂里正常生产，他不顾年高体弱，吃住在办公室和车间现场，晚上就把电话放在床头，经常在半夜赶到车间现场处理问题。有一天的深夜他昏倒在办公室的电话旁，是夜班工人找他解决问题时才发现的，也是工人们含着热泪把他送到医院。他的家人和孩子有时对他的所做不理解，他总是说：“要相信党，这是最基本的一条。”
阎达开无论处境多么困难，都诚心诚意地交纳党费。
由于他把工资大都给了堡垒户和老家的长辈，他生活相当清苦，家里除了公家的东西几乎一无所有。在“文革”开始他们被迫迁往尖山居住的那次搬家中，他们的所有家当只有几卷被褥和４个箱子，一卡车只装了半个车厢。可是就在他病重期间，当天津碱厂的军代表去看望他，并代表组织将刚刚补发给他的几千元工资交给他时，他躺在病榻上，用颤抖的双手把那一包厚厚的钞票又送回到军代表手中，用虚弱而坚定的口气说：“我一分钱也不要，全部交给组织，作为我的党费。”后来，组织上再一次正式给他补７９００元工资，并通知说：“文革”期间以交党费的形式上缴工资的，不管出于自愿或被迫，一律退回。当时，他家里确实很困难，不用说生活用品就连孩子们穿的补丁衣服、生活费、医药费都曾得到朋友的接济。他为这事专门召集全家人开过一次会。他严肃地对家人说：“这些年我基本上没有工作，怎么能要党的工资呢？这笔钱他是坚决不收的，你们也不要指望这笔钱，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财富吧。”就这样，阎达开再一次坚决地毫不犹豫地把这笔钱上交了组织，作为他的党费。
爱子莫如父母。但阎达开对子女的爱却是同党的事业联系起来的，他对子女的爱是深远的崇高的，他的家教突出体现了一个“严”字上。
１９７９年他的一个孩子参加高考，考前曾跟单位请了５个月的假复习功课。当这孩子终于考上北京大学，正准备去上学时，阎达开找他谈话，让他把这５个月的工资退给原单位，又进一步解释说：没有工作怎么能拿工资哟。还说：“上学的钱我可以帮助你。做人嘛，就应该保持最基本的品质。”
阎达开身居领导地位，国家给他配有专车，他从来严格规定：家人家事一律不准用配给他的专车。１９８１年，因在唐山地震时受伤的长子在唐山去世，他的妻子带几个孩子去办丧事，是坐他的车去的。事后，阎达开执意拿出１００元交车费。
据阎达开家人及孩子回忆，他这样严格要求家人不搞特殊化，保持普通劳动者本色的事例，俯拾皆是，数不胜数……
阎达开病逝后，在天津市委、市政府为他举行的隆重追悼会上，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他的一生：“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