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开明的大儒，清贫的巨商，中国出版第一人，主持文化重镇商务印书馆达半个世纪，历经时代剧变，点燃簇簇文化灯火，至今仍未黯淡。
从清廷到民间
生于广州纸行街的张元济，14岁随母亲回故乡海盐定居。历史的变动需要时间，科举一时还未能被取替13岁那年秋天，广州乡试发榜，张元济的父亲在灯下拿出这一年的闱墨，为他讲解第一名的文章。自1884年考取秀才起，张元济用八年时间走完科举功名路，成功点了翰林。在翰林院研习两年后，他进入刑部任主事
正式踏上仕途这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被打败之前一直认为日本是“蕞尔小国”，“大家从睡梦里醒来，觉得不能不改革了。”张元济说。
1896年，张元济参加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考试，获选充章京，欲“于外交上稍效绵薄”。
但总理衙门给予他的只是浮沉郎署的现实。旧官僚的众生相，迫使他转而开辟其他能够“有所为”的渠道。
1898年10月，张元济举家南下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大都市聚积了与传统士大夫截然不同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容纳着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融。抵达上海半年，在李鸿章的关照下，张元济接受了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的创办人盛宣怀的聘书，出任公学译书院主事。
1901年，公学总理突然病故，由张元济兼任此职。在任内，张元济创建了特班。张元济为这批才俊聘请了一位总教习——他的老友、刚从绍兴来沪不久的蔡元培。
在南洋公学期间，张元济的视野和胸襟显现出非往昔可比的阔大气象，留在南洋公学对他来说已经“无可展布”。1903年，张元济辞去南洋公学的职位，正式加入商务印书馆。
张元济进入商务做的头一件大事，就是主持一整套新式教科书的编纂和出版。
虽然在此之前，有些新式学堂已开始师法欧美教育模式，编写“课本专书”，但多为教习利用授课之余的闲暇时间所编，只能说聊胜于无。经过半年多的校订，《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在1904年3月底出版，顾客蜂拥而至，挤占了门口。1906年，学部选定第一次初等小学教科暂用书目共102册，其中商务占54册。
张元济主持编译所之初，除以编纂教科书为重点外，对于一般图书则注重于西方文化学术思想的译介，如林纾、伍光建译的西方小说，严复译的《天演论》《群学肄言》等学术名著。教材、译著、古籍、辞书、杂志，这五大精品出版物构成的体系，由张元济奠定，成为商务的传统。
文人的舞台与庇护
张元济本是文人，但他又是一个“重事业，轻著述”的人，这使得他的人生轨迹呈现出一幅奇妙的图景——以企业家身份为文人提供舞台与庇护。
张元济主持南洋公学译书院时，除了就译书事宜向严复虚怀请教外，还积极为出版严译提供各种便利和优厚待遇。
张元济进入商务后，严复所有译著均交由张元济组织在商务独家出版，已售稿后来也由商务购得版权。虽然民国建立后，严复与商务的交往减少，但他存于商务的稿酬、版税以及成为头号个人大股东后的红利，维持了他的晚年生活。
商务成长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出版机构后，张元济开始积极谋求与高等学府、民间学会“结盟”。
1918年，张元济、蔡元培分别代表商务和北大达成协议，由商务出版《北京大学月刊》。合同规定，印数不足2000册，亏损由商务承担；如赢利，则按照北大六、商务四分成。另外，商务与梁启超、林长民、张东荪等人联合创立的尚志学会，梁启超组织的共学社，郑振铎组织的文学研究会皆有合作，出版了一系列丛书。这家全国最大的出版机构，真诚而有力地扶植这些小团体，历数十年而不改初衷。
有研究者指出，文学研究会因为与实力最雄厚的商务印书馆合作，得以执中国文坛牛耳达十余年之久；作为反例的创造社，与又穷又乱的泰东书局合作，结果《创造季刊》没出几期就停刊，创造社的几名大将郭沫若、郁达夫等也各奔东西。
“天留一老试艰难”
八年抗战，王云五一度将商务总管理处迁到香港，香港沦陷后，又迁往重庆，张元济则与董事会留守上海。由于商务停止分派股息和恶性通货膨胀，张元济感到“生计日绌”。
他售去住了二十余年的极司非而路住宅，卖掉多种珍藏的古籍，换成桌上的饭菜，最后仍难以维持，只好通过鬻字补贴家用。
个人家庭景况尚且如此，商务印书馆作为巨型文化机构，其艰难更不必说。1939年，商务发生怠工事件，张元济颇感棘手，曾劝王云五来沪主持馆务，建议未被接受。张树年因工作原因无法随行。
这位73岁的老人，独自在军舰横行的海上往返。
年底，张元济患病住院，做了两次手术，亲友们都很关切。病愈后，他作诗以示谢意。实业家、藏书家叶景葵的和诗中有两句：“人与百虫争旦暮，天留一老试艰难。”道尽其中沧桑。
1945年初秋，张元济饭后在阳台的藤椅上纳凉，发现有些异样：东邻不远处是一所西洋人的俱乐部，在日军进占租界后，沉寂久矣，此时却灯火通明，乐声悠扬。
他心下明白，日本投降了。
经济形势急转直下，物价指数直线上升，国民政府在抗战后的政策不仅没有“致民于生”，还无往不在“致民于死”。
此种环境下，出版界乃至文化界万马齐喑。
无人能阻止商务印书馆的躯壳在内战的炮火中愈发残破。到1948年，商务已债台高筑，出版能力严重衰退。1948年中央研究院首次院士会议上的那番“石破天惊”之语，是他最真挚的心声。他是第一位发言人。1954年，商务印书馆开始实行公私合营。至此，张元济已经和商务一起走过整整52个年头，他毕生所尽瘁的事业有了一个“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