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新一波“中国威胁论”,中国如何应对

编者按:2018年,正当中国在积极准备新年主场外交的时候,新一波“中国威胁论”浪潮扑面而来,并且比以往来得更加凶猛和广泛。这一波“中国威胁论”浪潮覆盖整个西方世界和它们的盟友,包括美国,欧洲的德国,亚太地区的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等国。一些国家的政府官员公开出来“警告”中国,而另一些国家则政府在背后,民间人士在前,指责中国。说穿了,西方的“反华”力量所要做的就是营造一个新的冷战环境,孤立中国,遏制中国的崛起。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又应该有效应对这些别有用心的做法呢?下边为郑永年教授对中西方冲突与合作的视角为大家解析:

随着一个国家的崛起,其外在影响力也不可避免。中国的崛起会产生一种怎样的外在影响力?近来海外所热衷讨论的“中国不确定论”就是对中国崛起关注的表现。在承认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前提下,一些人怀疑中国崛起和发展的和平性质。

中国崛起的外在影响力不可避免,但外在影响力的增加并不见得一定要挑战现存秩序,产生冲突。这里有很多理论上的实践上的问题需要回答。不能抽象地来谈论崛起,要对中国的崛起作些具体的解剖。中国的崛起是一种什么样的崛起?中国崛起的本质是什么?中国的崛起在造成怎样的外在影响力?是否存在着客观的方法使得中国可以和平地崛起或发展?

首先应当强调的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崛起是单向面的,即经济上的崛起。中国的经济崛起并没有带来军事上的崛起。这和昔日德国和日本的崛起具有不同的性质。德国和日本的崛起导致了世界范围的冲突与战争主要是因为德国和日本的崛起是军事上的。这两个国家也是通过军事方法来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与影响力的。并且在德、日崛起之时,几乎是所有当时的强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强调军事方法在扩展国家影响力过程中的作用。除了发动战争,建立殖民地更是一种常见的方法,而殖民地方法的背后就是军事力量。

与之不同,中国的崛起主要是经济上,并且中国外在影响的发展(或者“走出去”)也在于经济方法。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尽管为军事现代化造就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但是中国的军事发展不仅受外在国际环境的制约,而且更受中国本身的国际战略的制约。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选择的只是军事现代化。在国际关系上,应当把“军事现代化”和“军事崛起”区分开来。军事现代化是一个国家根据当前的经济技术水平而对军事的一种正常投入,而军事崛起则是一个国家把整个国家的经济和技术不成比例地向军事倾斜。德国、日本和冷战时期的苏联都是这种军事崛起的表现。从事毫无止境的军备竞赛更是军事崛起的特征。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有意避免军事上的崛起。从九十年代初以来,西方世界总是认定中国会把强大的经济资源转化成为军事资源,从而造成东亚地区、甚至亚太地区的军事竞赛。但这种情形并没有发生。没有发生这种情形并不是说中国没有能力把经济资源转化成为军事资源,而是中国领导层有意识地要避免从前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所走过的军事崛起的道路。

在更深一层次来说,中国之所以能够避免军事崛起,而把“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确定为国际战略,主要得益于诸多新的国际条件的出现。除了一些强硬的现实主义者,很少有人会认为现在的世界和德、日崛起的时代,甚至是美苏冷战时代有类比之处。在众多的因素中,最为显著的莫过于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了。因为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经常表现为国际或者区域组织形式,这就不仅对参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任何国家的国际行为构成了制度化的制约,而且也使得这些国家能够通过全球化和区域化来达到昔日需要通过其它方法主要是军事方法才能达到的目标。

“走出去”既是中国政府的既定政策,也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逻辑。经济影响力的“走出去”显然开始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产生相当的影响力,更是开始触动那些一直主导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国家的政治和战略神经。因为经济“走出去”而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核心而产生的外在冲突应当说可以通过经济的方式得以解决。很多冲突就是合作过程中的冲突,也可以在合作的构架内得到解决。并不难理解,如果中国还处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外,那么这样的冲突就不会出现。冲突在所难免,外在的阻力也是必然的。如何在既定的“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战略的构架内和全球资本主义打交道,如何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解决和这个体系核心国家的冲突乃是中国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影响西方世界的中国认同感需要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的长期互动。对中国本身来说,更重要的是要深化自身的崛起。至今,中国的崛起非常单向面,即只是经济上的崛起。并且经济上的崛起也只是一种数字计算而已。高速经济发展已经带来了无穷的经济社会问题。能源危机、环境恶化、社会分化等等现象都在变得越来越严重。这些问题不解决,不仅内部的可持续发展会成为问题,而且也会对外在世界产生负面的影响。

那么文化崛起和政治崛起呢?中国没有文化上的崛起。经济的崛起既没有带来文化的复兴,更没有造就一种新的文化。相反,传统文化正在加速度地消失,被商业文化、快餐文化所取代。没有人会相信,现行的文化政策能够有效维持传统文化,更不用说是文化的崛起了。没有文化的崛起,国家的外在崛起就缺失软力量。文化崛起是外部世界认同中国的重要因素,并不亚于经济上的崛起。经济崛起必须具有文化内涵,缺乏了这种文化内涵,就支撑下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关系,冲突也自然会凸现出来。

政治上的崛起也同样重要。中国的政治这二十多年来不仅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基础,而且也通过自身的变革适应和容纳了社会经济的变迁。尽管这种政治模式经常为西方国家所批评,但对很多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但这并不代表政治上的崛起。尽管中国已经确定了民主和法治为政治发展的目标,但政治改革举步维艰。经济和社会变得越来越开放,政治上的治理模式面临非常大的挑战,转型缓慢。如何保证政治转型,并且是平稳的转型,这是个巨大得无比的困难。从国际间政治来说,现行的所谓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性”大多是中国政治转型上的困难引起的。政治上的转型没有完成,很难希望外在对中国具有一个确定性。

强调内部的崛起的深化不仅是因为内部持续发展所需要,也是因为能够对外部世界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吸收和化解很多不必要的外在冲突。一句话,只有当中国实现了经济、文化和政治上的全面崛起之时,才算真正的崛起。到那时,中国才会成为一个具有软硬实力的真正的大国。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中国才会成为一个具有确定性的大国,成为全球秩序的稳定根源。但即使是那个时候,冲突也是会存在下去的,只不过是表现为不同形式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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