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再次分享让·埃默里的《罪与罚的彼岸》。埃默里在书中谈及集中营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给我印象最深的描述是他这样将自己与作家尼克·罗斯特相比：
……更让我惊讶的是：“再多读些，再用心钻研一下。只要有空闲！把古典文学当作红十字会包裹的替代品。”当我注视这些句子，把它们和我自己的集中营记忆对比，我深感羞愧，因为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与罗斯特如此令人赞叹、极富思想追求的态度相比……若要用古典文学代替食品包，这样的苛求我与其说会轻蔑地，不如说会绝望地加以拒绝。
面对饥饿和完全超出限度的强制劳动，面对“精神已经失去了它的基本品质”，一个知识分子如何还能做到继续向真善美的求索。埃默里说，他无法做到。我们来看看他所描述的集中营里知识分子所需要面对的一切。
题图：电影《证言》海报
一个这样的知识分子，一个这样的人，伟大诗篇的诗行烂熟于胸，对文艺复兴和超现实主义的名作了如指掌，对哲学史和音乐史如数家珍——我们把一个这样的知识分子置于如此境地，在那里他所面对的，要么是证明自己精神的现实性与效力，要么将其看作一无是处，那是一个极限处境，那是在奥斯维辛。
我自然也把自己置身于此。我曾经以双重身份，作为犹太人和比利时抵抗运动成员，被关押在布痕瓦尔德、伯根-贝尔森和其他一些集中营，除此之外还在奥斯维辛，准确地说，在附属集中营奥斯维辛-莫诺维茨待过一年。所以在本书中，只要我愿意的话，“我”这个小词必然常常出现，也就是在那些我不能将个人经历直接代入其他人身上的地方。
在我们的语境中，首先要考虑的是知识分子与所有人，包括那些脑力工作的从业者特有的外部处境。一个糟糕的处境，以极为戏剧化的方式在强制劳动下面临的生死抉择的问题中凸显出来。奥斯维辛-莫诺维茨中的工匠，只要没有被以一个这里用不着细说的随便的理由赶进毒气室，就会得到相应的职业分配。比如有个锁匠被赋予了特权，因为当时待建的染料工业集团工厂需要他，他就有机会在有遮挡的、无须暴露在恶劣天气中的工棚里干活。电工、装修工、造家具的和盖房的有同样待遇。谁要是裁缝或者鞋匠，也许就有机会到专门侍奉党卫军的房间里去干活。泥瓦匠、厨师、无线电工人和汽车技师也有最微小的机会，获得一个可以忍受的工作岗位，从而幸存下去。
普里莫·莱维
从事脑力劳动的人遭遇的完全是另一种情境。等待他的是和商贩一样的命运，他们都属于集中营里的流氓无产阶级。他会被分进一个小组，挖坑、埋线缆、搬运水泥袋和钢梁。在集中营里他成了没有职业资质的工人，不得不在野外干活，多数时候这相当于已经对他下了判决。肯定也存在差别。在前面提到的那些集中营里，化学技师仍然能从事他的本职工作，像我的狱友，来自都灵的
他们在工作场所处境艰难，在集中营里也好不到哪里去。集中营生活首先要求身体矫健和一种必需的、近乎残忍的血性。鲜有知识分子具备这两样长处，而他们经常看重的道德勇气，在这里一文不值。例如说，有一次，要阻止一个华沙的职业扒手偷我们的鞋带，这时候能派上用场的是一记下勾拳，而不是精神上的勇气，一个政治记者会出于这样的勇气发表一篇不受欢迎的文章而危及生命。毋庸多说，律师或者人文中学教师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才知道如何正确地使出一记下勾拳，绝大多数时候他们挨得拳头远多过他们给别人的，他们更擅长挨揍而非揍人。集中营的纪律问题上也一样糟糕。从事脑力工作的人，一般没什么铺床的天赋。我记得我那些满腹学识、教养良好的同伴，每天早上满头大汗地和被褥搏斗却弄得一团糟，以至于工作时像得了强迫症般担惊受怕，生怕回去后挨揍挨饿。他们既不擅长铺床，也不会机灵地行“脱帽礼”。恰巧碰上狱中年长的人或者党卫军士兵时，他们从来都不会那套几乎卑躬屈膝却又自知自觉的说话方式，学会那样说话有时候可以避开近在眼前的危险。所以在集中营里，囚犯里的头头和室友不尊重他们，在工地上的牢头和工人也瞧不起他们。
更糟的是，他们找不到一个朋友。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从生理上就学不会用集中营里的粗话直截了当地交谈，而这些粗话是唯一被接受的相互理解的方式。人们经常谈到现代的思想争论中存在的同代人间的交流困难，谈到那些突兀的、不如不说的蠢话。在集中营里交流障碍存在于知识分子和他们大多数的同伴之间，无时无刻不以真实、折磨人的方式表现出来。对于习惯了细致入微的表达方式的囚犯来说，要努力克服自我才可能说出“滚开！”或者只用“嘿，家伙”跟同伴打招呼。我清楚记得那种身体上的反感，每当一个别的方面都正常、随和的同伴不跟我说别的，只说“我亲爱的男子汉”时，这种感觉就会把我笼罩。知识分子忍受着“伙夫”“整弄”（指非法占有财物）等表达，即便像“运走了”这样的词也要很勉强才会从他们嘴里蹦出来。
让·埃默里
我随后要说的是，集中营生活中基本的心理和生存问题，还有开头简短勾勒了的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必须要提出来的问题，简单来说就是：精神教养和知识分子的基本立场可曾在关键时刻帮助过这些集中营里的某个囚犯？可曾让一切忍耐轻松一些？我以前提出这个问题时，首先映入脑海的不是我自己在奥斯维辛的日常生活，而是作家尼克·罗斯特（Nico Rost）——他是我的荷兰朋友、命运同伴——的一本杰作。这本书叫《歌德在达豪》（Goethe in Dachau）。多年后我又拿起这本书，读着里面的句子，仿佛身处梦境。书里有这样的句子：“今天早上打算着手许佩里翁的年谱”，或者“又读了论迈蒙尼德的书，关于他对大阿尔伯特、托马斯·阿奎那和邓斯·司各脱的影响”，再或者“空袭警报又来的时候，在努力琢磨赫尔德”。更让我惊讶的是：“再多读些，再用心钻研一下。只要有空闲！把古典文学当作红十字会包裹的替代品。”当我注视这些句子，把它们和我自己的集中营记忆对比，我深感羞愧，因为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与罗斯特如此令人赞叹、极富思想追求的态度相比。不，我肯定不会读任何跟迈蒙尼德有关的东西，即便我拿到一本相关的书籍，虽然这在奥斯维辛不可想象。空袭警报来的时候我也不会去琢磨赫尔德。
达豪是第一个纳粹集中营，因此有自己的传统，如果人们愿意这么说的话。奥斯维辛1940年才建立，直到最后一天天陷入无序。达豪的囚犯以政治原因入狱为主，奥斯维辛的囚犯绝大多数是不懂政治的犹太人和政治上偏右翼、摇摆不定的波兰人。达豪的内部管理大部分由政治犯掌握，而奥斯维辛由德国的职业罪犯发号施令。在达豪有一个集中营图书馆，在奥斯维辛，对一般的囚犯而言，有一本书是没法想象的。在达豪（在布痕瓦尔德也是），囚犯们基本上尚有可能用一种精神组织去与党卫军的统治和体系相抗衡。故在那里，精神发挥了一种社会功能，即便这种功能主要以政治的、宗教的和意识形态的形式出现，仅在极少数情况下，比如在尼克·罗斯特那里，同时以哲学和审美的形式出现。在奥斯维辛，知识分子是孤立的，只能靠自己。所以在那里，精神与暴行的碰撞以一种极端的——如果这种表达被允许的话——和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奥斯维辛，精神除了它自己，什么也不是，毫无可能将它镶嵌进一个尚且如此微弱、如此隐蔽的社会结构中去。知识分子独自与他的精神相伴，它不过是单纯的意识内容，面对某种社会现实无法自辩，无法自证。为此可以举的事例，一部分很琐碎，另一部分必须从那些难以言传的生存领域里提取出来。
至少在一开始，知识分子仍坚持寻找让精神产生社会传播效应的可能性。在与一个不厌其烦念叨他妻子菜谱的同屋聊天时，知识分子想要插嘴说，自己在家时读了很多书。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得到这样的答复：“狗屎，混蛋！”最后，他只能闭嘴。渐渐地，奥斯维辛里的精神性事物具有了一种双重形态：一方面，从心理学上说，变成了彻底不现实的东西；另一方面，用社会性的范畴界定的话，变成了一种不被允许的奢侈。有时候人们在更深的层次上体验着这一新的事实，这在牢房里的夜间对话中常常发生：精神突然间失去了它基本的品质、它的超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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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与罚的彼岸》
副标题：一个被施暴者的克难尝试
三辉书系丨埃默里作品
[奥地利] 让·埃默里 著
杨小刚 译
三辉图书/鹭江出版社
ISBN : 9787545914573
已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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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一份超越问责与救赎的人性诊断
人的尊严是什么？我们需要多少个故乡？知识分子的受难比普通人更值得同情吗？让·埃默里在这本短文集中以坦白和沉思的方式，对奥斯维辛受害者的生存处境做了一次探究。他写集中营生活，写自己所受的酷刑，写怨恨背后的哲思，也反思做犹太人的必然性与不可能。在埃默里所描述的令人吃惊的历史细节与难以言表的苦痛情感中，读者能够以同样的节奏跟随他穿越这片他一步步点亮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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