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藥太貴，於是病人被推向了“仿製藥”，而“假藥販子”被判無罪。這不僅是法律的溫度，也是社會從法制向法治演進的縮影。
法律總是要不斷完善和修訂的，但法律的權威也需要維護。所以，情理與法律之間的矛盾，總是充滿了爭議和博弈。
網貸行業有沒有類似的爭議和博弈？有。
比如，催收。
借款人與出借人之間存在天然的利益衝突，兩者間的矛盾難以調和，只能平衡。
但在辱母殺人案曝光後，社會輿論對暴力催收的口誅筆伐便不絕如縷，借款人與出借人之間的平衡便被打破了。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套路貸”案例曝光後，所有的民間借貸借款人就都成了“受害人”。
至於是否高利，是否套路，是否暴力催收，都無關緊要。
不僅如此，與借款人受到“無微不至”的保護不同，出借人的權益被侵害後，等待他們的可能還有“集資參與人”的尷尬身份。
每當談及“暴力催收”問題，出借人就會與借款人及圍觀網友爆發激烈的口水戰：既然是憑本事借的錢，如果要賴賬，為什麼不憑本事去賴，而是要尋求他人的庇護？
這好比兩個同齡的孩子打假，其中一個惱了，叫來了家長或者高年級的哥哥來幫忙。另一個孩子於是也叫來了父母，但父母認為不能讓孩子養成打架的壞習慣，於是則將自己孩子的手腳綁起來，然後跟對方及其家長動之以情，曉之以理。
不能使用暴力，不能言語威脅，不能騷擾無關人員。電話不能多打，短信要注意語氣，說話要注意態度，次數不能太多。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孫子成了大爺，大爺成了孫子，禮崩樂壞。
因為政府部門對借款人的過度保護，作為出借人的“代理人”，部分網貸平臺正在被推向“催收”和“假標”的兩難境地。要麼違規催收，要麼違規自融填窟窿，孰輕孰重？在當前環境下，還真不好說。
當然，相比網貸平臺的兩難選擇，“被代理人”出借人似乎更慘，只能選擇“展期”。
除了催收形勢的日益嚴峻，限額問題更是像一個幽靈在網貸行業上空盤旋。
一部分平臺，在限額條件下，只有兩個選擇，一是放棄超額的資產類型，二是通過尋找“共借人”的方式打擦邊球。
放棄熟悉的資產類型，無異於自殺。而通過共借人打擦邊球，則將自己置於泥坑裡，清者難清，濁者自濁。
據保守統計，超過一半的房貸平臺和企業貸平臺有超額現象。個別平臺在被媒體曝光超額後解釋稱有共借人借款，更多的平臺則語焉不詳，顧左右而言他。畢竟，不是所有平臺都敢“公然”違規的。
於是，造假便有了合理的理由。原本正規的平臺與自融平臺、詐騙平臺之間的界限，更模糊了。
誰也不知道，誰有真實的業務，誰在詐騙。也很難預料，原本有真實業務的平臺，在嚐到違規的甜頭後，會不會繼續滑向犯罪的深淵。
限額的規定可能有其法律淵源，立法程序可能也沒問題。但是否合理，是否符合市場的客觀規律，是否能夠滿足市場需求，可能仍有待商榷。
部分平臺的“被迫違規”，看似荒誕而拙劣，實則殘酷而真實。“我不是藥神”正在網貸行業上演，但結局很難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