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界”人士盡知周汝昌曾向胡適借閱珍藏《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本）並抄錄了一個副本，卻不曉他有一段與庚辰本（徐星署藏本）失之交臂的故事。
1948年7月11日，周汝昌給胡適寫信，談對甲戌本的感想，說“甲戌本”確實是一個寶物，雖僅有十六回，但要比八十回“徐藏本”價值為高，並提出自己要以“尊藏脂評十六回本、徐藏脂評八十回本、有正刊行戚蓼生本”為主幹做“集本校勘”，希望胡適“指導我，贊助我，提攜我”。徐藏本，即徐星署藏《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現稱為“庚辰本”。周汝昌只看過胡適的長跋，因此對這個本子也很期待：“徐星署先生之八十回本，現無恙否？如果將來我要集勘時，先生能替我借用嗎？”
胡適在回信中寫道：“我對於你最近的提議—‘集本校勘’—認為是最重要而應該做的。但這是笨重的工作，故二十多年來無人敢做。你若肯做此事，我可以給你一切可能的便利與援助。”並允諾可以把有正書局大字本借給他。對於徐本，胡適的回答是：“可惜徐星署的八十回本，現已不知下落了。徐君是王克敏的親戚，當年也是王克敏轉借給我的。聽說，有一部八十回本在一兩年前曾向藏書家兜售，現不知流入誰家。將來或可以出現。”
聽說此事，周汝昌十分惋惜：“徐本迷失下落，真是可惜！先生既知一二年前兜售之事，為何當時不加註意而任其流轉呢？此本亦歸先生，不亦正應該嗎！果爾，此時我要集校，則脂本，徐本，戚大字本（我未見），程甲乙本，皆出自先生一人所藏，誠盛事佳話也！”但周汝昌還是寄希望於胡適，他說：“依我想，此徐本難出北京城去，藏書有名者，當亦屈指可數。務希先生設法輾轉一求此本之下落，諒未必不能發現也。翹企翹企！”
接著，從胡適那裡得來消息：“吳曉鈴先生說，徐藏八十回本，聽說索價奇高！我們此時不可太捧此本了。”
暑假結束，周汝昌攜甲戌本及錄副本返回燕大已是9月份。沒過幾天即逢中秋佳節。那日，周汝昌的好友、老同窗孫正剛特召晚飯。席間，有一吳君先是提起周汝昌發表在《天津民國日報》上的《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頗為稱道，以為周汝昌乃燕大教授，見面方知仍是學生，不免大噱。閒聊中，吳君提到前時有一稿本《紅樓夢》正向張伯駒兜售，據此本之批可以知道曹雪芹身世。胡適就勸張伯駒收之，並說：“你買了，我給你作篇跋！”張伯駒雲：“我花錢，他作跋！”意不欲當傻瓜也。眾人聽罷呵呵一笑。吳君又說：“此本去年索價一億，約合一百美金，今不知若干。”吳君知道周汝昌對《紅樓夢》興趣正濃，就說：“你如買，我可去找他商量。”
周汝昌想到吳曉鈴說的“徐藏八十回本，聽說索價奇高”，心中便十分確定此即是徐本，大喜過望。但一想到“索價奇高”，自己又從哪裡能變出這筆鉅款？周汝昌打算先詢詢價，且過屠門大嚼之樂。他立刻把這個消息寫信告訴在鹹水沽老家的四哥周祜昌。他並沒有只報喜不報憂，分析了自己和四哥家中的“經濟老底”：四哥憑藉在浙江興業銀行的工作擁有一輛英國自行車和一架德國照相機，而自己呢，一個靠助學金的大三窮學生，妻子手中只剩一枚從孃家帶來的四錢重的金戒，且明言不捨再變賣而留作唯一體己……再就是還有一箱破帖。周汝昌心裡明白，縱使忍痛把這些都變賣出去，也搭不上一個零頭，而此本一失卻永無再得之望了。
現實與夢想，就是這樣無情地碰撞。周汝昌終於與徐本失之交臂。但當時周汝昌並沒有心甘，他給張伯駒又寫去一信，懇請拜託尋訪徐本下落。
11月，周汝昌收到張伯駒一函，信中說：“原卷十七八年前購自琉璃畫古齋，何人收藏不詳……”最可注意者數語曰：“紅樓夢稿本聞在徐家，前由寶古齋持來以議價，未妥，又復持去，現仍託其尋找中，如仍在徐氏家則可能收得，容再催促。能否取來，再當奉告。”
直到1949年初，周汝昌方從陶洙先生處借得庚辰本八冊“照相本”。1949年春，周汝昌、張伯駒等努力探尋的庚辰本《石頭記》終歸燕大圖書館，周汝昌遂寫下《真本石頭記之脂硯齋評》，刊載於1949年12月《燕京學報》第37期。這篇文章點醒了現存的真本《石頭記》有三：即“甲戌抄閱再評本”、“庚辰秋定本”和“有正戚序本”。
今甲戌本已被上海博物館收藏，庚辰本也歸於北京大學圖書館，唯胡適當年惠借給周汝昌被其用作底本核校庚辰本的兩大函二十冊的有正書局石印大字戚序本，在周祜昌鹹水沽家中遭“抄”時被掠走，至今不知蹤影。我們仍然期盼，讓它復現於世，為公眾所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