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31日凌晨1點59分，周汝昌先生在北京家中去世，終年九十五歲。女兒周倫玲說，按照父親遺願，不開追悼會，不設靈堂，讓他安安靜靜地走。
周汝昌字玉言，號敏庵，以“紅學家”的身份知名當世。在學術研究以外，周汝昌還打通了《紅樓夢》與中華文化的聯繫，甚至將這部小說定位為“新國學”、“第十四經”。學者吳小如曾說，周汝昌先生“學問淵博的程度，絕對不是一個什麼‘家’就概括得了的。”周汝昌自己也不無感慨地說過：“倘無十年浩劫，國家對知識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條件考慮得再周到些，我保證可以著作等身。”
曾被綁票的津門學子
周汝昌1918年4月14日生於天津鹹水沽鎮，他幼時在父親書齋中翻箱倒櫃，所能找到的“典籍”也只有四部：《古文觀止》、《鄭板橋集》、《詩韻合璧》、《千家詩》。母親李綵鳳有一部《石頭記》，常常會說上一段紅樓故事，這成了周汝昌與《紅樓夢》結緣之始。
周汝昌上小學時，正是北洋政府統治末期，時常會有敗兵流竄到鹹水沽。每當這時，村民們就要百般招待，直到兵士們自行離開。在周汝昌看來，那些敗兵終究只是“過客”，最可怕的還是盤踞當地的土匪。那時鹹水沽附近的幾十個村，對土匪都是畢恭畢敬，按時貢獻錢財，唯有鹹水沽的村民不信這個邪，獨自據城抗匪，而他們的領袖就是周汝昌的父親周幼章。
每逢夜晚，鹹水沽組織的“保衛團”就要與來犯的土匪奮戰。抵擋不住的時候，他們就向駐守當地的二十九軍求援。周幼章後來落入土匪手中，好不容易才由村民花錢贖了出來。豈知時隔不久，周汝昌也成了土匪的“秧子”（肉票），幸好當時有一個看守敬佩周幼章的為人，趁天黑偷偷放走了周汝昌。周汝昌向看守致謝，看守說：“你出去了，給我買一個金錶就行。”周汝昌問那要如何給他，看守回答：“你提第某某號就是了。”其實周汝昌知道，家裡根本就買不起金錶，但為了能脫離險境，當時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滿口應承下來。周汝昌後來說：“我之遭綁，並不是一樁個人事件，這個話題對津沽歷史，頗有些關係。”
十五歲時周汝昌進入覺民中學讀書，在此期間開始嘗試文學創作。1934年，周汝昌考入南開中學，當時華北局勢已然不容樂觀，一些南開學子就決定利用寒假，南下請願，要求政府領導抗日，但是鐵路局沒讓他們上火車。最後周汝昌和同學們只得“投筆從戎”，在二十九軍當起了“學生兵”，剃了頭，穿上軍裝，真刀真槍地操練戰法。因為文弱，在親戚眼中“像個閨女”的周汝昌，在那段時間竟也能一頓吃掉六個大饅頭。後來到“七七事變”前夕，二十九軍為了學生們的安全，解散了這個青年軍營。
1939年，已過了二十歲的周汝昌終於考入燕京大學。但當年天津發大水，他只得要求燕京保留學籍一年，誰料到了1941年，日本佔領軍關閉了燕京大學。一直到1947年秋，他才得以重回燕園。此時周汝昌已有了家室，為養家餬口，失學期間他先後做過中小學教員、司賬員和海關職員。
胡適的親筆來信
1947年，周汝昌的四哥周祜昌來信說，他在胡適的一篇文章中得知，胡適已有敦誠的《四松堂集》，而敦敏的《懋齋詩鈔》卻遍尋不見，建議周汝昌在北京找一找這本書。周汝昌見信後就跑到燕京大學圖書館，誰知一索即獲，而此前竟從未有人借閱過。讀完《懋齋詩鈔》後，周汝昌發現書中有六首詩是詠及曹雪芹的，而《四松堂集》中只有三首。周汝昌據此在天津的《民國日報》上發表了《〈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一文。胡適看到這篇文章後，當即給周汝昌寫了一封信，肯定他發現《懋齋詩鈔》是一“大貢獻”，但不同意文中“推測雪芹大概死在癸未除夕”的觀點。大名鼎鼎的胡適親自給自己寫信，自然讓年輕的周汝昌“欣幸無已”。
此後兩人書信往來不斷，周汝昌寫給胡適的書信有九封，胡適回信有六封。在這些信件中，他們討論的大都是有關《紅樓夢》的學術問題。為了提攜後學，胡適不但在家中約見了周汝昌，還將作為“海內孤本”的《甲戌本石頭記》（《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慷慨相借。周汝昌當初一見之下大為驚訝，原來《紅樓夢》在小說正文之外，還有硃筆的眉批，且正文也與市面上常見的大為不同。周汝昌還從胡適處借到了《四松堂集》兩部乾隆抄本和有正書局石印大字本《戚蓼生序本紅樓夢》，也都是難得一見的珍本。
雖然有了批胡的表態，但周汝昌依舊因為同其兄周祜昌合作校勘了真本《紅樓夢》，被人告密說是“寫作反動的書”，告密者還說周汝昌與胡適有政治聯繫，讓他三次遭抄家之苦，最後更是“掃地出門”。在這種情勢下，上世紀七十年代時周汝昌不得不再次批胡適，如在《紅樓夢》增訂本中說：“胡適正是抓住了蔡（蔡元培）說的這個弱點，鑽了索隱派的空子，乘機樹立起了他自己的反動紅學的旗幟。”如此種種，都是特殊政治環境下的違心表態，實在當不得真。
周汝昌對胡適的人格至為欽佩，說“他是有仁者之心的厚道人，不計較那些歷史造成的瑣末細故”，而且在其交往的所有鴻儒、名士中，如果“稱量其為人的氣度氣象、胸襟視野，我感到唯有胡適之能夠得上一個‘大’字。”但如果言及學術觀點，毫不掩飾自己對胡適大力推崇“程乙本”（被大量篡改，但胡適認為這種改寫“更白話化”了的《紅樓夢》版本）言論的不屑。
毛澤東欣賞《紅樓夢新證》
在文藝界“拔白旗”的運動中，周汝昌所在的人文社古典組，針對錢鍾書《宋詩選注》成立了批判小組。在一次會議上，周汝昌談了自己的一些想法，會後竟被整理成文，交《光明日報》發表，並且署的名字不是他們批評小組，而是“周汝昌”三個字。說起來，當時社裡領導這麼做其實還是出於“好意”，想要培養和引導周汝昌，因為他那時由於胡適的關係，已經成了“白專”的典型。只是這麼一來，周汝昌就不得不與錢鍾書公開站在了對立的立場上，以至今天還成為人們非議的話題。周汝昌晚年回憶這件事的時候，依舊滿懷愧疚：“錢先生從此絕不會再理我，我也無意辯解，因為應當自己引咎。”
“文革”爆發後，周汝昌莫名其妙地成了“周揚文藝黑線上的活標本”，開始是被關在小院中隔離審查，每次飯前飯後都要在毛主席像前敬禮，或者高唱革命歌曲。生活上的限制很多，因為擔心被關押的人“自絕於人民”，不僅屋裡電線要被割斷，就是皮帶在晚上都要上交給看守。1969年，周汝昌隨同人民文學出版社下放湖北咸寧的“五七幹校”，那時他與翻譯家楊霽雲在一組，兩人在挑糞、種菜的閒暇，就坐在樹陰下探討《紅樓夢》中的學問。
周汝昌在幹校不到一年，就被調回北京。讓他吃驚的是，給湖北軍區司令部下達命令的竟是周恩來辦公室。有了“周恩來”這個尚方寶劍，在北京誰都對他客客氣氣，不敢再為難這個“反動學者”了。周汝昌從此在人文社“掛職”，直到“文革”結束後調入中國藝術研究院，任研究員。
晚年在女兒幫助下寫作
在胡適指引下，走進紅學研究大門的周汝昌，後來以兩大創見，奠定了自己紅學泰斗的學術地位。周汝昌提出《紅樓夢》為曹雪芹“寫實自傳”的觀點，否則紅樓夢的作者何必費盡心機地“以譏為贊”，來寫賈寶玉這樣一個性格乖張的怪物？其次，周汝昌開創性地指出，為《紅樓夢》做批註的脂硯齋，就是小說中的史湘雲，這是他“自覺最為得意而且最重要的一項考證”。
周汝昌的這些學術觀點，在當今主流紅學界是飽受爭議，乃至於被批判的。事實上，很多紅學研究者都得益於周汝昌對《紅樓夢》史料的發掘和整理。為寫《紅樓夢新證》一書，他查閱了上千種文集、筆記、地方誌等各種史料。作家劉心武說，因為周老“一不懂政治，二不善人際經營，因此申請退出紅學所……學刊這些年基本成了‘批周園地’。”
因為這種不諳世事的個性，周汝昌長期無法改善生活條件。但凡到訪過周老居所的朋友，多為他抱不平：作為當代著名的老學者，二十多年來住在一套簡陋的舊房子中，傢俱和陳設依舊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老樣子。周汝昌甚至沒有一張專用的書桌，以至無論是寫作還是吃飯，用的都是同一張小圓桌。
晚年的周汝昌無疑是孤獨的，他在《藝術人生》節目中曾說，人生已沒有遺憾，有的只是心願。“我的知音太少了，我需要這樣一個人，理解我，支持我，幫助我。”與周汝昌有十年交往的青年學人白斯木也對筆者感嘆說，陳寅恪先生晚年雙目失明，身邊還有夫人唐篔，而周夫人毛淑仁卻先丈夫而去，留下週汝昌孑然一身。周汝昌在結婚前，曾與表妹李存榮有過一段朦朧的初戀，後來因為綁架事件，讓他頗受打擊，一下絕了結婚的打算。周汝昌考上燕京大學後，經人從中做媒，認識了小自己六歲的毛淑仁，彼此見過幾次面，就在1940年成婚了。兩人雖沒有轟轟烈烈的愛情故事，但婚後夫人一方面操持家事，一方面協助周汝昌從事研究工作，至為恩愛。
周汝昌自三十歲起聽力就大為衰退，只能依靠助聽器與人交談；後來一目視網膜脫落，另一目也僅存0.01的視力，讀書要在陽光下，以兩面放大鏡疊放，才能勉強看清書上的字。到了生命的最後幾年，老人已是完全失明，連微光也看不到了，遺著《壽芹心稿》是通過口述寫成的。周汝昌視力幾乎喪失後，有時用鋼筆在稿紙上寫作一上午，而不知墨水早已用盡。寫作一篇千字文，周汝昌要寫滿十頁八開大的稿紙，而且上面橫不成行，豎不成章，一個個字歪歪斜斜，大量重疊。所幸有女兒周倫玲長期充當助手，為老人整理文章，不然他晚年幾乎不可能寫出一本本著作。為了保持頭腦清醒，周汝昌不論春夏秋冬，睡覺時都會使用一塊冰冷的玉枕。
周汝昌研究了一輩子《紅樓夢》，對曹雪芹發自內心崇拜。他可以忘記自己的生日，忘記家人的生日，但卻不會忘記曹雪芹的生日——當然，考證出曹雪芹的生日，也是周汝昌一項重要的學術成果。每逢那一天，周汝昌都要焚香拜祭，如果手頭沒有香燭，也會烤上幾塊桔皮，以淡淡的清香，懷想那位他心中不朽的小說家。
原刊於《國家人文歷史》
閱讀更多 啟風說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