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劉釗秩
新型冠狀病毒於今年2月14日登陸非洲，然後病例數量開始呈指數級增長，目前整個非洲大陸已確診了超過22,000例冠狀病毒病例，疫情席捲了52個國家，其疫情現狀和走向吸引了世界的關注。
隨著疫情形勢不斷變得嚴峻，非洲國家開始相繼推出封禁法令和防控措施。這些“非常之舉”在控制病毒蔓延的同時，也對人民生活造成了影響。
在非洲，超過一半的人口依靠非正規行業謀生——他們沒有儲蓄，依靠 “日薪” 與政府救濟金度日，冒著被病毒感染和違反封禁令被逮捕的危險外出尋找食物和水源，精神和生活壓力加大。於是很多人開始在多種媒體，尤其是網絡社交媒體和平臺上進行情感宣洩。
在非洲，處於壟斷地位的社交媒體網絡均為西方資本所壟斷和掌控，電視頻道也多為直接轉播或採信西方傳統媒體發佈的信息。
於是針對中國的各種負面新聞和評論開始在非洲一些媒體和社交平臺推送上反覆出現。那些對新冠病毒來源的陰謀論、基於意識形態的制度論，乃至各種對中國人和中國傳統文化的攻擊打著言論自由的名號蔓延。
除了“疫情隱瞞論”之外，還進一步延伸出了 “對非戰略機會論”，以及把當前疫情中中國對非援助也曲解成了 “彌補責任”和 “進一步控制”非洲。
這些由西方在背後操縱的洗腦式“問責“和各種有針對性地偏激討論帶著明確的拉仇恨、帶節奏的目的，其內容和指向都遠遠超越了公共衛生的範疇。
01
四月初，中國相關單位在廣州的一場正常的執法行為，則在西方媒體的“宣傳”下，成為了對華情緒在西非、東非和南部非洲出現的導火索。
僅僅從地緣政治的視角理解這場輿論危機是不夠的，需要從非洲更深層次的經濟歷史和意識形態中尋找原因。
在非洲很多國家，具有獨立合格治理能力的本土化國家政權與治理體制始終沒有真正建立起來。
以南非為例，自16世紀起的殖民歷史將黑人的自由權益徹底剝奪，1994年曼德拉雖然終止了種族隔離，但政權的易手卻並不能結束白人對土地和生產工具的把控局面——歐美系資本仍然控制著南非的經濟命脈。
在非洲去殖民化思潮愈演愈烈的今天，哪怕非洲國家在政治和社會經濟上已經嘗試著與前宗主國的歷史遺存做進一步分割，甚至出現了局部民粹化思潮，傳統西方發達國家及其在非洲的利益代言人的觀點和思維模式仍然在這些國家擁有相當分量的話語權。
雖然說中非友誼源遠流長，然而隨著非洲諸國內部政治環境迭代以及多重社會文化變遷，對他們有現實影響的只能回溯至過去二十年間與中國頻繁的的經濟聯繫。而這樣的經濟聯繫並完全不等同於會帶來同等份量的政治聯繫和民間文化認同，尤其在受西方影響深重的南撒哈拉國家。
在這裡，雖然出於“南南合作”的精神，在一些官方層面上中國被承認是是非洲的經濟和政治盟友，但當中國的資本被西方勢力安上“資源掠奪”、“商品傾銷”、“打擊本土製造業”、“捆綁式貸款”等“新殖民主義”特點的時候，這些國家政府是通常不會進行有效輿論引導和管理的。
02
在本次疫情中，上述情況被極端地放大和利用了。這使得中國在非洲的國家形象開始身陷逆境，使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場兇險的、不見硝煙的戰爭。
毛澤東在1938年提出了著名的“論持久戰”，而這個戰略用在當下再恰當不過。如果說中國在當前疫情中扭轉言論風向是重要突破點，那未來中國在非洲與西方勢力博弈中的堅持不懈才會讓我們贏得最終的勝利。
從過去的大半個世紀到今天，世界話語權一直被西方媒體掌握著。西方國家擁有統一的價值觀和相似的對華政策，這使他們大多數時候在輿論宣傳層面保持著高度一致，對中國形成圍攻之勢。
而且，西方輿論體制和行動隨意性大，可以沒有底線不負責任的揣測和煽動——當一種信息從多種層面、不同機構和口徑同時輸出的時候，就更容易造成“謊話說一百遍就變成了真理”的結果。
因為語言障礙、信息保守等原因，中國在海外的發聲機構很難在這樣的輿論圍攻之勢中進行有效的平等反擊。
畢竟，在別人的平臺上用別人的語言、別人的規則、玩別人的遊戲，這本來就是一場喪失了先天公允性的角力。這就好像，我們正在一個自己毫無掌控的戰場上打一場沒有正規軍，甚至沒有常規武器的戰爭。
再加上短期內中國無法在國際上擁有像臉書、Youtube、推特這樣影響力的輿論平臺，中文也不可能成為世界性跨民族的語言，僅僅是依靠富有正義感的國際人士以及部分海外華人群體去發聲是遠遠不夠的。
而且這次在非洲的輿論戰場上，從話題度上來說，那些對於中國而言需要關注度的頻道恰恰是最缺乏流量支持和創作驅動力的。
目前為中國在非利益發聲的主要群體僅為少數在非工作、生活，並擁有足夠語言能力的海外華人、華僑。相較龐大的西方主流媒體在非洲的勢力，支持中國的隻言片語很容易就被吞沒在滾滾洪流之中了。
03
要改變中國當前在非洲的輿論困境，需要理解非洲目前所處的局勢和未來的發展方向，並在困境中找好時機，用實際行動發聲。
首先，非洲國家政府的對華態度和政策是在國際局勢中不斷變化的，現在在中非合作中遇到的困難只是暫時的。
非洲國家內部利益陣營交錯，海外流亡派和本土派、守成派和少壯派、以及各個種族和社會階層之間存在各種割裂。這些涉及到國家核心生產力、生產關係等方面的分歧力量會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繼續博弈，而無法“一致對外”。即便有個別國家對華態度在疫情中出現變化，疫情後出於各國自身資源利益最大化的綜合考量和新興商業實用主義的重新崛起，政府必然會再度在言論上緩解和靠近與中國的關係。
其次，目前非洲排華還不能算是思潮，更多是一時間的民間情緒。
非洲國家原本就承受著由歷史沉積帶來的在經濟和社會方面的沉重負擔。可以看到在即將到來的“解封”之下，這些國家的情緒將會很快被民生壓力所吞沒。人們的注意力會更多放在如何追回封禁期間的經濟損失和多黨之間就未來利益的角力鬥爭上，“反華”這個話題的關注度將迅速下落。
第三，在非洲的民選政治下，選票是政客們權力的來源，因此他們容易被民意裹挾、或利用民意積累自身政治資本。
在疫情中，東非、西非都不幸出現了政客的投機現象。值得注意的是，和他們相對的，非洲人民整體上的善良和淳樸並未改變，他們基於樸素價值的好惡判斷和情緒是受到了外界的誤導才誘發了本次的。由此看來，未來中國在非洲輿論界的話語權之爭中不能過於相信民選政治下政客的行為操守，而是更應該將普通民眾的“心理痛點”納入到宣傳對象和主題的考量中，才符合中非友好在基層影響力擴大的需求。
第四，此次疫情已經讓中非雙邊的各個研究院、智庫、民間組織和機構認識到，中非交流不能只靠溫文爾雅、歌舞昇平地舉行各種形式的研討會、博覽會。
單純的學院派研究在洶湧的國際輿論場裡並不能保護中非友好。中國的智識機構需要在非洲有更深入的紮根，帶著自信和明確的目標、更具前瞻性的規劃、以及長期的行動方案走進非洲去。
無論是科技交流、商務對接、經濟拓展、醫療互助，都要在各種活動展開的同時，在對應的領域動員當地參與者的力量，把文宣和社會公關更深入的推廣開來，要把我們實實在在於非洲做了的事情結結實實地宣傳，從城市小報到國民讀物，全方位地展現中國的真誠、自信、善良與公開。
第五，這一波反華情緒中，可以看到很大一部分的發聲者都是青年群體。
無論是一少部分中國青年對在華黑人群體的不友善言論和行為，還是非洲青年對“尼日利亞事件”的強烈抗議和對“反華”話題的大肆傳播，都凸顯了對雙邊青年群體管理和引導的重要性。
一方面，我們中國的年輕人需要明確非洲對中國整體發展的重要性和戰略意義，中國人的民族愛國情緒與對非洲各國和人民的尊重是統一的、而非對立的；在網絡上毫無忌憚地表達自私的惡意的行為是不被鼓勵的。
另一方面，非洲當下的青年群體就是未來的領導者，所以中非交流應該針對這個群體做出更多的努力。
中國模式有很多非洲發展上可以借鑑的地方。可以讓非洲年輕人來中國進行深入體驗，讓他們對中國模式的優越性與公平性有切身的認識。其中的一個可能性就是長期組織非洲年輕的黨團領袖、青年商務人士、優秀大學生（尤其是政治和社會學系學生）來到中國基層參加具體扶貧工作以及落後地區就業發展工作的“掛職鍛鍊”。這是最能切中非洲年輕人痛點和焦慮，幫助他們破除迷茫找到希望的重要方式。
中國要向非洲年輕人展示的更多不是我們的強大與富裕，而是我們當下仍然有與非洲共情的一面。在扶貧、就業和發展上，我們面對共同的挑戰，也能共同去解決這些問題。我們需要在接地氣的實際工作中，重新找回與非洲曾經的“革命友誼”。
04
多年以來，非洲都是中國的重要盟友，曾給過中國難忘的寶貴支持，而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最集中的非洲本就是休慼與共的命運共同體。
當前國際形勢深刻演變，疫情和紛爭衝擊著脆弱的世界秩序，中國與非洲必須相互扶持、共同發展，才能共度難關。
新冠疫情下中國在非洲輿論中面對的失利和挑戰告訴我們，中非合作不會始終一帆風順，我們雙方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西方勢力在非洲的經濟霸凌和輿論霸權並非一朝一夕形成的，中國想要扭轉這種逆境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但我們應該堅定對未來願景的信心，做好準備為建立有利於中非合作的輿論環境打一場持久戰。客觀評估，內外並舉，就是我們的前進之道。
作者是浙江師範大學非洲研究院南非分院執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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