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5日，明明已步入金秋的延河畔边，仍然充斥着层层热气，让人心烦意乱。尤其讨厌的是，大半夜里，还有阵阵时而响起的蝉鸣。本该静谧的夜里的烦人聒噪，使最理智的人也要方寸大乱。
河边，一对年轻男女争吵声越来越响，“我这么爱你，为什么不和我结婚，到底是为什么？”
“你爱我，更应该爱四万万大众。我们的爱应该建立在，我们有共同的认知上，可我之前和你写信说过了，现在来看我们并没有。”这位漂亮的女生顿了顿又提高了声调：
“明显的，谁都有交友的自由，我不想和你结婚，你也管不着我！”
平素里，在尸山血海里闯荡的男人此时青筋暴起，一根根扭曲的静脉血管突出于手臂，见证了他的愤怒。怒火冲破了理智的防线，素为人所尊敬的“大队长”“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竟拔出了他往日对着敌人的，精致的勃朗宁小手枪。
“你打我啊，有本事你就打死我！”女生见到他竟然拔枪了，情绪也更加激烈。
“砰、砰”，勃朗宁黑洞洞的枪管冒出缕缕的硝烟，男人似乎蒙了。那女孩也不可置信地摸了摸自己的腰，随后陷入永久的冰冷之中。
万物俱籁，静谧无声。烦人的夏蝉也识趣地闭上了嘴，隔了三五分钟，男人才回过神来，自己把她杀了。战场上，见惯了生死，与死神多次擦肩而过的他，此时居然十分惊慌，他或许想到了第一次上战场杀人时的情景。
可那时，他打的是反动派，现在，他却把用来消灭敌人的子弹，变成了杀害自己同志的凶器。他驼着背，拖着疲倦的身体，静静地回到营房。
不久后，正为前方战事焦急的毛泽东，收到一封十万火急的案件报告。不是别的，正是“黄克功杀人案”！
说起这个案子，不得不先说它的主人公：黄克功。黄克功何许人也？两句话可以概括，革命功臣，杀人罪犯。
黄克功，江西南康人，家境贫寒，很早就参加革命。1927年，他年仅16岁就上了井冈山，1930年正式加入红军，不久加入共产党，历任战士、班长、排长、团政委等职，到延安前，他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十一团政委，可谓年轻有为。
五次“反围剿”战役，二万五千里长征都有他的身影，且屡立战功。尤其是决定我红军生死命运的娄山关大战中，正是黄克功亲率部队，仅身着两件单衣，冒着严寒连夜强行军，终于在天亮前到达指定地点，将来犯之敌打退，立下了娄山关大捷的头功。
就连毛主席本人都为娄山关大捷写下了可以流传千载的名词：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红军到达陕北后，黄克功被定为重点培养对象，他也成功担任延安抗大六队大队长。
但也就是从到达延安这段时间开始，黄克功变得逐渐骄傲自大起来，逢人就说：“我当年如何、如何，要不是我，那该如何、如何。”
当时，他在抗大里的许多同学、同事都评价他：“自恃年轻有为，立过战功，比较骄横。”当然，客观来看，以他当时的身份和功劳似乎也不为过。
红十一团前任政委王平在开国后被授衔为上将，而接替他职务的黄克功如果按部就班地走下去，凭借他的战功，那是正儿八经的上将起步。
可此时的黄克功还不知道，骄傲自大，会令他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黄克功从革命功臣堕落到杀人罪犯的起因是什么？这还要从一个有志女青年说起。刘茜，原名董秋月，山西人，1921年出生于一个官宦人家，家族颇有势力，据说祖上曾有为官者与大太监李莲英过从甚密。
刘茜的父亲受到了当时新思潮的一部分影响，相对而言比较进步，但一些老思想却仍然根深蒂固。比如，重男轻女，刘茜有一个哥哥很小就开始读书，但刘茜本人却被锁在大宅子里，终日被逼着学习她不喜欢的女红和妇德。
后来，在家里一位姑妈的帮助、安排下得以入学念书，进入学校之后，她展现出了非凡的天赋，学习好，思想也十分进步，同学们常常团结在她周围讨论国家大事。
而后，她凭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太原市友仁中学，并担任民族解放先锋队负责人，经常冒着危险派发抗日传单，宣扬革命。可谓是巾帼不让须眉，就是像这样的女子，扛起了危亡中的中国的半边天。
1937年7月7日，日军开始全面侵华，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无数的有志青年抛下自己的一切，毅然决然地赶往革命圣地：延安，刘茜也不例外。
当父母打算逃难远离战火时，他们只看到刘茜留下的一封短短的信，“我去了延安。”刘茜并不是动动嘴皮，而是说到做到。他们几个同学同行，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克服了种种阻碍，突破了层层困难，终于抵达了延安。
而刘茜抵达延安后，被分配在抗大第十五队，天意弄人，第十五队负责人正是年轻有为、战功赫赫的黄克功。
黄克功较为帅气，又是旅团级的干部，参加过长征，是正儿八经的老红军。说他老，其实当年的黄克功才26岁。
26岁在现在看起来不大，在当年要还没结婚可要被老人拿那句老话来说教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那个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我党内部对“结婚”这一事项有着清晰、明确的规定。有几个硬性指标必须达到，二十八岁及以上、五年党龄以上、七年军龄以上或团级干部以上。
党内要求不论是战士、干部必须符合这几个条件中的一个，才可以被党组织批准申请结婚，而黄克功除了年龄之外，几乎全部达到了要求，因此，黄克功也急于寻找一个妻子。
刘茜这边到延安后，仿佛见识到了新天地，处处是新鲜的事情。她对革命的热情无比高涨，刘茜是她的笔名，其中这个“茜”字，就是红色的颜料，来源就是对红色革命的无比热情。
对于刘茜他们这些外来学生而言，对于革命的强烈热情也转移了一部分到革命干部的身上，他们到了延安之后，不自觉得就对一些革命战士产生了强烈的敬仰之情。
黄克功年轻有为，刘茜清秀漂亮，气质出众，两人又长期在一起共事，长时间的接触让两人逐渐互生情愫，互有好感。之后黄克功与刘茜常常写信往来，两人感情陡然升温，当时刘茜与黄克功的恋人身份，已是公开的秘密，两人身边的朋友都知道。
不久后，黄克功送了刘茜一些东西，正式向她表白，刘茜初来乍到，也被这个年轻的将军所吸引，两人正式成为恋人。要是事情自然发展，可能根本不会导致后面的结果，可没有感情基础、共同“三观”的恋爱始终不能长久。
1937年7月，陕北公学成立。
刘茜作为知识青年也被编入了陕北公学之中，努力学习，不断提高革命素养。而黄克功却与她两处分隔，被编入抗大第六队，担任大队长一职。
在之后的时间里，两人的关系却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使两人最终渐行渐远。随着刘茜到延安的时间越长，新鲜感也越来越淡，她逐渐把对黄克功这样的革命干部的敬仰之情放到了工作上。
刘茜出身较好，受到过正式教育，而黄克功从没上过学，认识的常见字都是在红军部队习得的，他在军事科学上或许还有些造诣，但文化水平方面不敢让人恭维，这使得两人有不少差异。
刘茜在最初的激情过后，开始慢慢冷静下来。她冷静地思考着两人的关系，发现他们不论是年龄（相差九岁）、兴趣爱好、文化水平等方面都相差甚远。于是，刘茜逐渐开始疏远黄克功，想让这份感情逐渐冷却消失。
但黄克功并不知道这悄然之间的变化，他思想更为传统，希望早点结婚，好老婆孩子热炕头，过上传统意义中的“幸福生活”。
他不仅不断地给刘茜送各种各样的礼物，甚至直接把他的津贴银元赠予刘茜，好让刘茜赶紧答应与他结婚。可刘茜哪里会收？她把黄克功的礼物统统拒之门外。
刘茜直接在信中明说，拒绝了黄克功的示爱，黄克功十分恼火。再加上，当时刘茜到了陕北公学之后，有许多青年才俊、知识分子，他们不像只会打仗、服从命令的“老实军人”，花前月下、风花雪月他们也十分擅长。
没过个把礼拜，有些风言风语就传到了黄克功的耳朵里。他大为愤怒，或许他认为，从两人确立恋爱关系的那一瞬间，刘茜就该“归他”，能看出黄克功的气量狭窄，控制欲较强。
但话又说回来，如果站在那个时代的角度来看，许多战争年代革命家的婚姻都是看对了眼，女方答应就立即结婚的，“恋爱”这个东西在当时还是非常时髦、前卫的概念，黄克功作为一个雷厉风行的军人，谈了两个多月的“恋爱”打算结婚，在当时也实属正常。
平心而论，到这里，如果两人各退一步，那党的功臣，和优秀的有志女青年都会在不同的岗位上，磨炼成长，为党和人民做出更多贡献。
但黄克功的骄傲自大不断推波助澜，他时常感到“很没面子”，认为“失恋是人生中最糟糕的事情”。黄克功的性格使他越来越钻牛角尖，甚至认为刘茜此举会让大家都看不起他。
历史没有假设，黄克功的想法我们也无从得知。但一个经历过最残酷的战斗——“长征”，有十年革命历史的“老革命”竟然渐渐地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这实在令人意想不到。
就在10 月5 日入夜时分，黄克功佩戴他心爱的勃朗宁手枪，同另一位抗大干部一起到陕北公学寻找刘茜。不知道他是此时已经起了杀意，还是作为军人时刻把爱枪带在身边（就作者来看，已有杀意肯定会独自一人出发，找刘茜也独自一人的时候）。
他见到刘茜和她的同学们，并向刘茜提出，两人单独谈谈。刘茜没有办法，碍于面子，只得答应黄克功，两人就这样在尴尬与不愉快中走在延河边上，与黄克功同行的干部见此情景，识趣地赶紧回家，免得做两人间的“电灯泡”。
黄克功的想法简单又直白，就一个核心，想让刘茜同他结婚。黄克功要求刘茜公开向大家宣布二人是恋人，并且在这段时间就要完婚。
而才十六七岁的刘茜，根本不愿意这么早就嫁作人妇（当时大部分劳动妇女16-7岁已经结婚了），毕竟刘茜是受过正式教育的女子，传统的封建思想难以束缚住她。刘茜随即义正词严地拒绝了黄克功的要求，并再一次严厉地拒绝黄克功的示爱。
于是，开头的那一幕悲剧出现了，气急败坏的黄克功竟然拔出手枪，指向自己的革命同志。
“砰”！黄克功第一枪打入刘茜肋部，此时，他要是收手或许还能有所挽回。可他大脑的理智全部飞走了，这么多年受到的革命教育也统统抵不过，他想要眼前曾经心爱的人消失的欲望。
“砰”！血气上涌的黄克功终于朝着刘茜脑袋的地方，打出了第二枪。事已至此，无可挽回，刘茜面目全非地躺在了延河边上。
两声罪恶的枪声过后，一个鲜活的生命就此消失。黄克功也从“长征”战士，堕落成了一个无耻的杀人罪犯。
纸包不住火。当夜刘茜未归，她的同学来找黄克功要人，黄克功慌慌张张地掩饰，一点不像作战经验丰富的指挥员该有的样子。
开过的枪、沾血的衣服、两人的信件，最重要的是，刘茜的尸体。这种种的线索都指向了一个人——抗大第六队大队长“黄克功”！
随着黄克功警卫员的上报，和学生们的指证。次日，也就是十月六日，抗大政治部约谈黄克功，随即将他控制起来。
由于兹事体大，这种级别的干部犯错本该由校长亲自处理。而抗大校长时为林彪，已到前线指挥战斗，就在前几天取得了惊人的“平型关大捷”胜利，打破了日本人不可战胜的神话。
学校最高负责人实为副校长罗瑞卿，黄克功在罗瑞卿面前，也只能做做苍白无力的辩解，久于刑侦的罗瑞卿（中国首任公安部长）也几乎在听完工作人员汇报的一瞬间，直觉般地认定了黄克功，事实证明，罗瑞卿不愧是第一代“老公安”。
黄克功这个人，在毛主席眼里是爱将，这可真是不好处置啊。罗瑞卿又对毛主席无限忠诚，他很快地将此事汇报到了毛泽东处。
此时，我军已开始正面同日本人作战，虽然，林彪率领的115师取得了“平型关大捷”的胜利，但自身也损失惨重。日军数个精锐混成旅迅速反扑，山西战局告危，我军前线急需优秀的指挥员。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而黄克功，就是给林彪印象极深的将才。毛泽东案头上一边摆着的是林彪115师，申请调动抗大第6大队大队长黄克功的信件，另一件就是“黄克功杀人案”的信件。
哪怕毛泽东身在离抗大、陕北公学数十公里的窑洞内，他也清晰地洞察到了，这不仅仅是一起普通的杀人案，更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
由于黄克功的级别较高。在整个延安，群众和百姓议论纷纷，许多外来延安的学生纷纷要求，严惩黄克功，而黄克功一手带出的兵和中低层军官多多少少希望惩罚黄克功的同时，不至于给他死刑。
一时间，捕风捉影的消息漫天飞舞，国统区的报纸也趁机肆意破坏延安声誉，大肆诋毁、攻击延安法治，就连延安内部也出现了两种意见。
杀、还是留？黄克功的赫赫战功还历历在目，他身上为革命留下的十几处伤疤，见证着他对党的无限忠诚。
后来，新中国的首任空军司令刘亚楼向来以直率、脾气火爆著称，当时他任抗大训练部部长，他被抗大派去问询黄克功，刘亚楼痛斥黄克功所作所为，甚至忍不住想要动手。
但是在会议上，刘亚楼并无私心地指出：
“黄克功可以独当一面开辟工作，能打开一个县一个地区的局面，不要说一个刘茜，就是十个、一百个刘茜都抵不过一个黄克功。”
黄克功的功劳就在眼前，军政双全的干部更是少中又少。
日军侵华，兵锋正锐。狭隘地看，少了一个优秀的指挥员，要多战死多少战士，多少百姓又要被日军铁蹄蹂躏？就连毛泽东当时的爱人贺子珍，也在骂了黄克功一顿之后，哭着向毛泽东求情 ，让黄克功死在战场上，总好过被判死刑。
黄克功也说：
“愿意拿一挺机枪做敢死队，让督战队就在他身后盯着他，希望能死在同敌人作战的战场上。”
许多求情的信件纷至沓来，小小的毛泽东的窑洞里，甚至都容不下这些求情的脸面。对此，毛泽东十分清晰地表态道：
“这是什么问题？这是什么问题？这样的人不杀，我们还是共产党吗？”
其实，根据苏维埃法令，像黄克功这样的为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功臣，是可以酌情减轻处罚的。但毛泽东力排众议，他对一个来求情的高级领导人说过：
“不论黄克功多大功劳，杀了人就必须枪毙。”
10月12日，陕北公学几千人公审黄克功，毛主席的信当众宣读：
雷经天同志：你的信及黄克功的信均收到。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
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
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抚恤。 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
黄克功听完毛泽东信后，低下了头，久久地沉默无语。毛泽东爱将黄克功当天被枪决，就连贺子珍哭诉求情都无济于事，毛泽东依然依法严办，毫不留情。而同时期，国民党也有“张灵甫古城杀妻案”，而区区的中校团长张灵甫，则不出人意料地被无罪释放。
共产党人一向都是无私而公正的，功是功，过是过，功不能抵过，无论多高的级别，多大的官，这正是共产党人从严“治党”所在，克敌制胜，一往无前的法宝。
反之，国民党不明是非，官官相护，怎能以理服人。两相对比，红旗如何不插遍寰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