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圖》是中國的十大傳世名畫之一，由北宋的張擇端所作。該畫屬於國寶級的珍貴文物，現存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其中，“清明”二字，和清明節沒有太大關係，主要是為了奉承和誇讚宋徽宗趙佶，取“盛世清明”之意；“上河”是指都城的汴河, 位於今天的河南省開封。整個畫卷全長528.7釐米 ，寬24.8釐米，採用了散點透視的構圖方法，描繪出北宋東京城的繁華盛景。
清明上河圖
全圖大氣磅礴，琳琅滿目、恢宏逼真、商賈林立、車馬喧囂、貨攤鋪街、人聲鼎沸……，折射出了北宋的經濟繁榮之勢。作為上承唐朝和五代，下啟元朝和明朝的時期，宋朝屬於封建社會的鼎盛期，也屬於華夏文明的璀璨奪目期。
中國現代著名的史學家陳寅恪在《宋史職官志考正》中這樣評價:
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
接下來，我們先從《清明上河圖》中瞭解北宋的社會和經濟發展狀況。
一、農業發展狀況
北宋時期，隨著耕犁、灌溉等技術的更新，農業水平有了顯著的提升，糧食產量也大幅增長。當時，國家的人口規模已經達到了一億以上，耕地面積也在七億畝以上。
在現今出土的許多北宋墓葬中，往往都能挖掘出成套旳鐵製農具，例如犁、耬、刀、耙、鋤、鐮等。據此不難發現，北宋的農民已經充分掌握了農耕技術，對耕作的程序也有了更多細化，使單產迅速提高。
占城稻原產於中南半島，是一種高產、早熟和耐旱的稻種。從北宋開始，占城稻被傳入了我國福建沿海一帶，並且迅速在江南地區得到推廣，使宋朝的水稻由一年一熟變成了一年兩熟，進一步增加了糧食的產量。
而且，北宋推行的是租佃制，其最大特點就是減輕了農民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係，提高了耕田的主動性和積極性。通常情況下，北宋的米畝產量可以平均到二石左右，江南地區甚至可以達到畝產米三石乃至四石的水平，這是一個非常可觀的數字。
關於這一點，在《清明上河圖》中也得到了很好的詮釋。隨處可見的酒肆和飯館，以及城郊部分的農耕景象，就是對北宋農業發展水平的一個縮影。
除此以外，北宋的各種經濟作物種植也非常廣泛，比如茶樹、水果、棉花、蔗糖的產量也越來越多。這些，自然都是北宋農業發展狀況的真實寫照。
二、商業發展狀況
清明上河圖
從圖中不難看出，汴河兩岸熙熙攘攘，接踵摩肩，茶樓、酒肆、飯館、妓院等遍及各處，充分反映出了北宋的商業發展水平。據《東京夢華錄》記載:
屋宇雄壯，門面廣闊，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動即千萬，駭人聞見。
自趙匡胤立國以來，北宋就確立了“重農不抑商”的政策，在積極發展農業的同時，朝廷鼓勵商業的發展。據史料記載，北宋的商業發展水平遠超過當時世界的其他國家，是商業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以都城東京為例，已經超過了百萬的人口規模，各類商業模式不斷出現。
但是，從唐朝起就開始的夜間禁令制度，在北宋建國初年依然被延續使用。隨著商業的不斷髮展，太祖皇帝趙匡胤終於下旨，由
“京夜市宜令禁斷”到“京城夜市至三鼓已來不得禁止”。自此以後，東京城的商人終於不用再擔心夜間的宵禁限制了，基本上可以無拘無束地自由進行商品和服務的交易。據《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
城郭之人，日夜經營不息，流通財貨，以售百物，以養鄉村。
由於中國封建社會歷來的重農抑商政策，使得商人的社會地位非常低下，在“士農工商”中排在最末，一直都沒有什麼政治和社會地位。
在漢朝初年，朝廷規定“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到了唐朝以後，朝廷規定“工商雜類不得與士為伍”；等到了北宋以後，逐漸放鬆對商人及其後代的壓制，規定“有奇才異行者應試”，准許他們參加科舉考試，實現身份由“商人”向“士族”的轉變。
最突出的一點，伴隨著商業的發展，不僅為百姓提供了安居樂業的環境，更為朝廷增加了財稅收入。據《宋史·食貨志》記載:
凡州縣皆置務，關鎮亦或有之，大則專置官監臨，小則令、佐兼領，諸州仍令都監、監押同掌。行者齎貨，謂之“過稅”，每千錢一百算二十；若有居者居於市鬻，謂之“住稅”，每千錢一百算三十。
不難看出，北宋的商稅主要分為過稅和住稅，稅率分別是2%和3%。以當時北宋的商業繁榮程度來看，這筆稅收必然會非常巨大，可以極大地增加朝廷的財政收入。
三、交通業發展狀況
在北宋的交通工具中，畜力是使用最頻繁的一種，包括牛、馬、驢、騾子、駱駝等。由於國家嚴重缺馬，因而除了軍隊和官府以外，民間的農耕和交通都以牛、驢和騾子等為主。
水滸傳劇照
說一句題外話，看《水滸傳》的時候，經常會見到梁山好漢們大碗喝酒，大塊吃肉，而且吃的都是牛肉。武松的口頭禪就是“切二斤牛肉，來一罈好酒”，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因為，宋朝嚴禁擅自殺牛，據《宋刑統》記載:
諸故殺官私牛者，徒一年半。
雖然在北宋的交通業中，畜力是最普遍的交通方式。但是，船運才是其中最核心的一種方式。
東京是當時世界上最繁華、最發達的城市，從《清明上河圖》亦不難看出，汴河的碼頭來來往往和絡繹不絕的船隻，充分展現出了北宋交通業的發達。
東京的船運主要依靠四大漕河，分別是汴河、黃河、廣濟河和惠民河。其中，汴河自西流入東京，之後向南匯入淮河，歷來就是東京城的生命線。它主要負責聯通淮南、江浙、湖廣和四川等地的軍隊與物資運輸，據《宋大詔令》記載:
國家建都河汴，仰給江淮，歲漕資糧，溢於漢唐。
由於北宋奉行“守內虛外”的國策，在對外示弱的同時，卻對於國內管控嚴格。因此，無論是出於軍事目的、政治目的還是經濟目的，北宋朝廷都非常重視船運的發展。
受此影響，北宋的造船技術也非常先進，造船規模非常龐大。不過，朝廷不允許個體私自造船，只能由官府設立的船廠進行造船，還專門設置了監官進行管理。
北宋的造船數量非常大，僅在東京周邊就有數量不少的船廠。全國一年大約能造出三千艘各類船隻，而且還配備了先進的指南針和助力帆等，極大地提高了航速和安全性。
後來，蒙古人從1235年開始大舉南侵，直到1273年才攻破樊城和襄陽，進而威逼到臨安。以蒙古鐵騎的戰力，遲遲沒有打過長江以南，就是因為南宋繼承了北宋強大的交通網絡和造船技術。
四、海外貿易發展狀況
客觀的講，中國歷史上北宋朝是對海外貿易最重視、最積極的時期，是我國封建社會對外貿易的黃金時代，還是我國彰顯自己海洋文明的時代。
當時，朝廷專門設立了“市舶司”進行海外貿易的管理，依託著自己超強的經濟實力和造船技術，北宋的商船頻繁往返於日本、朝鮮、南洋群島、印度等國，甚至還遠赴阿拉伯半島和非洲。
海外貿易圖
通過長期而不間斷的海外貿易，使得廣州港和泉州港成為最繁忙的國際港口，也給北宋朝廷帶來了極其豐厚的收入。
北宋使用金、銀、銅、茶葉、絲綢和瓷器等物，通過海外貿易獲得了世界各國的貨物。比如，香料、象牙、琥珀、珠寶、犀角、珊瑚、玳瑁、瑪瑙、蕃布、蘇木……。而其中，進口數量最多的貨物應當首推香料。
在《清明上河圖》中，有一家名為“劉家上色沉檀揀香”的店鋪，就屬於頂級的香料店，售賣各類高檔的香料。不過，由於價格高端，這裡不是勞苦大眾的消費場所，主要針對上層貴族和商賈鉅富這些小眾人群。
隨著海外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對北宋社會的方方面面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從進口方面講，隨著國外商品的湧入，對國內的貨物生產和技術進步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例如，在引入硫磺後，促使朝廷對於原先的火藥進行了改進和完善，增強了軍事實力。
從出口方面講，海外貿易刺激了國內經濟的發展。由於北宋在海外貿易中，主要以輸出瓷器和絲織品為主，這樣一來，關於瓷器的製作和絲綢的織造就非常繁榮，直接促進了手工業的發展。
五、手工業發展狀況
由於受到農業、商業、交通業和海外貿易的積極影響，北宋的手工業發展勢頭非常喜人。
以紡織業為例，在北宋元祐初年，全國的絲織產量大約在兩千五百萬匹左右，而唐代絲織產量的最高峰出現在唐玄宗開元盛世期間，那時的峰值是七百五十萬匹左右。兩個數值相差了三倍多，充分反映出北宋的手工業水平和實力。
宋汝窯
在我國陶瓷史上，宋代的瓷窯有著舉世矚目的成就和地位，主要以汝窯、鈞窯和定窯等為主。其中，一部分是官窯，而更多的卻是民窯，產地主要分佈在河南、河北、山東、山西等地。這些陶瓷器，除了滿足國內的需求外，還要供應海外貿易。
礦冶業在北宋的手工業中發揮著非常關鍵的作用，突出表現在規模產量的擴大和工藝技術的進步。
由於商業的發達和海外貿易的繁榮，北宋對於金、銀、銅、鐵、煤等礦物的需求猛增。據《宋會要輯稿》記載:
信州附近盛產銅、鉛，常募集十餘萬人，晝夜採鑿，得銅、鉛數千萬斤。
面對北宋時“重文輕武”的局面，文化空前繁榮盛行，自唐代就發明的雕板印刷術已經越來越不能適應社會的實際需求。於是，活字印刷術出現了，被廣泛用來刻印書籍。
活字印刷術
與此同時，印刷術和造紙術的相輔相成作用，使得北宋的紙張種類甚多，比如宣州的慄紙、溫州的蠲紙、餘杭的藤紙等，都是非常有名的品種。
在官營和私營的各類手工作坊中，工匠的身份和地位也水漲船高。
這種情形，在《清明上河圖》中表現得很明顯，私營作坊使用民間工匠，他們領取銀米作為酬勞；官營作坊使用官府工匠，或者從軍隊調來軍匠。這些情況表明，北宋的工匠藝人所受的人身束縛，已經出現了鬆弛跡象。
六、文化業發展狀況
管仲說過“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這句話。無疑，此話在北宋得到了很好的印證。因為經濟的發達和社會的富足，東京的大街小巷都是酒肆、茶坊、妓院等各色的娛樂和消費行業。
由於北宋統治者尊崇儒學，對於士族和文人的優渥政策，使得這些人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都很突出。
而為了吸引這些優質人群前來消費，所有的酒肆、茶坊，甚至是妓院都開始附庸風雅，不斷增加自己的文化氛圍。受此影響，色藝雙絕的各類藝人或文人紛紛湧現，比如聞名後世的李師師。
在《清明上河圖》中，出現了說書的、唱曲的、雜耍的、演戲的、算命的等不同類型人物。可見，由於其文化業的發達程度，造就了一大批據此為生的人群。
在聲名顯赫的“唐宋八大家”中，除了韓愈和柳宗元以外，其餘六個均是北宋人。
在北宋文化中主要流行詞賦，它不同於唐詩，而更側重引經據典，以理見長。宋詞往往把散文的章法也融入其中，顯得更加委婉精深，達到了極高的文學水平。
北宋還湧現了許多的書法家，比如以蘇軾、黃庭堅、米芾和蔡襄為首的“文筆四大家”。另外，宋徽宗本人雖然當皇帝不成功，但卻能取眾人所長，獨具匠心地創造出了“瘦金體”。
瘦金體
除了書法以外，北宋的成名畫家也非常多，比如范寬、燕文貴、李公麟、米芾、米友仁等。而《清明上河圖》的創作者張擇端，也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以上，是北宋在社會各個領域所取得的成就，如果用璀璨奪目來形容，也不會覺得太過誇張。不過，在烈火烹油和鮮花著錦的背後，卻隱藏著巨大的隱患。
由於北宋的政治開明，除了直言進諫以外，文人和諫官還喜歡利用自己的方式向皇帝表述民情和婉言勸諫。比如，在王安石推行變法之時，由於力度過大而導致了各地的民怨。鄭俠繪製一副《流民圖》呈遞給了宋神宗，希望中止王安石的變法。
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相信，張擇端繪製的《清明上河圖》，是東京城的實情而並非實景，定是他看到了北宋社會表面繁華的背後，浮現出了越來越多的隱患和危機。
北宋版圖
那麼，究竟存在著什麼樣的隱患和危機呢？
一、全不設防的東京城
東京城內外，大致應該有120個坊。按照北宋律例，每一坊須設立一座望火樓和一隊巡邏兵。在畫面中，的確有一座望火樓，但已被改造成了休憩用的涼亭。而在望火樓的周圍，也沒有看見任何巡邏兵。
拱衛內城的土牆已經被多年的雨水沖刷，上面雜草叢生，幾乎沒有太大的防禦作用。而且，城樓上面不見一個士兵，城門大開而門口卻沒有士兵站崗，更沒有人對來來往往的人流進行盤查。
二、糧食供應出現危機
畫面中船運業發達，大量的官船和私船都停泊在港口。但仔細觀察後發現，本應該運糧或運兵的官船，上面裝的卻都是花石綱；而本應該運送普通貨物的私船，上面裝的卻都是糧食。
宋徽宗
看來，由於宋徽宗大量徵調官船去運送花石綱，而使得東京城乃至北方的糧食供應出現了緊缺。一些貪利的商人開始乘虛而入，漸漸把持住了糧食的交易，操控了糧食的價格。
三、冗官冗員之下更加怠政
畫面中出現了非常多的朝廷官吏，而且個個不緊不慢，相當的悠閒。比如，在城門口附近的一座衙署，零散閒坐著幾個兵卒，一邊擺放著公文箱。很明顯，本應該清早辦公的衙門官員，直到晌午還未到來。這不僅僅是冗官冗員，更是明目張膽的怠政和不作為。
四、鋪天蓋地的茶館酒肆
從圖中不難發現，東京隨處都有酒館，而且飲酒之人甚多。除了平民百姓外，居然還有許多的士兵，一個個都喝得東倒西歪。
在那個強敵環伺而異常兇險的年代，北宋朝廷竟然毫無顧慮，繼續任由軍心渙散，毫無憂患和抗敵意識。
圖中，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比如驚馬鬧市、消防缺失、官員爭道、船橋碰撞、商賈侵街……。
張擇端一定是看出了這些巨大的隱患，因而利用繪製《清明上河圖》的機會，向宋徽宗提出進諫。畫作完成後，張擇端就把這幅畫呈遞給了宋徽宗。他認為無需多言，以宋徽宗的聰明才智和繪畫功底，必然能夠讀出自己的良苦用心。可惜，張擇端高估了這個被皇位耽誤了的藝術家趙佶。
雙龍小印
宋徽宗看到《清明上河圖》後，只對張擇端的高超技藝嘖嘖稱讚，只對展現出的繁榮景象沾沾自喜，卻唯獨沒有讀出張擇端的良苦用心，沒有發現畫作中隱隱的社會危機。然後，宋徽宗在得意洋洋地蓋上了自己的“雙龍小印”後，就又去忙其他文藝工作去了。
靖康之亂
果不其然，在短短不到十年的時間裡，北宋就發生了“靖康之亂”，宋徽宗和宋欽宗兩代帝王都被金兵俘掠，北宋也至此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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