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明的孩子》一文中，约瑟夫·布罗茨基曾如此写下：“文学批评只有在批评家在同一个心理学和语言学观察层面上运作的时候才有意义。现在的情况是，要谈论曼德尔施塔姆，不管是用俄语还是英语，都只能严格地‘从下面’来谈论。”对我而言，谈论卡尔维诺面临同样的境遇，我只能严格地“从下面”来谈论，带有仰视的视角——伊塔洛·卡尔维诺是我背后的神灵。我对卡尔维诺情有独钟的理由，是因为他的文学理念是一个由智力建构和管辖的世界，他和它们让小说这种世俗文体从简单的说书人角色中摆脱出来，成为丰富有趣的智慧之书。
用他的方式展现了小说的“自成一体
伊塔洛·卡尔维诺的写作总体上是“过简”的。他的故事是简的，选用线性的结构，追光更多地打在一个人的身上，甚至为了简化其复杂性，从人物一出场就“刻意”地划定或强化了他的某一特征。语言几乎也是简洁凝练的，不做特别的修饰，有一种不用力的流畅感。他的文字有一种特殊的“洗净”，无论是写杀戮、战争、性爱还是别的什么，他总能以一种洗净了血液和体味的洁净来描述它。总体而言，在艺术上卡尔维诺与十九世纪以来的文学趋向是悖反的，他有意和整体的趋向拉开距离。
第一点，卡尔维诺的小说普遍采用一种线性的结构，基本上是有始有终、沿着一条叙述之路行进的。《分成两半的子爵》从“我的舅舅”梅达尔多·迪·泰拉尔巴参加“同土耳其人的战争”开始，到他的身体被炸成两半儿，坏的一半儿先回到城堡作恶，后来好的一半儿缓慢地回来参与到子爵领地的事务中，两个半身人为爱情决斗，最后他们的身体复合在一起，复归为一个完整的、既不好也不坏的人为止，叙述的线始终围绕着主人公来进行，它没有出现多个线头，也没有复调感。《树上的男爵》《通往蜘蛛巢的小路》《寒冬夜行人》《命运交叉的城堡》也是如此。他在《美国讲稿·速度》一节中曾说过：“因为我并不崇尚插叙，也可以说我喜欢直线，希望直线能无限延长，好让读者捕捉不到我。我希望我能像箭一样射向远方，消逝在地平线之外，让我飞行的轨迹无限延伸……”
在阅读到伊塔洛·卡尔维诺之前，我的心里有一个相对固执也相对强烈的“概念”：线性结构是一种“过时”的、滞后的方法，一种在叙事演进中被抛弃和打碎的方法。因为它对复杂的容纳力是弱的，不适应现代认知的复杂性和歧意性。然而当我读到伊塔洛·卡尔维诺，惊讶地意识到过去的判断“过于武断”。线性结构的问题当然存在，但卡尔维诺竟然天才而卓越地解决了它——同样达到了复杂、丰富和“无限延伸”，并使它焕然一新，呈现出让人惊艳的魅力。从伊塔洛·卡尔维诺那里，我明白，任何一种方式方法都可以在运用中呈现新意和陌生，这里只有你的不能，而不是方式方法的不能。我们以为某种方式方法的过时往往是还没有谁能让它天才地复活。
第二点，卡尔维诺的小说往往是典型的“概念先行”的范例。他的每一篇小说（尤其是那些和人类说话、帮助我们认识人和人类的小说）几乎都有清晰的“概念”的影子，他并不掩饰这一点。在哲学中始终存在两类趋向：一类是强调“自我”，强调意志的力量，而另一类则是消融自我，“放下自我”……基于这样的理念或概念，伊塔洛·卡尔维诺写下了《不存在的骑士》，创造了一个身体不存在、但意志力极为强大，依靠意志力和“对我们神圣事业的忠诚”支撑着的阿季卢尔福·埃莫·贝尔特朗迪诺骑士，同时创造了他的一个仆人，一个遇到鸭子就把自己看作鸭子、遇到青蛙就把自己看作青蛙、遇到了鱼就把自己看作鱼、遇到了梨子就把自己看作梨子的，随便叫什么名字都可以的没有自我意识的人，他们分别在两个极端处。《分成两半的子爵》《树上的男爵》等均有着明显的概念的影子。
坦然地显露着“概念”的影子——这是卡尔维诺的创造，他不掩藏起它们，反而完整完美地呈现出来。它给了我重要的，而且是极为特别的启示。后来，我在《匠人坊：短篇小说十堂课》中借谈论鲁迅小说中的概念化问题谈到我对“概念先行”的理解：
“概念先行”并不可怕，不是想象得那么可怕，恰恰相反，概念先行往往是写出好小说来的重要保证之一，它会让小说有骨骼感，会给予小说“魂魄”，会赋予小说统一和前行的趋动力。
现实中对概念先行的批评多习惯性地出现于批评家队列。在我的理解中，这类批评其实未曾对准靶心——他们应当批评的是匮乏的创造才能，而不是概念或理念的先行。这种未对准靶心的批评本质上是有害的，它的武断会画地为牢地狭窄化我们的审美。
第三点，夸张性和童话感。这是属于伊塔洛·卡尔维诺的个人标识。譬如《不存在的骑士》中，年轻的朗巴尔多骑士试图为父报仇，而在“决斗、复仇、雪耻督察处”，他遭遇到的是什么？“为了一位将军复仇，最佳方式是干掉三个少校。我们可以分配给你三个容易对付的。”当朗巴尔多骑士拒绝了这个建议之后马上来了第二条建议：“你要四个上尉吗？我们保证在一个上午之内向你提供四名异教徒上尉军官。你看，为一个军级将军给四个上尉，你父亲只是旅级将军。”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夸张和荒诞，一种官僚运作中的无聊和荒谬。报仇变成了同等重量的“分配”，一名将军等于三个少校，等于四个上尉，而他父亲真正的仇人，哈里发“伊索阿雷”是不允许那样挑战的，朗巴尔多骑士很可能会遭到来自内部的制止。有趣中有夸张，而夸张恰恰是对有趣的更佳保证。
并且，卡尔维诺小说中的夸张和童话感都是和小说所构建的独成一体的天地相匹配的，他在建立一个混合了幻想、幻觉和想象的新世界的时候一定想办法为它同时建立一种“支撑依据”，让它符合这个新世界所给定的一切逻辑。譬如，在《树上的男爵》中，他让柯希莫生活到树上去，这是一个奇妙的、有些冒险的安置，他也必然会遭受我们对“树上的生活”的种种询问：下雨天怎么办？他怎么睡觉，要建树屋么？他吃什么，家里一直给他提供么？他要学习怎么办，他要恋爱怎么办，他要参与社会活动和交流怎么办，他要旅行怎么办，他有无要实现的理想，他能实现不，能实现多少？……我们在阅读中可以看到，这些问题伊塔洛·卡尔维诺早早地想到了，而且有着“预先”的设计，这些设计以一种相对均匀的方式暗暗地“塞”入到故事中，让它与故事融为一体，随着故事的行进一一获得了解答。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他的《文学讲稿》中曾多次谈到，“就书而言，从中寻求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人物，以及诸如此类的真实是毫无意义的。一本书中，或人或物或环境的真实完全取决于该书自成一体的那个天地”。“文学是创造。小说是虚构。说某一篇小说是真人真事，这简直侮辱了艺术，也侮辱了真实。”卡尔维诺用他的方式展现了小说的“自成一体”的必要和恰适的手段，展示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梦混合在一起的奇妙能力。这一点更值得我们重视。
一种超拔在人类之上的思考和审视
“有时候我觉得世界正在变成石头。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都在缓慢地石头化，程度可能不同，但毫无例外地都在石头化，仿佛谁都没能躲开美杜莎那残酷的目光。”“我的工作常常是为了减轻分量，有时尽力减轻人物的分量，有时尽力减轻天体的分量，有时尽力减轻城市的分量，首先是尽力减轻小说结构和语言的分量。”（《美国讲稿》）他的确是如此做的，而且能被我们清晰地感觉到。但，我想我们也必须承认，伊塔洛·卡尔维诺的这种减轻是技术和策略上的，而不是“深刻”上的，他的小说其实有着特殊的丰富和深刻。他有一种对人类俯视的悲悯，有一种超拔在人类之上的思考和审视。
我们渴望一个善恶、黑白截然分开的世界，并曾尝试将恶和黑从人类生活中剔除。卡尔维诺创造了被分成两半的梅达尔多·迪·泰拉尔巴子爵，一个是纯粹的恶的，另一个则是纯粹的善的，“心怀恶意的人没有一个月夜不是恶念丛生，像一窝毒蛇盘绕于心间；而心地慈善的人也不会不产生出放弃私念和向他人奉献的心愿，像百合花一样开放在心头”（《分成两半的子爵》）。他让恶的半身和善的半身先后到来，让小说中的人们在“仁爱和恐怖之间过日子”。他用这样的非常概念的方式告诉我们，如果善恶真正能霍然地分开会怎样。我想我们也会注意到，在小说中善和恶各是“半身人”，他们来自同一个躯体——也就是说，在一个完整的人的身上，善恶各有，没有哪个人独具光明而没有影子，我们无法用自切的方式将恶从我们的身体里完整地切除出去，就是完成了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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