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来有个规律——大乱之后有大治。五千年的岁月长河中，
文景之治是公认的盛世之本，其中措施意义都已耳熟能详，这也理所当然的与秦代的暴行形成了鲜明对比。要论断“文景之治”是不是盛世，这要从当时的社会来分析。一举扫六合的秦王嬴政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的帝国，俨然千古一帝的始皇帝嬴政，仅在位一年，便改郡县、书同文、车同轨、行同轮、统一了货币度量衡等，奠定了其后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制度与基本格局。但后世提起，却讲暴政多于功绩。
其实在汉朝初年，强大得似乎不可战胜的秦王朝在短短一两年内国破族诛，身处时代漩涡中的人们都来不及反应已被惊得目瞪口呆。冷静下来的人们不约而同地思考、辩证秦朝速灭的原因。“过秦”成为一种很时髦的社会思潮。而贾谊的《过秦论》更是其中翘楚。
汉景帝画像
与之相对的，则是文景之治的仁政与无为，从《史记》中的记载与历朝历代之评价看来，以德化民、休养生息的宽松政策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
《史记·平淮书》载：“汉兴七十余年间，国家无事。……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汉书・景帝纪》：“汉兴，扫除繁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
《汉书·刑法志》：“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寝息”。
但若是抛开史记，通过对其他史料进行深入分析，尤其是对当时人的议论来做详细解读，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即所谓的“文景之治”其实并不富足、也没有仁政宽刑。
西汉初年吕后掌权，开始“反秦之弊”，在以《史记》为代表的一方记载中，废除肉刑一直都是受到称赞的事情，而私修国史的班固却将文帝之非藏在了《汉书·刑法志》中，先是夸赞其“断狱四百、刑罚大省”，但到了废肉刑中却又写道：“是后，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 斩右止者又当死。斩左止者笞五百，当戟者笞三百，率多死。”
由此看出，即使没有了直接的“割肉”，但打完也就奄奄一息了，没死也残，与秦时酷吏并未有实质性的差别。
另外，张家山汉简出土的《二年律令》更是改写了千年来的官方解释——西汉初年的律令制度体系完全是对秦代的继承，只是根据汉朝的政略调整，略作修正。那么物产方面是否也是同样言过其实呢？
时任景帝御史大夫的晁错在《论贵粟疏》中不无沉痛地提到，当下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户，每年辛苦耕种一百亩土地，要应对官府的各种税目和差役，如果赶上风调雨顺的好年景，尚能填饱肚子，但如果不幸遭遇灾荒之年，则难免会忍饥挨饿，有甚者还要售卖儿女、田宅来完税或应付徭役。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当具。有者半价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赠子孙以偿责者矣。见《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
贵族、豪强和商贾等势力的“野蛮成长”。凭借着与官府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和极为雄厚的财力，这些人疯狂地兼并土地，从而迫使大量的自耕农破产，或沦落为流民，在侵占大量的土地后，一边向佃农征收多达半数的地租，一边又向朝廷缴纳税率极低的地租（三十税一，即3.33%），迅速积累起数量惊人财富。如此循环往复，渐渐地便使得社会上出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状（见《汉纪·武帝纪四》）。
根据史料记载，汉代的赋税约有二十种名目，除去“田税”和“口赋”，此外还有各种名目的徭役。虽然田税税率极低，但口赋和差役却很沉重，与《史记》记载出入极大，百姓穷于应对，更难以实质性提高生活质量。
汉文帝剧照
即便如此，相较于战乱春秋与楚汉之争的动荡飘摇，文景之治已经称得上是“治世”，也为武帝的登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作为大一统之后的第一次太平，已经相当不易，有了段历史，为几次治世与盛世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模板轻觞薄赋、宽刑立德的治世之本。由此“文景之治”在当时已经开创了盛世典范，但是横跨汉代历史，文景之治谈不上是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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