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年代父親的故事十

六、26軍的風雨歲月

1970年8月,接上級命令,我告別了77師,調到26軍任軍政治部副主任,在這個職位上一干就是8年。

62、盡心做好分管工作

我到軍政治部以後,軍黨委讓我分管組織工作和保衛工作,“文革”結束後,讓我主管落實政策工作。

那些年,我非常重視部隊的黨建工作,經常和軍政治部的同志深入部隊瞭解黨建情況,根據上級要求,有序推進師團營連組織工作地開展。目的是,讓黨指揮槍的原則在部隊深深紮根,保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保衛工作無小事,我經常帶領軍機關保衛部門的同志,到部隊基層單位檢查指導保衛工作。在軍政治部,我負責部隊工作,幾位副主任中,我下部隊是最多的,幾年時間,我幾乎跑遍了全軍6個師的連隊,我想,部隊的保衛工作,關鍵在基層,我把精力放到基層連隊,把預防工作做到前邊,把工作做牢做紮實,杜絕和減少了全軍行政和違紀事故的發生。

63、"批陳整風”、“批林整風”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黨的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召開。不久,按黨中央和中央軍委部署,我們部隊逐步開展了“批陳整風”。我們軍於1971年3月至4月展開"批陳整風”。之前,我們軍政治部的幾位領導,和軍機關有關處的同志,根據上級要求,研究部署了這項工作。任務下達後,我們安排以團為單位,集中連以上幹部進行學習,所有連隊以正面教育為主。通過批陳,使我們部隊廣大幹部戰士,特別是各級黨員幹部,認清了陳伯達的反黨真面目。在批陳的同時,各級對主觀義、自由主義、愛吹不愛批等不正之風進行了整頓,收到了較好效果。

1971年9月1日,林彪反黨陰謀敗露,我們部隊遵照黨中央、中央軍委統一部署,有步驟地開展了批林整風。我們政治部先行一步,認真學習了中央有關文件,統一思想,提高認識。然後採取幹部辦班集中學習,深入部隊宣講中央文件精神等方式,提高了全軍部隊幹部戰士對林彪反黨亂軍的陰謀。同時聯繫部隊建設實際,批判了林彪鼓吹的“情神萬能論”和“唯意志論”,以及製造軍政對立、削弱軍事訓練、破壞軍隊建設等罪行,澄清了一些是非界限。

十四、到勝利油田參加“支左"

1971年1月至1973年10月,我被軍黨委派去東營市勝利油田“支左",擔任勝利油田軍代表、黨委核心組組長。

64、勝利油田為我國第二大油

勝利油田工作區域主要分佈在山東省東營、濱州、德州、濟南、濰坊、淄博、聊城、煙臺等8個市的28個縣(區)內,和新疆的準噶爾、吐哈、塔城,青海柴達木、甘肅敦煌等盆地。

勝利油田是在華北地區早期找油的基礎上發現並發展起來的。1961年4月16日在山東省東營市東營村附近打出了第一口工業油流井——華八井,日產油8.1噸,標誌著勝利油田被發現;1962年9月23日,東營地區營2井獲日產555噸的高產油流,這是當時全國日產量最高的一口油井,勝利油田早期稱為“九二三廠”即由此而來;1964年1月25日,經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在這裡展開了繼大慶石油會戰之後又一次大規模的華北石油勘探會戰,標誌著勝利油田大規模勘探開發建設開始;1965年1月25日,在東營勝利村鑽探的坨11井發現85米的巨厚油層。1月31日,坨11井喜獲日產1134噸高產油流,全國第一口千噸井誕生。勝利油田由此得名。

經過多年的艱苦拼搏,勝利油田在1978年原油產量達到1946萬噸,成為中國第二大油田,並一直保持至今;原油產量1984年突破2000萬噸,1987年突破3000萬噸。1989年勝利油田結束會戰體制,在大打勘探進攻仗的同時,及時把工作重點轉移到提高油田綜合管理水平上來。1991年原油產量達到3355萬噸,創歷史最高水平;1993年建成了中國第1個百萬噸級淺海油田;到1995年原油產量連續9年保持在3000萬噸以上。

1971年6月11日,“九二三廠”更名為“勝利油田”。1972年6月15日更名為“勝利油田會戰指揮部”。1989年8月,經國務院批准,“勝利油田會戰指揮部”更名為“勝利石油管理局”,結束了20多年的會戰體制。

65、穩定形勢,搞好團結

1971年,我來到勝利油田擔任軍代表,面對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領導班子的團結問題。當時“文革”沒有結束,由於受“文革”影響,'派性”始終在作祟、干撓。油田還有幾個所謂地域“派性",如大慶派、玉門派、勝利派。這些因素,都不利於團結和工作。我從大局出發,從抓好領導班子團結入手,堅決克服“派性”干撓。我堅持五湖四海一家人,一碗水端平的原則,旗幟鮮明地反對派性,和油田總指揮劉佩榮(曾任1軍政治部主任、四機部副部長)等油田領導,相互尊重,相互配合,密切形成了工作合力,使領導班子成為油田堅強的領導核心。廣大職工看到我們一班人如此團結,紛紛擯棄成見,不管來自哪個油田,都是一家人,都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努力把勝利油田建成大油田,為我國國民經濟發展作出貢獻。團結搞好了,工作形成合力,大家把時間精力全部投入到油田建設開發中去,使各項工作步入健康發展的軌道。

66、抓好生產,提升產量。

我在勝利油田工作期間,和油田一班人,科學規劃,精準組織,新上了兩個油田,一個是孤島油田,一個是河口油田。

孤島油田的開發,我到油田之前,已經是三起三落了。因為此地地質條件很差,不利於施工打井。夏季蚊蟲盛行,這裡的蚊子特別多,大白天的,人在外邊站不住,不一會,一大群蚊子就會發起攻擊。所以,我們在孤島開會,都要躲在蚊帳裡邊。面對這些困難,上級要求我們抓緊時間開發建設。我在油田領導班子會議上下了死命令,必須集中力量,克服困難,在孤島上必須打出油井來,否則,就等於打了敗仗。

勝利油田的石油工人們積極響應油田領導號召,不怕艱苦,頑強奮戰,經過努力,終於打出了油井,逐步建成了孤島油田。後來,我們又開發了河口油田。

勝利油田年原油年產量由1971年的400萬噸,上升到1973年的1200萬噸,成為全國繼大慶油田之後的第二大油田,我為勝利油田的開發建設作出一點貢獻。

在油田"支左”兩年零十個月,我工作努力,團結奮進,取得一定的業績。石油部對勝利油田工作較為滿意,於1972年在勝利油田召開了“文革”後第一次全國石油工作會議,康世恩同志到會作了講話。

67、只爭朝夕,加班工作。

我來到油田,就是“石油人”了,我把開發石油作為己任,帶領油田“一班人”,不受“文革”影響,穩定形勢,抓緊時間,推進工作。

我記得,毛主席曾對周恩來、陳雲感慨:“要搞建設,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飛的、地上跑的,沒石油都轉不動。”周總理對石油工業浸透了心血,他親點兩位開國將軍,上將李聚奎和中將餘秋裡先後任石油部部長。

我時刻牢記毛主席和周總理對石油人的殷切期望,只爭朝夕,抓緊時間,開發建設勝利油田。

在油田工作,我基本上沒有節假日,天天上班,不是開會,就是下油田,白天工作沒做完,晚上繼續幹。,經常是晚上開會或處理公務,到深夜十一、二點才能休息。有時候早晨我還沒有出門,門口一群油田工作人員,在等待向我彙報請示解決問題。

1971年春節,由於工作緊張,我在勝利油田過了個春節。春節期間,和平時上班一樣,研究工作,深入一線,抓好生產。這一年,我沒有回濟南和家人團聚,節日期間在油田和領導班子一起加班加點工作,給油田廣大幹部職工帶了個好頭,大家都憋足了一股勁,一定要把勝利油團建成我們國家的大油田。

68、我認識的康世恩同志

我到勝利油田擔任軍代表,認識了康世恩副總理。康世恩,河北人,1935年在河北省立北平高中讀書時,參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學生運動。1936年考入清華大學地質系學習,擔任清華大學學生救國會常委。1936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120師民運部工作員,山西朔縣戰地動員委員會主任,晉綏八分區專員,晉縣綏雁門軍區政治部主任、1野3軍9師政治部主任等職。

1949年至1955年任玉門油礦軍事總代表、黨委書記,西北石油管理局局長,北京石油管理總局局長。燃料工業部石油管理總局局長,石油工業部部長助理、副部長兼大慶油田會戰指揮部總指揮,華北石油勘探會戰部總指揮,石油工業部主要負責人、黨委書記,湖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兼江漢石油會戰指揮部副指揮,燃料化學工業部主要負責人,石油化學工業部部長、黨的核心小組組長,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黨組書記,兼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黨組副書記,國務院財經委員會委員、國家能源委員會副主任、黨組第二書記, 國務委員兼石油工業部部長等職。

六十年代初,康世恩同志參與領導和直接指揮了大慶石油會戰,為我國石油自給做出了重要貢獻。當時,國家面臨著三年自然災害帶來的巨大困難,蘇聯又撤走專家,中斷我國的石油供應,在最困難的條件下,作為石油會戰總指揮的康世恩,代表石油部黨組向黨中央表示:下決心拼命也要拿下這個大油田。他親自組織調遣各油田力量,在茫茫的大草原上展開大規模的勘探開發工作。

期間,康世恩同志身先士卒,率先垂範,住帳篷,戰嚴寒,帶領幾萬名會戰工人,發揚“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的革命精神和“三老、四嚴”作風,敢打硬拼,艱苦奮鬥,奪得了大慶石油會戰的勝利,開創了陸相地層尋找大油田的先河。在大慶石油會戰取得了決定性勝利之後,康世恩揮師南下,進入地跨遼寧、河北、山東、河南等省的渤海灣地區,組織指揮勝利、大港、遼河等石油會戰。創建了一個又一個新的石油基地,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國石油工業的面貌。康世恩被譽為“石油赤子"第一人。

我在勝利油田工作,和康世恩同志在石油戰線共同工作了三年多。後來,我離開油田返回部隊,他一直有讓我轉業去勝利油田工作的想法,因為我不願意離開軍隊,康副總理和石油部領導幾次讓我去油田,我都推辭了。

69、在北京開會的日子裡

1971年至1973年間,我在勝利油田工作,每年都要去北京幾次,主要是參加燃料化學工業部的會議。年初的工作會議,主要是討論研究各大油田石油生產和產量問題,因為是計劃會議,對第二年的生產指標和保障措施,研究的非常細緻,所以,會議開得的時間比較長,有時一開就是20多天。當時主持會議的是燃料化學工業部革委會第一副主任康世恩同志。

我的印象是,康世恩是個懂經濟懂石油業務的領導幹部,他在長期領導石油工業的過程中,堅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按照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矛盾論》指導中國的石油勘探和油田開發,他善於把石油科學的一般原理和中國地質條件結合起來,解決實際問題,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石油地質、油田開發的理論和應用科學。他對石油生產開發非常在行,且記憶力超眾,各大油田數據,都記在他腦子裡。每次開會,我們彙報工作,涉及數據,絲毫不敢馬虎,有時哪一位同志數據說不清,康部長立馬給予糾正。

那個年代,開會是連軸轉,白天開了一天,晚上又接上開,自然要加個夜餐。有一次開會很晚了,會議代表吃夜宵,康部長見我沒到餐廳,專程把我請到餐廳,陪我一起吃了夜宵,我從心裡十分感激這位領導同志。

有一年開會,春節趕不回去了。康部長交待把伙食費提提標準,除夕夜晚,康部長和石油戰線各大單位會議代表一同會餐,顯示了對石油戰線廣大幹部職工的節日關心和問候。

70、巧遇粟裕大將

有一次,我在京西賓館開會,巧遇粟裕大將。

粟裕,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領導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大大將之首。他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南昌起義,後進入井岡山,參加歷次反“會剿”和全部五次反“圍剿”戰爭。長征時留在南方組織游擊戰爭。抗日戰爭期間,任新四軍2支隊副司令員、江南指揮部和蘇北指揮部副指揮。1941年任新四軍1師師長,後兼6師師長。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任華中野戰軍司令、華東野戰軍副司令、代司令員兼代政委等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常委、第五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等職。

那一天,我們在京西賓館散會後,在餐廳吃飯,離我不遠的地方,有一桌客人,我向這一桌其中一位客人看了好幾眼,我總覺得像我們華野的老首長粟裕,他和工作人員在一張桌上吃飯。我認準是粟裕首長,乘飯後,粟裕首長向餐廳門外走來,我趕上前向老首長敬禮,粟裕問我,是華野幾縱的?,我說8縱的,粟裕點頭笑了笑,說8縱能打仗。接著,我和粟裕首長一起說起孟良崮戰役。解放戰爭攻打孟良崮,全殲國軍74師,這是陳毅和粟裕親自指揮的。那一年,華東野戰軍首長陳毅、粟裕見74師孤軍深入,態勢突出,與左右鄰之間出現較大空隙,便毅然定下決心,集中華東野戰軍主力1、3、4、8、9等5個縱隊16個師,全力圍殲敵74師。當時,我在8縱77師230團任炮連指導員,這一仗打得不容易,因為74師戰力不一般,我們全殲74師,非常不容易。

和粟裕首長說了十幾分鍾,首長要離開賓館了,我目送他坐上車遠去,心裡總有一種不捨。

71、看望26軍老領導

七十年代,我經常去北京開會,只要有空,我一定要去看看在京的26軍老領導,他們是李耀文、陳宏、劉立封、韓友慶等同志。

李耀文,開國少將,時任外交部軍代表。陳宏,開國少將,時任裝甲兵司令員。劉立封,時任解放軍總後勤部政治部主任。韓友慶,時任二炮政治部主任。他任26軍77師政委時,我任副政委,在一個班子共事過。

我每次在北京開會,和李耀文、陳宏等同志說好了,我在和平飯店散會後和他們見個面,結果,每會都是我在開會,他們在休息室裡等我,散會很晚了,才和他們見個面,說不了幾話,他們就告辭了,因為夜裡十點多了,怕影響我休息。

有一年夏天,我去外交部看望李耀文政委,我剛坐下,和他說了幾句話,他吩咐工作人員切好西瓜,他拿起一塊西瓜還沒吃,工作人員趕來,說周恩來總理找他有事,他和我匆忙告辭,去見總理了。當時,我想,外交部工作那麼忙呀,李政委吃個西瓜的空都沒有。

現在,每次想到我在北京和26軍老領導見面的場景,都會讓我十分想念這些老領導。

wP老馬根據父親劉乃晏口述、有關資料整理

2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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