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公佈在即。
對於區域和城市而言，年度統計公報普遍未公佈2020年的常住人口等情況，但一些相關聯的數據卻引發遐想。
以近五年的引才贏家城市深圳為例，近日，深圳小學招生人數下降、固定電話和移動電話用戶減少引發關注，有觀點認為這可能表明了人口有流出的跡象。
城市人口的流入、流出每天都在發生，這也恰是城市活力的一個體現。僅從上述幾個指標，並不能得出深圳總人口流出的結論，儘管具體數據還有待揭曉，但從包括人口年齡結構、就業人口數量等指標來看，深圳仍然享有可觀的人口紅利。
回望過去兩次人口普查，由於統計修正，深圳曾出現常住人口對比普查前年份公佈的數據大幅增長的情況。2019年，深圳常住人口數量為1343.88萬人，坊間有猜測，此次人口普查，深圳的常住人口數據是否將再次大幅增長？
而在人口數量之外，人口結構、質量更值得關注。在去年11月的深圳全球創新人才論壇上，AI領域頂尖學者、粵港澳大灣區數字經濟研究院理事長沈向洋表示，人才是第一資源，要走出一條培養中國研究型人才的道路，從人口紅利到工程師紅利，到科學家紅利。
在40多年的發展中，深圳成為高科技之城、電子信息產業之城，離不開人口紅利、工程師紅利，而這座城市最新的變化是，正在由產業創新邁向基礎研究，若未來能形成“科學家紅利”，深圳有望迎來新的發展空間。
如何看待電話用戶數、小學生招生數下降？
根據深圳2020年統計公報披露的數據，2020年全市固定電話用戶400.84萬戶，比上一年減少了約30萬戶；移動電話用戶2682.07萬戶，比上一年減少了約214萬戶。
需要指出的是，這兩項數據的減少是全國性的現象。根據全國統計公報公佈的數據計算可知，2020年，全國固定電話用戶比2019年減少了913萬戶，移動電話用戶則減少了727萬戶。
再參照同為一線城市的北京的情況，2020年固定電話用戶比2019年減少了62.5萬戶，移動電話用戶減少了113萬戶。
電話用戶數減少的背後，有很多人口增減以外的因素，譬如移動電話對固定電話的替代，移動電話號碼的實名登記減少了一人多號現象等。
另外，常住人口是指全年居住6個月以上的居民，電話用戶數統計的是年末的情況，統計口徑亦有一定差異。故而，從固定電話和移動電話用戶數的變化來判斷人口的流向，或存在較大誤差。
而小學生招生人數的減少引起了更多關注。深圳統計公報數據顯示，2020年深圳小學招生人數為19.07萬，比上一年下降6.5%。
深圳並未公佈2013年和2014年常住人口的出生情況，無從準確判斷這一下降有多大程度是由適齡學童人數的減少引起。並且，有分析人士認為，2020年因為疫情的影響，導致一些數據出現波動，並不能代表長期趨勢，究竟小學生招生人數變化是否代表著特定群體的流出，還有待觀察更多年份的數據。
另一個相關聯的背景是，近幾年深圳各區屢屢發出學位缺口預警，這增加了家長對於學位短缺以及未來升學難度較大的預期，一定程度導致了部分適齡學童的流出。
但這種現象有望迅速得到改善。深圳最近召開的第七次黨代會報告提出，未來五年，實施基礎教育學位保障攻堅計劃和“高中園”建設計劃，新增基礎教育學位約90萬座。
深圳人大代表楊瑞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深圳作為全國經濟發展非常迅速的一線城市，這幾年在教育上是有“欠賬”的，但從規劃看，“十四五”期間教育的“欠賬”一定會補上。深圳很多部門正全力以赴為了該目標的實現而努力，建市時的“拓荒牛”精神重現。
疫情影響下就業人口正增長
事實上，從小學生在校生總人數這一指標來看，深圳2020年為109.12萬人，比上一年增加了2.1%。橫向比較來看，深圳在校小學生人數僅低於重慶和廣州，高於常住人口數量更高的上海、北京等城市。
小學生的背後是較為年輕的家長群體，深圳人口結構的年輕化也可見一斑。公開信息顯示，截至2018年底，深圳共有戶籍老年人32萬，常住老年人73.04萬，實際服務管理老年人114萬。
按照戶籍人口的口徑來計算，深圳老年人的佔比約為7.0%；按照常住人口的口徑來計算，老年人佔比下降至約5.6%，均未觸及國際通行的老齡化社會門檻。
與年輕化的人口結構相對應的是深圳的就業人口規模。今年1月，由廣東省人社廳主辦的“廣東高質量穩就業保就業——中央、省市媒體採風行”活動中公佈的數據顯示，深圳就業規模持續穩步擴大（以失業保險參保人數為統計口徑），2020年11月達1218.06萬人，同比增長4.0%，為歷史新高。
有經濟研究人士認為，職工只有在職才會有失業保險，所以失業保險參保人數的變化，最能反映一個地區較規範就業和中高端就業崗位增減情況。
而根據上述數據，即便是在受到疫情影響、就業壓力較大的2020年，深圳以失業保險參保人數為口徑統計的就業人口仍保持了正增長。
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原首席經濟學家李鐵曾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在中國當前的發展階段，個人選擇城市時，“宜業”的訴求仍大於“宜居”。
人口持續向大城市集中的趨勢很大程度可以佐證這一判斷。而在大城市中，深圳執行較為寬鬆的戶籍政策，2016年開始純學歷型人才落戶門檻放寬至大專及以上，並且對人才入戶量不設指標數量上限，這大大減少了人口流入的制度性障礙。
2015年到2019年間，深圳常住人口新增了266萬，增量位列全國第一。
人口集聚的同時，深圳的高房價也被人詬病將降低對年輕人的吸引力，事實上，這樣的擔憂不同程度地存在於世界各地的大城市。
深圳在積極尋求解決方案，近兩年持續加大居住用地的供應，過去5年間，全市建設籌集公共住房46萬套。長遠來看，到2035年，深圳將致力於形成商品房、人才住房、安居型商品房、公共租賃住房佔比各為40%、20%、20%、20%的格局。
深圳住建局相關領導曾表態稱，深圳將通過五年甚至八年的補短板，力爭使得住房供需矛盾得到較好地緩解，以此穩定房地產市場，讓市民從“住有所居”邁向“住有宜居”。
人才總量已超過600萬
在談及城市的人口問題時，受教育程度是一個重要指標。
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2010年，深圳6歲以上人口中，大專及以上學歷人口的佔比僅為18.5%，其中，研究生學歷者僅有10.42萬人。這些遠低於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同期水平。
伴隨著產業的持續升級和人才引進政策，即將公佈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中，深圳大專及以上學歷人口占比情況值得期待。
2020年11月的一份來自官方的數據顯示，深圳全市人才總量已超過600萬，其中全職院士54人，高層次人才總數近1.8萬人、留學回國人員超15萬人。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分析，人才的平臺和載體主要有三類，好的大學、研究院所和企業，靠它們來容納和吸引人才。
一直以來，深圳的知名企業是攬才的重要載體，尤其是從近幾年的數據來看，以華為、騰訊、平安、招商銀行等為代表的大公司，受到眾多名校畢業生的青睞。
而伴隨著高等教育、基礎研究的發展，深圳本地的大學、研究院所成為了引才的新平臺。高校的人才“蓄水池”效應也愈發顯現，深圳的高校正在培養更多的本土大學生。2020年，全市普通高等學校在校生13.62萬人，儘管總數仍不算高，但增速高達20.3%。
在網絡通信領域新型科研機構鵬城實驗室，僅3年時間就匯聚了31位院士，160餘位國際會士、國家傑青等高端人才，以全職、雙聘和兼職等市場化用人形式聚集了1800餘位各類人才。“科學家紅利”雛形漸顯。
加大基礎研究領域的佈局，客觀上對國際人才尤其是頂尖科研人才的需求更加旺盛，在新的形勢下，深圳也在醞釀新的引才政策。
今年1月，深圳市人才工作局透露，將出臺新一輪的人才政策，堅定不移地推動人才工作對外開放，更加註重與國際接軌，進一步破除“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突出用人主體作用和市場激勵導向，推動從“政策引才”向“環境、文化聚才”轉變，打造全球智匯政策的深圳樣本。
深圳最近召開的第七次黨代會報告亦專門強調了人才問題，其中提出，建立健全“一把手抓人才第一資源”機制、市場化專業化國際化人才評價機制，高標準制定新一輪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清單式引進高精尖缺人才，探索設立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大獎。
深圳社科院巡視員陳少兵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在人才政策方面，深圳一直在全國走在前頭，下一步深圳要打造全球標杆城市，將面向全球廣招賢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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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王帆
編輯 | 李博
責編 | 金珊 實習生張惠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