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人民文学》第3期上，出现了的莫言代表作《红高粱》，立刻就震动了整个文坛。《红高粱》，写的是发生在东北高密乡村里的壮烈故事，歌颂的是“大义”，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具有极强的感染力，让很多读者深受感动。这样的小说，一般的作者是写不出来的，所以它的作者莫言，注定不一般。《红高粱》的问世，无疑为莫言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埋下了伏笔，但是我们都知道，没有一部伟大的小说可以轻易成功，为了写出《红高粱》，莫言又经历了什么呢？
咱们高密东北乡有这么多素材，你为什么不写，偏要去写那些你不熟悉的事
原来，关于莫言写《红高粱》的初衷，还要从1983年的春节说起，当时莫言回老家探亲，和青年时期的工友的张世家一起喝酒，张世家在酒席上问莫言：“咱们高密东北乡有这么多素材，你为什么不写，偏要去写那些你不熟悉的事？”莫言被问得哑口无言。
而张世家也顺道给莫言讲起了“公婆庙大屠杀”的故事。远来，张世家就是公婆庙村人，1938年3月中旬，孙家口村大桥头下，埋上了许多连环铁耙，为的是伏击了敌人的汽车队。后来果然大死了不少敌人，其中还有一个少将。但是几天后，敌人就带上了大队人马前来报复，明明伏击他们是孙家口，他们却阴差阳错地找到了公婆庙，于是全村人被屠杀了一百余口，整个村庄几乎都被夷为平地。
这件事情一开始并没有引起了莫言的兴趣，直到两年后，他和几个同学一起，去北京西直门参加了一个小说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莫言这次震惊四座。
我们虽然没有战争经验，但也有过一定的训练，其他问题则可以通过查资料来解决
座谈会主要是针对战争文学的讨论，在这次会上，有一批老作家对当时这类题材小说的现状感到很不安，他们说，苏联的战争虽然只打了4年，但衍生出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比如《战争与和平》或者《静静的顿河》。而我们虽然有着更长的战争时间，却没有产生多少战争文学，况且现在我们处于和平年代，对于战争文学创作的发展更加不利。
老前辈的担忧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莫言并不赞同，他当场就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们虽然没有战争经验，但也有过一定的训练，其他问题则可以通过查资料来解决！老作家觉得莫言年轻气盛，对莫言的话不屑一顾。
但莫言来劲儿了，他准备写出本可以让前辈们信服的长篇小说来，于是3个多月后 ，《红高粱》出世了，前辈们哑口无言，将《红高粱》归功于莫言的创造力。
莫言创作《红高粱》的过程非常顺利，只用了一个星期，莫言就写出了初稿
但其实，莫言自己知道 ，《红高粱》的很多素材，都是来自张世家的讲述，当然也有他自己的一些经历，比如他曾经在一次雾中检靶时差点被误伤等，那次危险，让莫言真正体会到了战争。
如果光有这些，当然还不够，莫言在阅读战争题材的小说是，就类题材的文学作品，一直题材单一、主题浅显、手法陈旧，无非都是在写战争过程。但他作为一个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作家，这样写根本没有意义，所以他必须推陈出新，另辟蹊径。
因此，莫言创作《红高粱》的过程非常顺利。只用了一个星期，莫言就写出了初稿，又用了一个星期，抄改完毕，接下来就可以发表了。事实上，《人民文学》的编辑朱伟，在《红高粱》创作之初，就盯上了莫言，但是却手稿意外地被《十月》的编辑章仲锷半路“劫”走了。
那时候我刚过50岁，我从未觉得自己老过，但看完莫言这篇小说后，我承认我老了
朱伟知道莫言，是因为他的《透明的红萝卜》，朱伟认为，这是莫言写得最好的一部中篇小说”。后来两人在1985年夏天的一场“青年创作研讨会”上正式相识。此后朱伟开始不断地向莫言约稿，经常骑着一辆凤凰牌自行车跑到莫言的学校来找莫言。
莫言也没有让朱伟失望，第一次就将中篇小说《爆炸》，交给了朱伟，后来《爆炸》发表在1985年《人民文学》第12期，评论家王蒙对《爆炸》的评论是：“那时候我刚过50岁，我从未觉得自己老过，但看完莫言这篇小说后，我得承认我老了。”
所以，在得知莫言要开始创作《红高粱》的时候，朱伟盯上了莫言。隔三岔五地去看他，但也不敢多问，终于有一会鼓起勇气问莫言写完了没有，莫言说，刚写完，但手稿已被章仲锷拿走了。
朱伟当场急眼，要莫言给章仲锷打电话，要回《红高粱》。莫言也很委屈，章仲锷德高望重，自己不好拒绝。朱伟就自己给章仲锷打电话，好在章仲锷大度，没几天就将《红高粱》的手稿退了回来，《红高粱》这才最终出现在了《人民文学》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