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在商王朝後期，確切點說是商王武乙時代，一個位於西北地區的自治方國開始引起商朝上層的重視，這個方國被稱作——“周”。在當時，周的文明程度和富足程度都遠不及地處中原的商，然而她卻使得武乙感到不安，這種感覺很可能是源自周所處的地理位置。
武王
形勝之地
於現今陝西省的關中盆地可能是這顆星球上最理想的帝國孵化基地，或者說是那枚最完美的“雞蛋”——回顧歷史，周、秦、漢、隋、唐皆出於此地，不誇張地說，得關隴者可望得天下。
關中地區在地理上是一種半封閉式的結構，秦國丞相范雎曾這樣描述這一地區：“大王之國（秦），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
在山川、河谷所構成的天然屏障之內，關中盆地有肥沃的土地、豐沛的水資源，這樣的農業基礎足以支撐起一支一統天下的武裝力量。只要取得這塊土地並且守好幾處關鍵關隘，你就可以從容地積蓄力量。一旦時機成熟，便可揮師東進，等待你的將是富庶的中原地區；如果你不走運打了敗仗，只要你有命逃回來，憑藉黃河、秦嶺等天然屏障，咬咬牙依舊可以度過危險期，然後擇機再次打出去……
秦嶺
相比較而言，中原或更靠南的江淮地區，由於交通便利水土環境俱佳，那裡的確會比關中更加富庶，但是在軍事上交通便利也就意味著缺乏地理屏障，在交戰中必然要四面受敵。因此那裡的富庶只能算是肥大，而難稱之為強大。
譬如南京，雖然水陸交通便利，經濟發達，但抗衝擊的能力並不強，從軍事防禦上論，所謂虎踞龍盤也只是相對而言i，但和西北地區比較這裡依然算是易攻難守，明代的建文帝被燕王朱棣南下奪位便算是一個實例。抗戰時期，淞滬會戰一敗南京便順勢丟失，除了國民黨政府自身的原因，缺乏地理屏護也是一個重要因素——這裡根本不該是一個打戰略決戰的地方。
西南同樣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譬如巴蜀，雖然水陸條件優越，也同樣有山巒屏護，但地形上較之關中又太過封閉，進出交通困難，且地理上遠離中原。
綜合而論，這個地方可以在戰亂時避禍自保，但不足以支持進取，龜縮一時尚可，但時間一長，終歸還是守不住的。
東漢末年的三國時代，劉備的蜀漢政權便位於巴蜀之地，在其政權穩定下來之後的各種弊端也跟著顯現出來——交通不便，導致出蜀作戰後勤不力；大族憑藉環境閉塞搞軍事割據，土皇帝比比皆是，導致國內政令不暢，內耗嚴重，這就註定蜀漢在當時難有作為。
巴蜀之地
周興商亡
在夏末商初，或許是為了躲避戰亂，周人從現今的山西省東南部地區遷居到了西北戎狄之地，之後在族領公劉的帶領下又遷徙到了靠東一些的豳地，也就是現在陝西省彬縣、旬邑縣一帶——相傳這裡正是稷的出生地，因此應該是周人最古老的根據地。從當時的環境來看，周人的這一次東遷很可能是為了躲避西北地區戎狄蠻族的襲擾。
然而在遷入新的土地之後，周人依舊時常受到戎狄的劫掠。到了商代中期，周部族又在當時的族領古公亶父的率領下向西南遷徙，最終到達了位於渭水流域岐山以南的周原。
周人意外地發現，這裡的土地、水源都遠好於他們最初的領地，由此正式有了周方國。從現今的考古發現來看，周原遺址出土的青銅器和文字，都要落後於同時期的商朝遺址，由此我們可以推斷，周方國的文明程度應該遠不及同時期的商王朝。
史書中曾記載，周人“畫地為牢”，讓犯罪的人身背木牌站在路口，牌子上畫著他們所犯的罪行，以這種羞辱的方式來震懾其他人。文人們將這種象徵性的懲治方式視作周的仁政，而從管理角度來說，這其實是一種極其原始的規範手段，只有在地域狹小、人口稀少且流動性差、人們彼此非常熟識的情況下才可能有作用，如果是一個人口達到幾十萬、上百萬的大型邦國，這種法制模式顯然是無法應對的。
由此我們也可以反推得知，最初的周方國規模肯定不大。
青銅器
武乙執政
到了商王武乙執政時期，周方國與他們東部的商王朝形成了比較鬆散的臣屬關係，武乙冊封周人的族領季歷為“周侯”，在得到了商人的支持後，季歷率領周軍滅掉了時常向東襲擾的鬼戎部族，並且活捉了對方的部族首領，為商王朝消除了西部的潛在威脅。
作為回報，武乙賞賜給季歷土地30裡n，以及美玉10雙、良馬10匹，這個賞賜顯然並不是很重，但是它的象徵意義非常大，這說明武乙承認了周人的西征是奉王旨行事。這之後，季歷被商王文丁封為“牧師”，專司西北部的征伐之權——說到這裡，令人聯想到唐朝中後期的藩鎮體制。
周對西部戎狄的不斷征伐不但解決了自己和商的安全問題，也使得自己的勢力不斷得到強化。最終，周的實力的膨脹開始讓商感覺到了現實威脅，為了解除這個隱患，文丁借季歷赴朝歌參拜自己之機，囚禁並殺死了他，商周關係由此宣告破裂。
文丁對周的判斷是準確的，但是他的應對策略卻顯得過於草率和魯莽。當時商的國勢已經開始走下坡路，東部的東夷族叛亂始終無法徹底解決，商軍的主力一直被拖在那裡。周是商背後的一顆不定時炸彈不假，但是何時主動引爆它卻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在沒有其他後手做準備的情況下，僅僅寄希望於解決掉對方的領導人來阻止周的崛起，顯然不是一件很靠譜的事情。
殷商時期
到了帝辛這一代，除了延續了上述政策，又有了進一步的舉措：帝辛在位時加重了對貴族士大夫階層的刑罰，在政治鬥爭中處死了多名重量級大臣；在人事制度上，相對於文官，帝辛可能更加倚重武士階層，歷史上真實的飛廉、惡來都是帝辛麾下重要的武官，同時商王朝開始任用平民甚至是曾經的奴隸來出任官吏。
這後一條對於中國歷史的影響是非比尋常的，我們現在都知道“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而事實上在帝辛之前，官職、爵位基本上是完全被貴族階層壟斷的，只要你爹是官，你就理所應當是官，貴族手中的權力來自血緣世襲，無須君王授予。帝辛推行的這一政治舉措，恰恰是直中要害，也正因為如此，商王朝內部的所有矛盾被徹底引爆了……
再合理地推想一下，周軍開始大規模調動，還要一路推進到牧野，這動靜肯定不會小，且中間的時間肯定不會太短，而商軍卻一直在東部和東夷族作戰，並沒有回防朝歌，以至於商王不得不臨時拼湊出一支奴隸軍團來應戰。這中間顯然是商的情報出了問題，而問題很可能就出在商的內部。
朝歌
周王姬昌
回過頭來說周王姬昌。在商朝內部，因為貴族權力問題鬥得雞飛狗跳的時候，周人的戰略佈局也不聲不響地在一步步展開。姬昌即位之後，隨即自封為王，以示要和商分庭抗禮。
在姬昌稱王后的第二年，周人開始大規模肅清自己西部、北部的方國和蠻族。周軍首先剿滅了岐山附近地區的犬戎，然後攻佔了現今甘肅省靈臺地區的“密須”，接著是位於今天甘肅省涇川地區的“阮”“共”等方國。
周人能在短時間內乾淨利索地解決掉這麼多邊患，顯然是在之前隱藏了真實實力，甚至有養寇自重之嫌——上文提到過，周方國對商的作用類似於唐朝的藩鎮。
姬昌
周文王“廣施仁政”
與此同時，根據《左傳》記載，周文王發佈政令，開始大規模搜捕亡人——所謂“亡人”，是指逃離自己戶籍所在地，不受政府監管的平民或奴隸。由這條政令我們可以看出，後世對周文王“廣施仁政”的描述恐怕是有水分的。
從歷史上看，出現大規模的農人拋棄土地逃亡，原因只能有一個，就是賦稅徭役負擔過重。其實想想也可以理解，戰爭歸根到底打的是實力和資源，周在當時的經濟水平本身就遠不及商，如果真的是輕徭薄賦搞“仁政”，那麼發動大規模戰爭所需的兵員、糧草又是從何而來的呢？
此外，史書上還記載，諸侯普遍不滿紂王接納各國亡人。由此透露出的信息是，對普通人來說，在當時，商的生存壓力肯定小於其他地方，否則逃亡者不會選擇那裡，這就和墨西哥人往美國偷渡是一個道理。
其次，周文王搜捕亡人的政策，最大的作用很可能是在同朝歌爭奪貴族階層的支持——捕獲的亡人肯定要交還給原來的封主，對比帝辛當時的政策，周文王的政策顯然更受貴族階層的歡迎。
周文王
周人戰敗後，姬昌被商人俘虜。在此後不久，周迎來了新的君主——武王姬發。雖然商周之間的第一次正面衝突以周失敗而告終，但是商周之間的大勢卻無法改變。周佔據關中形勝之地，且獲得了多數諸侯，甚至商王室內部部分貴族的支持，而商王帝辛與貴族之間的關係卻在日趨破裂。
在經過長達9年的實力恢復之後，周武王再次東進，相對於上一次，周人這一次的行動要穩妥得多。周武王首先在孟津進行了一次大規模閱兵式，史稱孟津觀兵。在商王眼皮底下閱兵，這背後的意圖自然很明顯，一則是展示力量，二則是觀察各方反應。在孟津觀兵中，各諸侯國紛紛倒向了周。
這一信號告訴周人，戰略決戰的時機已經到來了。
後面的歷史便為我們所熟知了。公元前1046年，周軍會同諸侯聯軍，在周武王和呂尚的指揮下向東進發，此時商軍主力正在和東夷族作戰。商的貴族們在最後一刻紛紛選擇了背叛，其中包括帝辛的庶出兄長微子。
面對突然而至的周軍，帝辛只能臨時將奴隸和囚徒武裝起來作戰——在秦朝末年，章邯也曾組建過類似的一支囚徒軍團。
牧野之戰
商周兩軍在牧野進行了一場極其慘烈的戰爭，“血流漂杵”這個典故便是源於此，商軍的主將惡來戰死，帝辛則和自己的兩名妃子一起，在鹿臺自焚而亡——展示國君或主帥的屍體往往是敵國炫耀戰功，打擊被佔領地士氣的最佳手段，帝辛選擇自焚，就是為了不給周人這個機會。
帝辛的自焚讓周武王的勝利多多少少打了一個折扣，武王依舊將他已經燒焦的頭顱斬下來，懸於旗杆之上，之後又送了一個“紂王”的諡號——這等於全盤否定了帝辛的功績。
更諷刺的是，在600多年以後，孟子讀到《尚書》《逸周書》中對牧野之戰慘烈的描寫後，認為這不符合聖君弔民伐罪的形象，於是將牧野之戰改寫成了奴隸們見到武王大軍到來，便臨陣倒戈，這樣一個兵不血刃的場面。
在周公旦的主持下，周王朝承襲了商的大部分法律和國家機器架構，在意識形態領域，周人摒棄了商崇拜神鬼的傳統，提出了“天”這個更加抽象的概念——在此之後，“上帝”這個詞就逐漸淡出了中國人的話語體系。
周王朝昭告世人，商滅周興，乃是天命使然，何為“天命”？可“敬德”“保民”者便可得天命，也就應該成為天下的主宰。由此，周王也就獲得了“天子”這個稱號。
牧野之戰
結語：
最終，周王朝對商人採取了區別對待、分而治之的策略。反抗比較激烈的那部分商的臣民被周人強行遷移到了隴西地區，他們正是飛廉、惡來的族人，也就是後來的秦人；飛廉的另一部分族人由他的小兒子季勝率領，被周人遷移到了現在的山西省北部，最終成了趙國的先祖；紂王的叔叔，之前倒向周人的箕子，被分封到了現今的朝鮮半島。
商的剩餘臣民則留在原來的土地上，由紂王的兒子武庚作為名義上的領導，武王的兩個弟弟管叔、蔡叔負責“輔佐”，3個人並稱“三監”，之所以如此安排，恐怕還是因為民心的問題，對殷商遺民而言，武庚是他們情感上能夠接受的領導人，而微子這個“商奸”就差得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