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一百單八將——人們習慣稱之為梁山好漢與梁山英雄。這稱謂充分表明了人們對他們肯定與讚頌的態度。但是，“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梁山好漢也有自己的侷限性，有自己的缺點與錯誤。
首先，梁山好漢身上帶有不可避免的歷史侷限性。
他們生活在封建社會，不能不受到當時社會思想的影響與薰陶，不能不烙著時代的烙印。如作為封建思想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忠君與忠義觀念，便存在於許多好漢的腦子裡：有像宋江那樣對朝廷的愚忠；有如楊志、林沖那樣曾幻想得到朝廷的信任重用；即使富有反抗精神的李逵，也不可能完全擺脫忠義觀念的束縛。梁山好漢對封建殘暴統治,奮起反抗，甚至把一支支官兵打得落花流水，提出反映農民要求的某些口號綱領。但他們不能理解社會現象都是古代封建制度的產物，因而不可能從根本上去反對古代封建制度。
如他們普遍反對貪官汙吏，但不可能把貪官當做封建國家的官僚制度的代表來加以反對。梁山好漢對那個昏君宋徽宗，或是微詞埋怨、或是諷刺批判，或是大嚷大叫要“取而代之”，但他們不可能是反皇權主義者,而是幻想有個好皇帝。這一切,我們可以進行分析、總結,但用不著去指責他們。因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他們只能達到這樣的思想水平，此所謂“歷史侷限性”和不必苛求於古人的道理吧。
第二，梁山好漢身上帶有較難避免的社會侷限性。
梁山好漢出身極為複雜，除少數人是農村勞動者和工匠外，絕大多數是形形色色的市民以及文官武將、地當地富豪。這種出身，表明他們原先的社會政治經濟地位有諸多不同，或多或少都會帶著所屬社會階層的侷限性，都會有某些不良表現和落後以至醜陋的習性：
其一：講義氣的狹隘性
梁山好漢都講究義氣，但他們的義氣又帶有狹隘性，往往同“忠”的觀念、同“天命論”觀點、同某些陋習攪在一處。就說招安吧，事實上大多數梁山好漢是不樂於受招安的，但他們忠於所謂“情義”，被“各無異心，死生相托，患難相扶”的“誓詞”，所束縛，不便同宋江分手，所以最終只好跟著宋江一起走下去。
其二：輕視體力勞動者
梁山好漢中,由於來自社會底層的艱苦體力勞動者的人很少。《水滸傳》中沒有提出農民的土地要求，並流露出輕視勞動和農民的態度。那麼，梁山好漢對體力勞動對農民的態度又是如何呢？應當說，是含有輕視意味的。那些從事體力勞動的人，對自己的職業、勞動,沒有任何“自豪感”，反而覺得“倒了黴”，“沒出息”；他們崇高、追求的是“少幹活”又能“成甕吃酒，大塊吃肉”的快活生活。阮氏三雄、朱富等人就是抱著這種思想走上梁山的，有些好漢無正當的職業，如盜墳者、盜馬賊、流浪賊等等,他們的偷盜行徑也往往受到江湖好漢的肯定。那些地方富豪如柴進、史進等，對莊戶莊客們,隨意的使喚，談不到什麼尊重人格。
其三：歧視女性的偏見
在古代社會中,嚴重存在著“重男輕女”，“歧視婦女”的傳統偏見。梁山好漢也大都輕視婦女。他們把婦女看作男人的附屬物，甚至把婦女看作是“禍水”。在書中正當的婚姻和愛情，很少描寫。因為，不近女色被作為英雄的一條戒律。對那些有劣跡或有淫蕩行為的婦女，不僅無比歧視，而且以極其殘忍的手段去懲罰。
其四：報復性強
不少梁山好漢還有破壞性的陋習脾性，殘酷的報復性即是一種。梁山義軍因遭到祝朝奉的拼死抵抗，在攻破祝家莊時，宋江、吳用就曾打算洗劫整個村子；宋江為報黃文炳加害於他的仇恨，即刻興師動眾去圍殲無為軍。又如武松血濺鴛鴦樓時，不分好人罪人連殺十五口。有些梁山好漢好使性鬥氣打架鬥毆，有時竟會無緣無故、莫名其妙地大打大鬧起來。
那些原落草於各個山頭的“山大王”，曾經表現出更多的劣跡。如周通強搶民女做“壓寨夫人”；一些山大王在劫奪富豪商人財物時，也常常傷害一般村民,如少華山的朱武、陳達、楊春便時常“薅惱村坊”，不讓村民上山打獵。有些人還吃人肉和喝人心人肝做的醒酒湯等等。
梁山好漢的如此這般毛病,帶有某種“侷限性”，自然改起來難些，但是，這決不是不可避免的。歷史上許多農民義軍都有嚴明紀律，也很愛惜百姓。因此，部分梁山好漢的這種毛病,應在進行分析的同時，給予批評。
第三，梁山好漢身上還帶有本來是可以避免的各種缺點或錯誤。
晁蓋，缺乏雄才大略，且有較嚴重的個人恩仇觀念，例如他對那個射死自己的史文恭，恨之入骨，是可以理解的。但他把捉得史文恭的人定為山寨寨主就很不妥。
宋江，有極濃重的忠義觀念和名利思想，更把梁山義軍引向投降朝廷的自取滅亡的道路，他的錯誤最多也最嚴重。
吳用，權謀有餘而信念不足。他曾經產生歸順遼國的念頭。另外，他的“誘人上山”計，有時也過於殘酷，如為嫁禍秦明，到青州城下放火殺人,殘害數百無辜百姓。
盧俊義，思想比較反動，且迂腐不堪，是宋江實行招安投降思想的最主要的支持者。
還有如武松的淺薄的社會意識、狹隘的恩仇觀念、封建的倫理道德；李逵的缺乏組織觀念與政策思想，經常“惹是生非”的莽撞，亂砍亂殺的惡習；以及魯智深的急躁,林沖的一度苛且偷安，史進的任性，柴進對所謂“丹書”莫名其妙的迷信，石秀誘殺潘巧雲的殘忍，王矮虎的好色。再如李立、張青、孫二孃的開黑店,把活人蒙倒開剝，做人肉饅頭賣，“以此過活”。張橫撐黑船，謀財害命，稱為“穩善的道路”。戴宗的“草菅人命”，楊志的濃重名利思想，穆弘兄弟的霸道行徑，鮑旭的“平生只好殺人”等等。
我們雖然如此數落了梁山好漢的一大串缺點、錯誤,但是這並不影響梁山好漢的英雄形象。因為他們身上基本的主導傾向，乃是英雄的業績、英雄的行為和英雄的個性特徵。儘管象李逵有那麼一些嚴重缺點，但終不失為一個英雄、一條好漢。在那個“官逼民反”的黑暗社會中，敢於起來造反，敢於同封建朝廷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這便是被壓迫人民的最可貴的精神品德，也是判斷一個人的一條重要標準。
作品正是充分地寫出了李逵在這些方面的優秀表現，而他的質樸耿直，對梁山事業的忠心，對義軍弟兄的情深義重等等，形成了李逵思想性格的主導面，也是李逵所以為英雄的主要根據。至於李逵的錯誤與缺點，有他應負的“責任”，但也有難以完全避免的歷史、時代的局制。例如，在對敵鬥爭中“亂砍亂殺”，便帶有農民起義軍中狹隘復仇的色彩。
總結：俗話說：“金無足赤,人無完人”，生活在古代封建社會的草莽英雄和綠林好漢，自然更不可能是“完人”了。再說,作者以妍媸畢露、清濁必聞的現實主義態度，去展現英雄身的優點與缺點，並突顯其作為英雄形象的主導面，也就是說，作者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的態度，執著於從生活本來面目去揭示生活真理，去描寫真實可信的人物形象，這便大大增強了作品的真實感，強化了藝術感染力，這正是作者的高明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