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年），刘禹锡罢和州刺史调往东都洛阳的尚书省，同时白居易也从苏州返洛阳，二人扬州初逢时，刘禹锡作了一首《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这时韩愈已经去世两年，柳宗元已经去世七年。当年的“铁三角”再也不会回来了，因此诗中的“怀旧”字眼显得格外伤感。生离还有书信，死别只能无奈。曾经的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让刘禹锡久久难忘？
韩愈去世的时候，刘禹锡写了一篇《祭韩吏部文》，其中回忆了当年跟韩愈以及柳宗元的友情，翻译成白话文是这样说的：“自从结识了韩愈您，我的心情都是非常愉快的，您不但才学丰厚，又勇于追求真理。您经常用很精辟的语言开导我，让我醍醐灌顶，思路变得很开阔。咱们两个人风格各不同，您是长于写文章，我是长于议论，咱两的关系就像矛和盾，你来我往，争论不休，往往还争得不可开交，每当这时候，柳宗元就站了出来，他会笑眯眯的很和蔼的在我们两个之间打圆场，但这绝对不是和事老，该坚持原则的时候，还是依然坚持。回想起当年的这些愉快时光啊，就好像还在昨天一样。”可以说，这是他们三人友谊的一个缩影。
那么这样有趣的三人当初是如何相识的呢？这得从他们当年一起参加的科举考试说起。
从贞元二年（786年）到贞元十一年（895年）这九年间，韩愈一直在长安参加科举考试，虽然登上了进士第但又卡在了博学宏词科的考试上。相比之下，柳宗元和刘禹锡就幸运得多了，没有太多曲折，贞元九年（793年），
刘禹锡与柳宗元同登进士第，之后又是很轻松的通过了博学宏词科的考试。对于很有名气的老考生韩愈，想必刘禹锡和柳宗元是有所听说的，所以相识也就成了必然，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三人是同学。到了贞元十九年（803年），很巧的是，韩愈、柳宗元以及刘禹锡均陆陆续续调到了御史台任监察御史，所以他们三人又是同事，这就给了他们互相了解的机会。有趣的人就像磁石，有一个自己的磁场，所以他们三人一互相靠近就自然而然的互相吸引在了一起，因此他们三人又是私交很好的朋友。他们三人经常在一起谈天论地，一起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往往都是促膝长谈到深夜，一说就根本停不下来。这样，他们三人的友谊既因为当年同学而源远又因为后来同事而流长，唐朝“铁三角”也就因此形成。而后他们这三块“磁石”结合后而产生的新“磁场”，不仅让他们三人自己倍受启发，又对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当然，这是后话。
贞元十九年（803年）十二月，刚就职监察御史不久的韩愈上奏了一篇《论天旱人饥状》疏后被贬为了连州阳山县令。当时长安地区发生旱灾，农民颗粒无收，但当时的京兆尹李实这人很坏，为了讨好朝廷，不但没有上书要求减免当年的税赋，反而欺骗德宗可以照收税赋进而横征暴敛，借机中饱私囊。负责监察的韩愈当然不会视此番恶毒的作为不管不问，就写了一篇客观的报告，也没有针对谁，委婉的汇报了长安地区旱灾的情况。但李实并没有放过他，就这样韩愈被贬到了离京城长安千里之外的连州阳山（今广东省清远市中部）当县令。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后来德宗驾崩，李实也被贬官了，但令韩愈奇怪的是，自己还是迟迟没有被召回长安，只是调到了离长安稍近的江陵（今荆州）任参军，这就让韩愈开始思考自己到底得罪谁了。思来想去，韩愈确定了目标，当时韩愈写了一首《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其中有一个片段是这样说的：
同官尽才俊，偏善柳和刘。
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仇。
二子不宜尔，将疑断还不。
翻译成白话文的意思大概就是：“当时同朝为官的人都是才子俊杰，但朝廷却偏偏只器重刘柳他们两个。我开始怀疑是不是刘柳二人把我当时只对他们说的一些关于朝政的议论泄漏了出去，从而造成了我现在的困境。我现在还难以断定，可我愿意把话先撂在这，他们两个肯定有问题。”
虽然韩愈很欣赏刘柳二人的才华，也很重视他们之间的友谊，但韩愈为什么会这样想呢？这就不得不提到“永贞革新”，当时德宗驾崩，太子李诵即位，是为唐顺宗，急于改变当时唐朝内忧外患现状的顺宗接受了以王叔文为代表的“革新派”意见，以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反对宦官专权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柳宗元和刘禹锡很早就是王叔文的同盟者了，但韩愈一直是一个局外人，与此同时他们三人又是私交很好的朋友，私下里韩愈跟刘柳说的一些关于当今朝政不好的议论，可能在柳宗元和刘禹锡的无意中传到了别人的耳朵里，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当时王叔文的“革新派”把持着朝政，韩愈又无端久久不被召回长安，这就难免造成了韩愈的这种猜疑。
被调往江陵的次年六月，“永贞革新”已经失败，朝政由刚即位的唐宪宗把持，于是韩愈被召回长安，官授权知国子博士。这让韩愈很欣慰，不管当时是不是刘柳造成的韩愈被贬，回到长安的韩愈都既往不咎，依旧跟刘柳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在当时看来可能只是韩愈的大度，但在今天看来，却是意义非凡。独木难支，团结更有力量，这三位文化巨人密切交流所创造的“磁场”，究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贡士李翊向韩愈请教写文章的技巧，韩愈回了一封《答李翊书》，由此揭开了“古文运动”的序幕。古文这个概念是韩愈首先提出了的，指先秦两汉时期的散文，是相对当时统治文坛的骈文而言的，骈文源于汉末，从南北朝开始一直盛行到韩愈所在的中唐，句式固化，堆砌辞藻，往往影响表达。韩愈极力反对这样的文风，因此在《答李翊书》中提出了“务去陈言”的观点。
柳宗元知道韩愈的想法后鼎力支持韩愈，在探讨中共同提出了文道合一、气盛言宜、文从字顺等观点。他们不仅高谈主义，而且反躬践实。在创作上，韩愈柳宗元用一种摆脱陈言俗套、不讲声律、辞藻以及排偶的自由抒写文风，写出了内容复杂丰富，形式多种多样的大批文学作品。
韩愈的议论文《师说》打破了封建传统的师道观念，给后代树立了老师的标准：传道授业解惑；韩愈的应用文《送李愿归盘谷序》借隐士李愿的嘴，对得意的“大丈夫”和官场丑恶，作了尽情的刻画和揭露；韩愈的叙事文《张中丞传后续》记述了许远、张巡、南霁云等死守睢阳英勇抗敌的事迹，绘声绘色，可歌可泣；韩愈的抒情文《祭十二郎文》结合家庭、身世和生活琐事，反复抒写他悼念亡侄的悲痛，长歌当哭，动人哀伤。
柳宗元的寓言故事《黔之驴》利用驴的比喻形成了外强中干的小人写照，黔驴技穷的成语至今耳熟能详；柳宗元的传记散文《种树郭橐驼传》借助郭橐驼养树顺其天性的道理在当时讽谏了统治者频繁的政令使农民不堪其烦，而后这个寓意又延伸到了更广的方面；柳宗元的山水游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纯以写景取胜，生动细致，精美异常，读来仿佛身临其境。
这样的文风引起了当时文坛的注意，众文人墨客纷纷向韩柳学习，韩愈是这样形容当时的盛况的：“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意思是：“衡山和湘水以南中了进士的人，纷纷来向柳宗元学习古文。”因此韩愈和柳宗元成了当时文坛的领袖，一举打破了骈文的统治地位。
韩柳去世后，骈文重新崛起，但到了北宋时期又一次掀起波澜，当时以欧阳修为首，再一次掀起了“古文运动”，从此韩柳古文成为传统，再到后来的明代唐顺之、归有光等的古文和清代“桐城派”的古文，都是继承并发展了韩柳古文，直到“五四”新文学运动，才被白话文所取代。
可以说，韩柳古文传统支配了中国文坛一千多年，直到今天，他们的古文仍然有影响。如果说韩愈与柳宗元是志同道合的朋友，那刘禹锡就是跟柳宗元穿一条裤子的兄弟。两个人都是少年成名，并在贞元九年（793年）同登进士第，同登博学鸿词科，又同为监察御史，同在王叔文的“革新派”，之后又同样被贬，亲兄弟都不一定有这么多深刻的共同经历。因为关系太过密切，他们的思想甚至都是相似的。
柳宗元应对屈原的《天问》作了一篇《天说》，文中探索自然现象，提出一切现象都是自然存在的，并不因为人的意志而转移，表现了朴素的唯物思想。刘禹锡读了柳宗元的《天说》之后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唯物思想，作了《天论》三篇。这对爱寻根探底的兄弟，在当时可能只是都喜欢那种思辨的感觉，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思想是很有进步意义的，但这放在今天来看，是可以让我们吃惊的，在普遍强调唯心思想的当时，能思考出另一种别开生面的答案，是难能可贵的。
除了思想，他们在诗歌上也有表现。
在诗歌上，一向以刘柳并称，他们都是中唐时期的代表诗人。当时白居易称刘禹锡为“诗豪”，宋代苏轼、黄山谷对他也很推崇。刘禹锡的山水诗是一绝，改变了当时襟幅狭小、气象萧瑟的诗风，而常常是写一种超出空间实距的、半虚半实的开阔景象，如《望洞庭》 ：
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
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
开头在静谧空灵的山光水色中融入了诗人的主观情感，构成了一种恬静平和的意境，进而把镜头拉伸，勾画出一幅美丽动人的洞庭山水图。柳宗元的《江雪》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柳宗元用短短二十个字刻画了一个在茫茫大雪中寒江独钓的老翁形象，形成了幽僻孤冷的意境，读来画面感异常强烈。刘柳的写景诗句读来都有一种画面美，这可能就是他们私下里交流密切的结果。
总的来说，他们三人互相影响，彼此取长补短。韩愈和刘禹锡是唇枪舌剑的辩友，刘禹锡和柳宗元是穿一条裤子的兄弟，柳宗元又和韩愈是志同道合的文坛拍档，就这样成就了唐朝的一出绝无仅有的“三重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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