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勢論的緣起（二）
文/大可先生
崔瑗所處的時代，正是經學盛行的時代。早在漢武帝時期，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政策，奠定了以後儒學在中國社會的正統地位。以董仲舒為核心的“天人感應”學說幾乎一枝獨秀，在文化思想界可謂所向披靡。而後造成的直接後果就是讖緯之學的盛行。
大可詩生活·一日一詩書
一方面，以《周易》為代表的中國文化所具有的樸素唯物論傾向的陰陽五行學說，在東漢一度為讖緯神學所吞沒；另一方面，《周易》對中國古典美學乃至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產生重深影響的象徵思維模式，在東漢亦一度被強化甚至濫用到了空前絕後的地步。從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學說到京房易學；從《黃帝內經》到《淮南子》再到《史記》皆無不大侃陰陽災異，無不承襲《周易》的象徵思維模式。據史書記載，崔瑗十八歲時曾遊學京師，是時京房易學仍十分流利。崔瑗因此而熟諳這種學說自不待言。與董仲舒相比，京房似乎更能發揮《周易》思維模式的特點，他直接從《周易》的象徵出發，不象董氏那樣採歷史比附，而是直接以象類相比附。比如《漢書·京房傳》寫道：“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可見，京房的這種災異模式幾乎發展到了可以隨心所欲地比附一切自然歷史現象的程度。這種思想（或者稱為“思維”）直接對崔瑗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並且，這在崔氏的書法美學思想中也體現出其中之“味”來。
大可詩生活·一日一詩書
崔瑗所著《草勢》，是我們目前可見到的最早的成篇論書文字之一，也是最早的以“勢”為命題提出來的書論專著之一。該文是一篇以讚頌草書為主題的小文章，全文只約200餘字，見存於西晉衛恆的《四體書勢》中。在這裡，崔瑗首先回顧了早期書法的發展歷程，並針對當時書壇出現的一系列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
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剿其墨翰，惟多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略，應時諭指，用於卒迫，兼功並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
大可詩生活·一日一詩書
東漢書法藝術正處於大變革之中。表現在：一、隸書蠶頭雁尾等“美化”筆畫的出現與完善，標誌著人們的書法藝術觀由自發上升為自覺；二、由民間快寫“俗體”發展而來的章草經過文人書法家的整理與美化，形成了便捷流美的新草書。這種新字體（草書，實際上是章草）一出現，立馬獲得了社會各界的歡迎。但也不應否認，面對這種全新的事物，一小撮思想保守的大臣、學者一時不能理解，難以接受，於是採取種種方式進行排擠、壓制，企圖維護原先書法藝術領域的原有保守的秩序。對此，崔瑗提出了批評意見：“爰暨末葉，典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剿其墨翰，惟多佐隸，舊字是刪。”他認為：草書之興，乃是“應時諭指”。草書之所以能夠廣泛流行，也是社會生活發展致使書法發展與其日益密切關係的結果。它的流行給社會帶來了極大的便利。從實用的角度出發，不能給予壓制，應予熱烈歡迎才是。崔瑗留給我們的啟示是：對於新生事物，我們應投以積極熱情的態度，不能因循守舊、唯古是尊。
